内容摘要：《一天》的叙述者“我”作为单妮的叔叔，与单妮死后引发的赔偿事件保持较远的心理距离，对一天内发生的事情冷眼旁观，营造出戏谑可笑、荒诞不经的反讽效果，具体可以从情景反讽、人物反讽和结构反讽三方面得到印证。从反讽的修辞层面、哲学层面出发，可以解读出小说蕴含的多重反讽意图，表达出作者对现实中世俗卑琐人性的道德批判意识，对生命、存在之荒诞、偶然的生命悲剧意识以及面临无常命运的超然意识。
　　 关键词：《一天》 悲剧 反讽
　　小说《一天》涉及到当下社会的医闹索赔问题，此事确实是田耳的亲身经历。一对双胞胎，妹妹双洁于八年前在和弟弟嬉戏的过程中意外跌落，送医不治身亡，家属已有医闹迹象，最终在亲人说服下免于闹事。时过八年，姐姐单妮又在校坠楼，一场医闹正式上演。田耳以一个与死者既是亲属却又相对隔离的“见证人”的角度，叙写单妮死后的赔偿纠纷。小说描写了亲属轮番登场、一再加码的谈判过程。其间，滑稽可笑的人物和场景使单妮死后的悲剧感在长达一天的索赔过程中消失殆尽。借由赔偿事件，作者揭示出人性中的丑恶与坚韧，同时表达了独特的生命体验。
　　一.冷静客观的视角
　　小说中，叙述者刻意与叙述对象保持清醒的距离，保持了情感的极度克制，采取较为漠然疏离的叙述方式来呈现全文。这种冷静客观的视角一方面还原了生活的客观本真，一方面也造成了价值判断和情感立场上的含混，形成了反讽叙述。
　　“我”身为单妮的叔叔，但小说整体上还是以一个见证人的视角来观察整个事态的演变。面对复杂的赔偿纠纷，“我”能保持一贯的冷静理性的态度，几乎没有情感的表达与宣泄。作者的叙述不动声色极为节制，极少展露出人物的内心活动。作者对于死亡的态度是冷静、克制、理性的，视死亡为生命中的常态，消除了對死亡的感伤情怀，把死亡以再正常不过的冷静口吻叙述出来：“那一刻双洁被宣告死亡，死亡在我印象中也失去所有弹性。死亡就是死亡，死亡只能是死亡……”
　　“我”身处复杂的赔偿纠纷之中，但思绪和视线总在四处游走。随着叙事者“我”视角的变换和对往事的不断追叙，频频引出不同的人物及人物关系之间的较量。“我”对赔偿方人物（宿管欧春芳、班主任宋奎元、教导主任范宗培、校长禹怀山、县教育局副局长江道新等人）的面貌、性格、神态、衣着、行为举止以及身份背景作了极为细致的观察和描述。同样的，借助“我”的目光，死者单妮的亲戚纷纷登场，“我”颇有耐心地交代清楚所有人的生活轨迹和生命历程。然而，“我”对自己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又异常清醒，只好不断地努力拉回自己游离的思绪：“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任何一个理由去鉴赏一个女人的样貌。”诸如此类的还有：“这时，去回忆往事，显然不是时候”，“我提醒自己不要想太多”，“这是个悲伤的日子，现在不适合开小差”。作为单妮的亲叔，“我”似乎只是个单纯的旁观者，和赔偿事件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与三凿一家悲痛的精神面貌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消解掉了赔偿过程的紧张感和单妮死后的感伤情绪。
　　小说采用冷静客观的叙述语调既是一种叙事技巧，更源于对复杂日常生活的敏锐洞察之后产生的怀疑精神。当赔偿双方孰是孰非难以抉择时，试看“我”的内心活动：“但是，必须承认，我只是一个三岁女孩的父亲，突然介入一个十六岁女孩的死亡事件。这个上午，有些事情看上去仿佛明白，再一琢磨又总不得要领”。凸显出“我”对于赔偿事件时常怀着审慎的态度，对突发事件总能葆有一份理性的怀疑精神。小说提到，“我”妻子是县医院护士，平日里“给我处事公正的印象”，两年前她所在医院曾发生过医闹事件，妻子极力为医院辩护以证明患者之死与医院无关，但经第三方医疗鉴定后，患者之死由医院承担全责。“那以后，处于事中，我就会反复告诫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懂，不要不懂装懂。其实，你他妈确实不懂！”，“我敢保证肖石辉搞不懂，因为我自己就没搞懂”。人的自私利己性和盲目自信往往容易蒙蔽自己的双眼，失掉对所处环境和自身的客观理性的判断。由此，“我”虽是死者亲属，但因为怀着对生活的审慎态度，刻意拉开与赔偿两方的距离，采取冷静客观的叙事视角，不轻易对赔偿事件双方进行判断，实则源自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正是在远距离的审视中，完成了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和批判意图。
　　二.反讽的手法
　　《一天》充斥着反讽的笔法，作者用调侃、幽默的笔调消除了死亡的严肃与沉重。作者让赔偿双方的人物轮番登场，营造出种种滑稽可笑、荒诞不经的场面。同时，小说间或插入回忆片段，或是不紧不慢交代不同人物的来历，或是插科打诨式的几句玩笑话。在主要矛盾冲突（赔偿双方）之外，衍生出次要矛盾冲突（我父——五叔、三叔——三凿、我父——小彤、三叔——杨环秀），这些都打破了叙事的完整性，消解了死亡的严肃和沉重。
　　小说通过相对独立的情节和场景营造出了整体的反讽效果，以下举例来说明作者死亡书写中的情景反讽。在侄女被宣告死亡后，三嫂哭得凄惨之际，但作者仍不忘介绍乡村习俗：“忘了说，我们同是土家族，纵然时代不同，女人不用练习哭嫁，显然也比别族更多一些哭的天分。或者，这是来自族群的基因密码。”这样调侃式的口吻延缓了叙事的进程，缓和了双洁死去的紧张沉重之感。后文中多次提及了土家族的哭丧风俗，在一定程度上又丰富了文本的内容，增添了趣味性，使小说张弛有度。再比如，三凿一家在路边点钞确认赔偿金额的场景，三凿“像捧骨灰盒一样把钱捧上车”，对待金钱的庄严神圣之感与满是滑稽荒诞的赔偿事件形成鲜明对照。
　　其次，小说中的人物反讽从赔偿方和死者家属方可见一斑。教师，作为春风化雨的教育者，肩负着神圣崇高的职责，而小说对教师形象的书写颇具有解构意味。教导主任范宗培的潮骚形象与人民教师本该具有的整洁庄重、自然得体的仪表形成强烈的反差，给读者以巨大的视觉冲击。班主任宋奎元原是体育老师，“反复争取当班主任，多拿津贴”。高级中学资深女舍管欧春芳，“靠门卫室一部电话赚外快”。这里面固然有生存之艰辛，但当一支教职工队伍全部充斥着缺乏教师素质的世俗人员，其荒诞可笑也不言而喻了。作者将滑稽可笑的教职人员引入到赔偿事件中，消解了事件的严肃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