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时通过申请纽约大学的海外学习中心，来到伦敦学习。在纽约大学本校上课和到伦敦学习中心最明显的区别是：课堂的规模和考勤制度不同。
　　达尔文主义的课程
　　通常，我们在考勤较松的课上会感觉自在，例如，纽大本部的认知心理学课。虽然课堂人数很多，但教授很自信，从来不记考勤。尽管这门课各种理论和相关实验内容特别多，需要很强的理解和记忆能力，但教授的PPT内容清晰，图表归纳详细，再加上助教在讨论课上的辅导，我们反而感到学习起来很轻松，甚至偶尔会溜出去晒晒太阳、逗逗鸽子。我还挺喜欢这种教学方式的，这大概就是“大学达尔文主义”的课程打开方式吧。
　　上大课的好处是你可以“人在曹营心在汉”，而在小课堂里你想溜号都很难。伦敦学习中心的课堂规模都很小，没有助教辅导，教授几乎包揽所有教学任务。
　　给我们上哥特文学课的教授虽然年龄很大，但是讲课生动，尤讲哥特文化起源时画面感极强。上课一副“我讲你听”的传统做派，我们只管上课做笔记回家看书。有时教授会带来老电影，给课堂增添哥特风格的悬疑气氛。我记得其中的一部电影里，主人公正在路边的房子里避雨，突然听房主说这里被诅咒过，于是气氛变得诡异起来。教授却说，他最喜欢电影里“来，吃个土豆”这句台词出现时的滑稽场面。
　　因为早期电影拍摄技术不高，人物化妆相对简陋，演到有悬念的部分时往往令人发笑：不是双方的打斗和挣扎过于戏剧化，就是故事情节还不够曲折，显得那些反派角色很呆萌。
　　还有一次，在讲《吸血鬼德古拉》这本书的时候，教授让我们都咬一下自己的胳膊，问我们发现了什么？大家一脸茫然。“德古拉受害者脖子上只有两个圆点的牙印。你们的牙印也是这样吗？”我们看着胳膊上的两排牙印，摇了摇头。“也许吸血鬼的虎牙更长？”有人问道。
　　教授说：“只有蝙蝠才会留下那样的印！德古拉会变成蝙蝠去袭击别人！”“那蝙蝠的下牙不会留印吗？”一个学生问道。我们以为教授会无言以对，谁知他笑了，并得意地说：“显然这个作者没有被蝙蝠咬过。”
　　在纽约本校，每门课除了一周两次的教授大课之外，助教还给我们上一次小班讨论课。教授们乐于传道和授业，助教们则负责给我们解惑、批改作业、指导我们写论文。讨论课一般会围绕课堂内容主题展开。发言通常是按座位顺时针轮流进行，我们也会提出各自的问题跟助教交流，有空时还聊聊人生。与教授的交流多是通过邮件进行的，有时我们也会在办公室开放时间向教授当面请教。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化与文化背景”这门课的助教。她正在读文学博士，原是位中学英语教师，人非常和蔼。她对我们在讨论时提出的不同观点都很包容，也鼓励我们以自己的思考方式形成对同一作品不同的见解。
　　她办公室的门永远开着，只要约好了时间就可以过去和她“聊人生”。多亏了她，我完成了一篇至今引以为自豪的论文：《论〈威尼斯商人〉中“节俭”、“奢侈”概念与爱的关联》。
　　在伦敦学习中心，教我们十九世纪文学课的教授很年轻，也很讲民主。上课时，我们首先轮流介绍自己眼下正在读的小说，然后提出一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教授善于交流，喜欢听每个人的发言，从不否认我们对小说的解析，你不会为自己或过于大胆或过于粗浅的见解感到尴尬，而且常常由我们的讨论带动着课堂的方向。我很享受这样的教学方式，教授的点头和赞许是不是也说明她从学生的讨论中获得灵感了呢？
　　在学习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时，教授还带我们去参观了狄更斯故居，看到了小说里提到的酒吧、旅店和法院等旧址。参观那天阴天，雾蒙蒙的，让我们体验了小说开头那“到处都是雾”的景色，就好像穿越到了十九世纪的伦敦街头。
　　论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