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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朝阳区边缘的皮村，记者见到了“打工春晚”的操盘者王德志。在央视已经无法垄断“春晚市场”的2012年春节，这场春晚因由农民工自导自演而独树一帜，更因意外地请到崔永元主持而火速蹿红。
只是，在那一片喝彩声中，是否也有人静下心来细细体会，剥开精彩纷呈的外壳，去看看其内里包裹着的一个“低微”阶层发出的集体呐喊？
一场关于命运的抗争
柏油公路的末端是绵延一公里的两排破旧单层民房，王德志身穿一件干净而简陋的羽绒服早已等候在小院门口。
王德志出生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旗跃进马场，家里靠20亩葵花地维持生计。儿时的他成绩很好，总是梦想通过考学走出农村，但贫寒逼迫他刚念初一便辍学。1995年，王德志已经虚岁二十。王德志自诩善于表达，想到了去北京说相声。
那年全家的收入共1500元，王德志偷偷揣上700元，挤进了开往北京的硬座。第二天一早，他赶到中央电视台的传达室。“我想参加今年春晚的相声。”透过厚厚玻璃上的传声孔，王德志向传达员喊话。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瞟了他一眼，用“京片子”回了一句，“哪儿来的呀？”接下来，她再也没有看他一眼，只是低着头告诉他，今年的春晚已经录完了。随后，王德志被一队上访的外地人推了出来。
深秋的北京阵阵寒意，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待下来吧，学相声，王德志作出了决定。可待下来谈何容易？捏了捏兜里的600元钱，王德志被命运甩进了数以百万计的打工队伍。
一晃已是2002年，他离相声的梦想已经越来越远。这年，他从《北京晨报》的中缝广告中看到了一则相声培训的广告，交了400元学费。师傅门下收了不少和王德志一样怀揣着文艺理想的农村来的打工仔，但唯独偏爱他，因为他勤奋好学，而且是唯一不拖欠学费的。师傅甚至将自己的孙子配给王德志当“捧角儿”。师傅经常安排徒弟们去工厂、社区和部队义演，王德志终于有了登台说相声的机会，也因为这些舞台认识了孙元、孙桓等与自己有着同样身世和理想的人。他们越走越近，“新工人艺术团”便渐渐有了雏形。
王德志说，此前自己就像被洪水冲走的蚂蚱。洪水卷来一个面包，他就啃几口面包；洪水卷来一口白菜，他就咽下白菜。只有和哥们儿们在一起，那才像是踩到了小绿地。也正是在那时候，王德志有了最懵懂的“阶层意识”：既然都是外来打工者，他们只演反映这个阶层的节目，也只给这个阶层演出。
子弟学校，改变孩子未来的真假命题
2002年前后，香港乐施会给王德志所在的艺术团提供了首笔资助：全团10多个人，每月能领到2000元的工资，但要完成平均每周一次的义演。这一年，打工艺术团开始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崔永元的“小崔说事”请过他们，外省市的电视台也请他们录节目，纸媒的采访更是铺天盖地。建筑音像出版社的某领导得知这个消息，力排众议地给他们出了一张唱片。因为这名领导早年也在建筑工地工作过。
《天下打工是一家》这张唱片卖得很火，艺术团总共拿到了7万多元的版税，这是他们平生得到的最大一笔劳动所得。怎么用？一位兄弟提出办个打工学校。没有一个人反对就定了下来。在京郊的金盏乡，他们租下了几所平房，筹备起了“皮村同心实验学校”。
那时候，王德志和几名兄弟还挤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平房里，他们“天真”地坚信，可以通过教育让这个“阶层”的孩子们在成年后离开他们的“阶层”。
他们聘请的老师一半持有教师资格证，还有一些是打工者里的民办教师，剩下的是志愿者，但他们的学校始终没有取得市政府认可的“办学资格”。王德志平静地对记者说。市里“清理”打工子弟学校的进度几乎和城市化的速度如出一辙，城市开进到哪里，这些学校就毫不留情地从哪里消失。如今，市政公路已经修到了学校，钢筋混凝土伴随的轰鸣也奏响了金盏乡的开发热曲。父亲们把自己的苦力融入到城市的未来，也在同时赶走自己孩子的未来。这很讽刺。
这是中国城市化高歌猛进背后的畸态，个中的苦涩和心酸王德志不想说，但记者体会得到。
今天的王德志已经少了当年办学时的理想化。现实告诉他，通过学习来改变“阶层”的上升通道，只是在理论上还存在。二三十年后，孩子们中也许会出那么一两个博士、科学家、官员，甚至还会有几个老板，但绝大多数依然还是会重复父母的工作和生活。如今，他只是希望这批孩子在通过自己的劳力维生的时候，能有一些起码的尊严。
王德志必须面对高年级的孩子们。刚办学时，有官员告诉他，市里的政策会变的，将来的公立学校会接收外来务工子弟。5年过去，市政府到底出台了“初中按居住地接收学生”的政策。但在金领和白领拿着赞助费都挤不到一个就读资格的当下，这个政策对王德志们来说只是镜中月。好在大兴的一家职业中专同意接收这里的毕业生，王德志多少有些欣慰——
既然大部分的孩子未来还是打工的命，高级技工总比纯靠体力要好些。
草根呐喊，打工春晚的火爆逻辑
如今，新工人艺术团还在定期为打工者义演，受外地工友邀请他们还进行过全国巡演。他们把自己的“阶层意识”编入歌舞、相声、小品中，比如《咱们工人有力量》，比如《黑心老板欠工钱》，比如《谁在贡献中国经济成长》，自然是得到了打工者们的欢迎，但有时候也会遇到麻烦。
当小品中正在讽刺老板出尔反尔时，坐在前排的老板像被电击一般跳上舞台，手臂一挥吼道：“别演了，别演了！”顿时电闸一关，舞台暗了下来。类似的经历，他们前两年碰到了不少，尤其是当他们名气越来越大，老板们有的干脆给他们闭门羹，有的在邀请前要求审查节目。王德志对越来越歌舞升平的演出渐渐失去了兴趣，舞台也渐渐转移到了“社区”。
王德志所说的“社区”，指的是收入最低的外来打工者聚居的地方。
和王德志交谈，记者很强烈地感到他用词“考究”。比如，交流之初记者用了“农民工”这个词。为了淡化“民工”这个词引起的歧视，世纪之初官方创造了“农民工”这个中性词汇，但王德志仍然认为这个词汇“不讲究”，他更坚持用“工人”来表述这个群体。和记者“谈判”后，我们都才认可“打工者”这个称谓。比如王德志所谓的“工厂”，其实专指的是“以体力和简单劳动进行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私营中小企业，以及建筑工地”。老板就单指民营企业主。而他所谓的“阶层”，也早已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语境下的“阶层”了。
相比用词的“考究”，更让记者“如履薄冰”的是，每当记者试图用老板的立场去启发接下来的话题时，王德志就会一改起初的平和，要么轻蔑，要么愤怒。“老板有什么可怜的？他的哪一分钱不是在我们身上赚取的？”“不排除有个别的老板很善良，但我们说的是这个‘阶层’”。
——是归咎于他的“阶层局限性”，还是因没有这群人的人生经历而无法“感同身受”？记者至今依然无法释怀。
谈及“打工春晚”，在作为操盘者的王德志看来颇有些信手拈来。
节目都是现成的，无外乎再创作一两个新的；演员也是现成的，无外乎从外地请几个同行做外援；舞台是现成的，在金盏乡长租了一个仓库，改建成了能容纳300人的剧场；观众更是现成的，不担心空场，只怕容纳不下。孙桓无意提到请崔永元客串，因为央视那么多主持人他们只和崔永元对过话，只是一个创意而已，没有抱多大希望。孙桓在微博私信里向崔永元发出了邀请，当收到回复“如果没有更重要的活动，一定来”时，他们依然认为这纯属“礼貌性的回绝”。
直到演出举行前的一天下午，崔永元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才相信，崔永元真的来了。
事实上，崔永元竟真的是推了一场“更重要的活动”来主持他们的春晚——这天，他缺席了中国慈善年会。本来，他应该作为传播公益的先进典型，在官员和明星云集的会场里接受致敬，获得奖杯。
“感谢崔永元，他的主持让这台春晚的曝光度增加了一倍。但他不来，这台晚会照样会办，也会受到关注。”王德志很是自信。
采访这天是龙年的正月十六，“打工春晚”的视频在网络上依然保持着一个月以来的高热度。采访的前一天，央视破例取消了延续20年的“我最喜欢的春晚节目”揭晓，此前有无数网友提议将“特别奖”颁给王德志和他的新工人艺术团。
王德志不是记者此前在脑海里想象的那类打工者：他没有标新立异的“文艺范儿”，和院子里的工友们住在一起，一点也不出类拔萃；但他也不和时代脱节，始终触摸着社会的脉搏，比如上微博、下应用，家里最好的电器就是那台25英寸的电脑。他从筹备开始就坚持视频转播晚会节目，他也时刻关注网友对这台晚会的评价。
“网友和我们这个群体几乎没有重合，他们关注‘打工春晚’，不是因为我们的节目有多精湛，也不是因为讲出了他们的心声，而是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草根。他们在喝彩，草根也能以春晚的形式发出属于这个阶层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表达一种声援。”“打工春晚”网上的火爆更增添了王德志的纠结。同为草根的网友能借助互联网来发出声音，而这次王德志能引起关注，只能算得上是“搭车”。他们自己喉咙里发出的呐喊，公众听得到吗？
所以，他们很重视每一次可以发出声音的机会。团队里有专人负责对外联络，只要是媒体的采访，他们都尽量地配合。“打工春晚”火了后，不少电视台向他们索要节目，王德志一边接受本刊的采访，一边用刻录机复制着光盘。
这也许就是他们将网站取名为“大声唱”的原因吧。
关于打工者的产业链、力量和价值
有了香港乐施会从2002年开始提供的那笔每月2000多元工资，王德志和他的哥儿们已经不再靠打工来填补衣食所需，而工作却安排得更满：靠版税作为前期投入的小学现在已经能自我循环，但还要日常管理。他在散落于京郊的好几个“社区”开设了“打工超市”，将工友们不用的衣物、家电搜集起来，分类清理后用极低的价格转卖给需要的工友。王德志说他身上穿的牛仔裤就是花7元钱买来的。挣来的钱，他还是用到“阶层兄弟”身上，比如办刊物、请人讲座和演出成本，以及工友们遇到困难时的资助和维权需要的开销。他们还在乡党委申请设立了工会，相比“工厂”里的工会，这种构架更能发挥实际的作用，工会每周都会开展活动。他还是好几个乡镇街道的劳（上接20页）动纠纷调解员……
直到此时，记者才意识到，王德志已经不再是“打工者”，而是一名“社会企业”的经营者。“社会企业”不是NGO，也不是企业，而是商业领域之外的一类社会组织。它为了一个具有公益性的社会目标而设立，借用商业的逻辑和模式力图盈利，但盈利又全部反哺到组织中，以在更大范围里实现设定的目标，由此循环。记者丝毫没有怀疑王德志在这套商业逻辑和模式背后的个人收益。因为记者眼前的是锅里还没有喝完的白萝卜汤，是旁边盆里泡着的几片腐竹，是窗外他闺女冻得通红的脸蛋，是这间用区区1000元就能翻天覆地的陋室。
王德志承认自己已不是“打工者”，但他坚持自己还是“工人阶层”。他的根还在这个阶层，他和他的哥们儿们当下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能让这个阶层获得最基本的自重和尊重。
这是一个被城市遗忘的院落，没有轻轨、没有公交车，在路边等上半小时也拦不上一辆出租车。通过呼叫台从首都机场T3航站楼调来了出租车，才意识到原来这里如此毗邻机场。回到王德志的家里等车，却喜欢上了他的书架。从《列宁选集》到《领导人谈工会》，从《乌有之乡》合订本到整齐的《南方周末》，于建嵘、刘瑜、李昌平、雷颐等人的书也占据了不小的位置。套用王德志的逻辑，记者明白了是谁在让咱们工人有力量……
【记者手记】回城路上，一架架飞机从头上矮矮飞过，仿佛跳起来就能抓住。王德志曾告诉我，“社区”里的不少工友都参建过这座机场。都说机场是梦想起飞的地方，可这座规模亚洲第一的豪华机场愿意去承载他们的梦想吗？尽管他们为此辛劳过，尽管他们近在咫尺。
城市近了，华灯初上，耳边也重拾了暂别的喧哗。收音机里主持人正在抱怨这座城市又在面临一年一度的“民工荒”。小孩等着保姆带，蔬菜等着司机运，早餐奶等着小红帽送，街道等着环卫扫……
王德志送我上车时的挥手，和他怀里冻得像红萝卜一样的闺女又浮现在我眼前。难道我们只该在春节前后才有机会去发现他们的价值？(摘自《商界》)
只是，在那一片喝彩声中，是否也有人静下心来细细体会，剥开精彩纷呈的外壳，去看看其内里包裹着的一个“低微”阶层发出的集体呐喊？
一场关于命运的抗争
柏油公路的末端是绵延一公里的两排破旧单层民房，王德志身穿一件干净而简陋的羽绒服早已等候在小院门口。
王德志出生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旗跃进马场，家里靠20亩葵花地维持生计。儿时的他成绩很好，总是梦想通过考学走出农村，但贫寒逼迫他刚念初一便辍学。1995年，王德志已经虚岁二十。王德志自诩善于表达，想到了去北京说相声。
那年全家的收入共1500元，王德志偷偷揣上700元，挤进了开往北京的硬座。第二天一早，他赶到中央电视台的传达室。“我想参加今年春晚的相声。”透过厚厚玻璃上的传声孔，王德志向传达员喊话。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瞟了他一眼，用“京片子”回了一句，“哪儿来的呀？”接下来，她再也没有看他一眼，只是低着头告诉他，今年的春晚已经录完了。随后，王德志被一队上访的外地人推了出来。
深秋的北京阵阵寒意，长安街上车水马龙。待下来吧，学相声，王德志作出了决定。可待下来谈何容易？捏了捏兜里的600元钱，王德志被命运甩进了数以百万计的打工队伍。
一晃已是2002年，他离相声的梦想已经越来越远。这年，他从《北京晨报》的中缝广告中看到了一则相声培训的广告，交了400元学费。师傅门下收了不少和王德志一样怀揣着文艺理想的农村来的打工仔，但唯独偏爱他，因为他勤奋好学，而且是唯一不拖欠学费的。师傅甚至将自己的孙子配给王德志当“捧角儿”。师傅经常安排徒弟们去工厂、社区和部队义演，王德志终于有了登台说相声的机会，也因为这些舞台认识了孙元、孙桓等与自己有着同样身世和理想的人。他们越走越近，“新工人艺术团”便渐渐有了雏形。
王德志说，此前自己就像被洪水冲走的蚂蚱。洪水卷来一个面包，他就啃几口面包；洪水卷来一口白菜，他就咽下白菜。只有和哥们儿们在一起，那才像是踩到了小绿地。也正是在那时候，王德志有了最懵懂的“阶层意识”：既然都是外来打工者，他们只演反映这个阶层的节目，也只给这个阶层演出。
子弟学校，改变孩子未来的真假命题
2002年前后，香港乐施会给王德志所在的艺术团提供了首笔资助：全团10多个人，每月能领到2000元的工资，但要完成平均每周一次的义演。这一年，打工艺术团开始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崔永元的“小崔说事”请过他们，外省市的电视台也请他们录节目，纸媒的采访更是铺天盖地。建筑音像出版社的某领导得知这个消息，力排众议地给他们出了一张唱片。因为这名领导早年也在建筑工地工作过。
《天下打工是一家》这张唱片卖得很火，艺术团总共拿到了7万多元的版税，这是他们平生得到的最大一笔劳动所得。怎么用？一位兄弟提出办个打工学校。没有一个人反对就定了下来。在京郊的金盏乡，他们租下了几所平房，筹备起了“皮村同心实验学校”。
那时候，王德志和几名兄弟还挤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平房里，他们“天真”地坚信，可以通过教育让这个“阶层”的孩子们在成年后离开他们的“阶层”。
他们聘请的老师一半持有教师资格证，还有一些是打工者里的民办教师，剩下的是志愿者，但他们的学校始终没有取得市政府认可的“办学资格”。王德志平静地对记者说。市里“清理”打工子弟学校的进度几乎和城市化的速度如出一辙，城市开进到哪里，这些学校就毫不留情地从哪里消失。如今，市政公路已经修到了学校，钢筋混凝土伴随的轰鸣也奏响了金盏乡的开发热曲。父亲们把自己的苦力融入到城市的未来，也在同时赶走自己孩子的未来。这很讽刺。
这是中国城市化高歌猛进背后的畸态，个中的苦涩和心酸王德志不想说，但记者体会得到。
今天的王德志已经少了当年办学时的理想化。现实告诉他，通过学习来改变“阶层”的上升通道，只是在理论上还存在。二三十年后，孩子们中也许会出那么一两个博士、科学家、官员，甚至还会有几个老板，但绝大多数依然还是会重复父母的工作和生活。如今，他只是希望这批孩子在通过自己的劳力维生的时候，能有一些起码的尊严。
王德志必须面对高年级的孩子们。刚办学时，有官员告诉他，市里的政策会变的，将来的公立学校会接收外来务工子弟。5年过去，市政府到底出台了“初中按居住地接收学生”的政策。但在金领和白领拿着赞助费都挤不到一个就读资格的当下，这个政策对王德志们来说只是镜中月。好在大兴的一家职业中专同意接收这里的毕业生，王德志多少有些欣慰——
既然大部分的孩子未来还是打工的命，高级技工总比纯靠体力要好些。
草根呐喊，打工春晚的火爆逻辑
如今，新工人艺术团还在定期为打工者义演，受外地工友邀请他们还进行过全国巡演。他们把自己的“阶层意识”编入歌舞、相声、小品中，比如《咱们工人有力量》，比如《黑心老板欠工钱》，比如《谁在贡献中国经济成长》，自然是得到了打工者们的欢迎，但有时候也会遇到麻烦。
当小品中正在讽刺老板出尔反尔时，坐在前排的老板像被电击一般跳上舞台，手臂一挥吼道：“别演了，别演了！”顿时电闸一关，舞台暗了下来。类似的经历，他们前两年碰到了不少，尤其是当他们名气越来越大，老板们有的干脆给他们闭门羹，有的在邀请前要求审查节目。王德志对越来越歌舞升平的演出渐渐失去了兴趣，舞台也渐渐转移到了“社区”。
王德志所说的“社区”，指的是收入最低的外来打工者聚居的地方。
和王德志交谈，记者很强烈地感到他用词“考究”。比如，交流之初记者用了“农民工”这个词。为了淡化“民工”这个词引起的歧视，世纪之初官方创造了“农民工”这个中性词汇，但王德志仍然认为这个词汇“不讲究”，他更坚持用“工人”来表述这个群体。和记者“谈判”后，我们都才认可“打工者”这个称谓。比如王德志所谓的“工厂”，其实专指的是“以体力和简单劳动进行生产的劳动密集型私营中小企业，以及建筑工地”。老板就单指民营企业主。而他所谓的“阶层”，也早已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语境下的“阶层”了。
相比用词的“考究”，更让记者“如履薄冰”的是，每当记者试图用老板的立场去启发接下来的话题时，王德志就会一改起初的平和，要么轻蔑，要么愤怒。“老板有什么可怜的？他的哪一分钱不是在我们身上赚取的？”“不排除有个别的老板很善良，但我们说的是这个‘阶层’”。
——是归咎于他的“阶层局限性”，还是因没有这群人的人生经历而无法“感同身受”？记者至今依然无法释怀。
谈及“打工春晚”，在作为操盘者的王德志看来颇有些信手拈来。
节目都是现成的，无外乎再创作一两个新的；演员也是现成的，无外乎从外地请几个同行做外援；舞台是现成的，在金盏乡长租了一个仓库，改建成了能容纳300人的剧场；观众更是现成的，不担心空场，只怕容纳不下。孙桓无意提到请崔永元客串，因为央视那么多主持人他们只和崔永元对过话，只是一个创意而已，没有抱多大希望。孙桓在微博私信里向崔永元发出了邀请，当收到回复“如果没有更重要的活动，一定来”时，他们依然认为这纯属“礼貌性的回绝”。
直到演出举行前的一天下午，崔永元真的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才相信，崔永元真的来了。
事实上，崔永元竟真的是推了一场“更重要的活动”来主持他们的春晚——这天，他缺席了中国慈善年会。本来，他应该作为传播公益的先进典型，在官员和明星云集的会场里接受致敬，获得奖杯。
“感谢崔永元，他的主持让这台春晚的曝光度增加了一倍。但他不来，这台晚会照样会办，也会受到关注。”王德志很是自信。
采访这天是龙年的正月十六，“打工春晚”的视频在网络上依然保持着一个月以来的高热度。采访的前一天，央视破例取消了延续20年的“我最喜欢的春晚节目”揭晓，此前有无数网友提议将“特别奖”颁给王德志和他的新工人艺术团。
王德志不是记者此前在脑海里想象的那类打工者：他没有标新立异的“文艺范儿”，和院子里的工友们住在一起，一点也不出类拔萃；但他也不和时代脱节，始终触摸着社会的脉搏，比如上微博、下应用，家里最好的电器就是那台25英寸的电脑。他从筹备开始就坚持视频转播晚会节目，他也时刻关注网友对这台晚会的评价。
“网友和我们这个群体几乎没有重合，他们关注‘打工春晚’，不是因为我们的节目有多精湛，也不是因为讲出了他们的心声，而是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草根。他们在喝彩，草根也能以春晚的形式发出属于这个阶层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表达一种声援。”“打工春晚”网上的火爆更增添了王德志的纠结。同为草根的网友能借助互联网来发出声音，而这次王德志能引起关注，只能算得上是“搭车”。他们自己喉咙里发出的呐喊，公众听得到吗？
所以，他们很重视每一次可以发出声音的机会。团队里有专人负责对外联络，只要是媒体的采访，他们都尽量地配合。“打工春晚”火了后，不少电视台向他们索要节目，王德志一边接受本刊的采访，一边用刻录机复制着光盘。
这也许就是他们将网站取名为“大声唱”的原因吧。
关于打工者的产业链、力量和价值
有了香港乐施会从2002年开始提供的那笔每月2000多元工资，王德志和他的哥儿们已经不再靠打工来填补衣食所需，而工作却安排得更满：靠版税作为前期投入的小学现在已经能自我循环，但还要日常管理。他在散落于京郊的好几个“社区”开设了“打工超市”，将工友们不用的衣物、家电搜集起来，分类清理后用极低的价格转卖给需要的工友。王德志说他身上穿的牛仔裤就是花7元钱买来的。挣来的钱，他还是用到“阶层兄弟”身上，比如办刊物、请人讲座和演出成本，以及工友们遇到困难时的资助和维权需要的开销。他们还在乡党委申请设立了工会，相比“工厂”里的工会，这种构架更能发挥实际的作用，工会每周都会开展活动。他还是好几个乡镇街道的劳（上接20页）动纠纷调解员……
直到此时，记者才意识到，王德志已经不再是“打工者”，而是一名“社会企业”的经营者。“社会企业”不是NGO，也不是企业，而是商业领域之外的一类社会组织。它为了一个具有公益性的社会目标而设立，借用商业的逻辑和模式力图盈利，但盈利又全部反哺到组织中，以在更大范围里实现设定的目标，由此循环。记者丝毫没有怀疑王德志在这套商业逻辑和模式背后的个人收益。因为记者眼前的是锅里还没有喝完的白萝卜汤，是旁边盆里泡着的几片腐竹，是窗外他闺女冻得通红的脸蛋，是这间用区区1000元就能翻天覆地的陋室。
王德志承认自己已不是“打工者”，但他坚持自己还是“工人阶层”。他的根还在这个阶层，他和他的哥们儿们当下所做的一切，就是希望能让这个阶层获得最基本的自重和尊重。
这是一个被城市遗忘的院落，没有轻轨、没有公交车，在路边等上半小时也拦不上一辆出租车。通过呼叫台从首都机场T3航站楼调来了出租车，才意识到原来这里如此毗邻机场。回到王德志的家里等车，却喜欢上了他的书架。从《列宁选集》到《领导人谈工会》，从《乌有之乡》合订本到整齐的《南方周末》，于建嵘、刘瑜、李昌平、雷颐等人的书也占据了不小的位置。套用王德志的逻辑，记者明白了是谁在让咱们工人有力量……
【记者手记】回城路上，一架架飞机从头上矮矮飞过，仿佛跳起来就能抓住。王德志曾告诉我，“社区”里的不少工友都参建过这座机场。都说机场是梦想起飞的地方，可这座规模亚洲第一的豪华机场愿意去承载他们的梦想吗？尽管他们为此辛劳过，尽管他们近在咫尺。
城市近了，华灯初上，耳边也重拾了暂别的喧哗。收音机里主持人正在抱怨这座城市又在面临一年一度的“民工荒”。小孩等着保姆带，蔬菜等着司机运，早餐奶等着小红帽送，街道等着环卫扫……
王德志送我上车时的挥手，和他怀里冻得像红萝卜一样的闺女又浮现在我眼前。难道我们只该在春节前后才有机会去发现他们的价值？(摘自《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