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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终于又可以“卖贷款”了,决策层这一次放开这道闸门的力度和决心比8年前要大得多。
8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提出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在交易所交易;对于风险较大的资产则不纳入试点范围,不搞再证券化。
信贷资产证券化,就是银行将自己的贷款资产,也就是债权打包,形成一个证券产品(主要是债券)卖给投资者,通俗地讲就是“卖贷款”。
通过此举,银行可以先行回笼资金,用回笼的资金再去放贷款,实现杠杆放大收益,并把“卖出贷款”的风险转移给了购买对应证券产品的投资者;而承担了风险转移的投资者则可以分享到银行贷款长期稳定的收益,有更多的投资品可以选择;对企业来讲,银行回笼的资金再释放出来,可以支持实体经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很多人担心这会让中国陷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金融失控,但这种情况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还不会出现。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银行向原本信用评级低、偿还能力差的借款人提供住房抵押贷款,紧接着把这些低质量的次级贷款证券化,变为高评级高收益的次级债券及其衍生品卖给投资者,回笼的资金放贷给接下来的低评级借款人。
这样加杠杆的做法推高了房屋价格,促使更多原本没有资格贷款的借款人纷纷从银行贷款,最终导致金融机构资金链断裂,并向全球传导。
那时美国专业化的抵押贷款银行的杠杆率(总资产/净资产)达到疯狂的10到30倍,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中国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在一段时间内并不会出现2008年美国那样的情况,有几个原因。
首先,目前中国的银行没有放松房屋抵押借款人条件的动力,因此也就不会形成大量的房屋抵押次级贷款。
次贷危机前美国金融机构之所以愿意把贷款放给不具备贷款条件的借款人,是因为美国2002年至2004年一直执行超低的利率政策,美国银行和住房抵押贷款公司为了追求较高的收益率,纷纷降低贷款条件。也就是说当时低利率的美国,房贷是银行争抢的高收益资产。
而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三年来一直维持在3%以上,远高于美国危机前1%的联邦基准利率。相对当时美国银行争抢的高收益房贷,中国支持首套房的利率打折政策,贷款给企业有更高的上浮利率收益。央行收紧银根的状况下,银行对房贷并不积极,房贷不打折、贷款要排队等待成为常态现象。
其次,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之前几轮试点,每轮发行仅几百亿元人民币,新一轮的额度也仅2000亿元。
信贷资产证券化处于起步期,规模小,暂时没有引发危机的能力。美国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量在次贷危机前的2006年达到了2.9万亿美元高峰,虽然2008年危机爆发,年发行量跌至1.5万亿美元,但之后逐渐恢复。2012年美国证券化产品发行量达2.2万亿美元,余额9.9万亿美元。
再次,从国务院和央行等监管部门指引来看,新一轮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先从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开始,对于风险较大的资产则不纳入试点范围,不搞再证券化。
不过,尽管此次监管部门特别强调“卖贷款”的试点范围,以及以上几条原因,中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不会引发大规模危机,但实际上风险最容易出现的环节恰恰就在地方债打包上。毕竟当年的国有企业债转股实际上也是一种转移不良资产的“甩包袱”行为。而监管层要做的就是让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我们所说的所有贷款也好,理财产品也好,最终这些都会被归结为“国家信用”或“政府信用”担保上。但这些看似自然的“联想”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它行吗?
8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提出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在交易所交易;对于风险较大的资产则不纳入试点范围,不搞再证券化。
信贷资产证券化,就是银行将自己的贷款资产,也就是债权打包,形成一个证券产品(主要是债券)卖给投资者,通俗地讲就是“卖贷款”。
通过此举,银行可以先行回笼资金,用回笼的资金再去放贷款,实现杠杆放大收益,并把“卖出贷款”的风险转移给了购买对应证券产品的投资者;而承担了风险转移的投资者则可以分享到银行贷款长期稳定的收益,有更多的投资品可以选择;对企业来讲,银行回笼的资金再释放出来,可以支持实体经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很多人担心这会让中国陷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金融失控,但这种情况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还不会出现。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银行向原本信用评级低、偿还能力差的借款人提供住房抵押贷款,紧接着把这些低质量的次级贷款证券化,变为高评级高收益的次级债券及其衍生品卖给投资者,回笼的资金放贷给接下来的低评级借款人。
这样加杠杆的做法推高了房屋价格,促使更多原本没有资格贷款的借款人纷纷从银行贷款,最终导致金融机构资金链断裂,并向全球传导。
那时美国专业化的抵押贷款银行的杠杆率(总资产/净资产)达到疯狂的10到30倍,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中国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在一段时间内并不会出现2008年美国那样的情况,有几个原因。
首先,目前中国的银行没有放松房屋抵押借款人条件的动力,因此也就不会形成大量的房屋抵押次级贷款。
次贷危机前美国金融机构之所以愿意把贷款放给不具备贷款条件的借款人,是因为美国2002年至2004年一直执行超低的利率政策,美国银行和住房抵押贷款公司为了追求较高的收益率,纷纷降低贷款条件。也就是说当时低利率的美国,房贷是银行争抢的高收益资产。
而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三年来一直维持在3%以上,远高于美国危机前1%的联邦基准利率。相对当时美国银行争抢的高收益房贷,中国支持首套房的利率打折政策,贷款给企业有更高的上浮利率收益。央行收紧银根的状况下,银行对房贷并不积极,房贷不打折、贷款要排队等待成为常态现象。
其次,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之前几轮试点,每轮发行仅几百亿元人民币,新一轮的额度也仅2000亿元。
信贷资产证券化处于起步期,规模小,暂时没有引发危机的能力。美国证券化产品的发行量在次贷危机前的2006年达到了2.9万亿美元高峰,虽然2008年危机爆发,年发行量跌至1.5万亿美元,但之后逐渐恢复。2012年美国证券化产品发行量达2.2万亿美元,余额9.9万亿美元。
再次,从国务院和央行等监管部门指引来看,新一轮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先从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开始,对于风险较大的资产则不纳入试点范围,不搞再证券化。
不过,尽管此次监管部门特别强调“卖贷款”的试点范围,以及以上几条原因,中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不会引发大规模危机,但实际上风险最容易出现的环节恰恰就在地方债打包上。毕竟当年的国有企业债转股实际上也是一种转移不良资产的“甩包袱”行为。而监管层要做的就是让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我们所说的所有贷款也好,理财产品也好,最终这些都会被归结为“国家信用”或“政府信用”担保上。但这些看似自然的“联想”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它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