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后面临的一次重大考验。在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财政紧张、軍工生产落后、后勤保障困难等诸多不利条件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次走出国门，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作战。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前前后后，周恩来居功至伟。但每当提起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他总说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前方彭德怀的正确指挥，却从不提自己所做的工作，更不让别人宣传他的作用。事实上，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周恩来既直接参与指挥志愿军作战，还参与了部队的后勤保障、装备补充和改进、兵员补充、停战谈判、战争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幕后”工作，是中央领导层里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人之一。

未雨绸缪，秘密组建东北边防军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部队主要分布在中南、华东、西南、西北地区。在新中国的国防部署中，东北处于战略大后方的地位。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东北地区由战略后方变成了国防前哨，为了应对朝鲜战局可能出现的恶化情况，毛泽东、周恩来运筹帷幄，调整国防战略部署，果断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并由此展开了保家卫国的一系列准备和应对工作。这是一项紧迫性、艰巨性、机密性都很强的任务，涉及军队调动、干部配备、兵员和装备补充、政治动员和后勤保障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一位威望、能力、经验和精力都具备的领导人来统抓。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彭德怀。同时兼任军委参谋长的周恩来尽管还担任政务院总理职务，负责政府工作，但仍是负责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合适人选。
　　1950年7月7日下午2时，在中南海居仁堂，周恩来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第一次会议。会上，周恩来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的指示。接着，周恩来提出对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以及后勤保障问题的设想。会议结束时，他一方面布置有关人员抓紧时间分头就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和后勤运输方案进行研究、核定和补充;另一方面要求各部门做好实施准备工作。10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最后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根据两次会议精神，13日正式形成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在审阅这个《决定》时一字未改，在报告上批示：“同意，照此执行。”按照决定部署，东北边防军25.5万余人于8月上旬全部集结到达指定地区。为适应朝鲜战场可能发生的局势变化，周恩来于8月26日再次召开有关方面领导人参加的国防会议，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会上，明确了组建东北边防军的重要意义并对边防军的训练、兵员补充作了部署。
　　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周恩来表现出对全军情况了如指掌和驾驭全局的高超指挥艺术，深得毛泽东赞赏。曾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军事组作战参谋张清化回忆说：“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东北边防军迅速组建，后来在东北边防军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为保卫中国的国防安全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为后来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准备了必要的军事力量。

志愿军的幕后“总后勤部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长期从事军事指挥的领导人，周恩来深知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周恩来为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呕心沥血，被称为幕后的“总后勤部长”。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出兵前，周恩来对部队的武器弹药、车辆补充、伤员收治和后勤干部调配等问题一一作了部署，并且明确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面对装备精良、科技发达的美军，周恩来密切关注战争的情况，并为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做了大量工作，有力保证了志愿军设施、武器、粮食、衣物等各方面供给。
　　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周恩来从后勤保障所需要的干部、部队、车辆、物资、经费、运输，到争取苏联军事物资援助、停战谈判等方面，都是亲自关注解决的。他亲自部署检查70万人的后勤供应计划执行情况，并根据战场情况补充和调整。由于入冬后朝鲜北部气候寒冷，有的部队冬装不够，周恩来得知后，每天两次电话催促后勤加紧生产和调运。中共中央确立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的基地后，周恩来安排军委总后勤部到东北调查后勤供应上存在的实际问题。1951年1月下旬，周恩来和聂荣臻等赴沈阳，参加李富春主持的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就志愿军服装不适合作战等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大盖帽不便于防空、爬山，周恩来建议改为“解放帽”;套头式的单衣负伤后不好脱，建议改为开襟式。为了防止在山地作战时衣服被树枝刮住，防止棉絮坠下，增加保暖作用，周恩来提出志愿军棉服改制加绗线的棉衣，后来成为具有象征性的志愿军服装。

　　对于志愿军的后勤工作，周恩来大到武器弹药的基数、粮食的供给和携带，小到衣帽、鞋袜，都计算核准。他说过，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地帮助解决困难，做他们的后盾。后来彭德怀感慨地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归功于后勤。”聂荣臻则说：“整体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

军事外交的幕后总指挥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危及我国东北边境地区。作为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外交反应，不断通过多种外交途径伸张中国的态度，同时，他在幕后指挥着抗美援朝的军事外交。
　　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的柴成文“需要派人同金日成保持联系”。1950年7月8日，在接见柴成文等即将赴朝的外交官时，周恩来分析了朝鲜战争的形势并交代了任务：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有什么需要中国做的，请他们提出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会尽力去做。最主要的任务是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变化。7月10日，柴成文将周恩来亲笔签署的介绍信交给金日成，金日成阅后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朝鲜的支持，并主动提出今后“有事情可以随时找我”，命令通讯兵为柴成文代办一架直通他的电话。至此，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快捷联络渠道建立。中朝电话热线建立后，两国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信息交换，遇到重大问题双方直接通气、协商，促进了志愿军提前做好各项战争准备工作。
　　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政策，新中国无法通过外交途径与西方国家沟通。考虑到印度总理尼赫鲁同中国保持着友好亲密的关系，他本人坚持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同时，尼赫鲁与美英的联系也较多，因此，选择了印度作为中国与西方沟通的第三国。美国出兵朝鲜后，朝鲜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当美军企图越过三八线后，周恩来于10月3日凌晨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他郑重地表达了中国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所持的严正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潘尼迦收到来自中国政府最高级别的信息后，连夜发电向尼赫鲁总理报告，尼赫鲁接报后迅速把中国的态度告诉了美国政府，但处于胜利中的美国政府和军队狂妄自大，没有正确地分析和研判局势，使朝鲜战争再次升级。
　　志愿军出兵朝鲜前后，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能否抗衡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成为人们担心的焦点。为获得苏联军事援助，周恩来紧急秘密访苏，而且始终强调与苏联的沟通。当时的志愿军实力，很难完成战争中的空中掩护和防卫工作。为此，周恩来亲自到苏联协商，争取苏联方面的援助，虽然协商过程并不是很顺利，但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还是为志愿军争取到相当大的军事装备援助。
　　考虑到志愿军的装备过于简陋，周恩来还争取苏联对志愿军的装备进行了换装。在周恩来1950年10月秘密赴苏携带的军事订货单上，有两批紧急购买的武器装备：第一批要求苏联政府在1950年11月30日前交货，包括火炮类11种、汽车类10种、观测仪器18种、通讯器材8种、弹药2种;第二批要求在1951年1月交货，包括火炮类10种、汽车类9种、观测仪器18种、通讯器材6种、弹药2种。这两批订货中，火炮和运输车的数量最大，这是周恩来根据我军的装备情况和作战面临的困难精心计算的。除了这份订单，周恩来还提出订购一批坦克、装甲车的要求。斯大林均答应了，并原则同意低价售给中国，中国可以向苏联贷款，分期偿还。这些武器装备后来按时交付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志愿军作战和运输的困难，在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此后，周恩来始终主导着中國争取苏联军事援助的工作。1950年11月5日，周恩来代毛泽东起草给斯大林的电报，请求苏方为志愿军提供轻式武器装备。1951年1月起，苏联按合同陆续将武器装备运到中国，迅速装备了志愿军。1951年7月，经过全盘考虑，出于作战需要和武器正规化的要求，周恩来拟定向苏联购买武器装备的订单，中央军委下达从1951年8月至1954年10月60个师的换装计划。1951年下半年，朝鲜战场出现了谈谈打打、边谈边打的情况，苏联方面对中国的订单没有按期兑现。周恩来向苏联方面发去电报，说明了战场情况并催促交付武器装备。在周恩来的努力下，1952年8月，中国接到10个师的军事装备，其中3个师的装备交给朝方，7个师的装备用于赴朝志愿军。志愿军武器从整体上得到了改善，作战火力得到了极大提高。
　　在此后的朝鲜停战谈判中，周恩来始终发挥着主持指导作用。他曾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三年战争两年谈判”。他亲自选定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带队赴前方谈判，并选派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助手。谈判代表团临行前，周恩来告诉他们，谈判的方针是“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原则问题不能让步，对于非原则问题灵活对待。周恩来确定，将谈判的重点放到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他在给李克农的电报中指示：“必须在对方同意将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问题列入议程的基础上，我方才能同意对其他议程再加斟酌。”由于美方始终拒绝将“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周恩来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起草、修改了200余份电报和发言稿，对谈判的每一个环节都给予了具体指示。在这场谈判中，周恩来从来没有出现在谈判桌上，但恰恰是他高超的谈判艺术，使得停战谈判最终取得了胜利。

当之无愧的“总参谋长”

　　战争的决定因素是战场上的胜负。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千里之外，运筹帷幄，指挥志愿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在现存的许多文件中，可以看到大量周恩来以中央名义或毛泽东名义直接发给志愿军的电报。在这些电报中，周恩来对大到战场形势，小到战役布局等均作了具体详细的指示。

　　对于朝鲜战场上的局势，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他除了及时听取总参作战室的汇报外，每天晚上都要看前方的战况和标有敌我态势的地图。正是通过这些方式，周恩来才能够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决策时提供参考，并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前线部队的军事行动。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后，面对的是陌生的环境和装备精良的敌军，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成功指挥前线发动了三次战役，从根本上扭转了整个战争的局势。第四、第五次战役时，由于毛泽东一度离京在外地，周恩来担起了总指挥的担子，全权处理作战事宜。
　　为了打好抗美援朝的持久战，周恩来在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前就在思考部队的人员补充问题。他在检查东北边防军时提出，“一种是从各部队抽出十万人来补充，一种是用建制补充，后一种方法更好。另一种是采用换班的打法进行补充，即准备第二线部队作为后备，待第一线部队一个军或一个师作战后需补充时，可以开第二线整补，而以第二线一个军或一个师调前线作战，用这种方法整补为最好”。在朝鲜战局稳定后，周恩来又同意了志愿军在朝鲜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使志愿军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为将“联合国军”打回谈判桌提供了军事保证。
　　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中朝军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最终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与中朝军队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的胜利，为成立不久的新中国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来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保卫了中国和亚洲的和平，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周恩来为抗美援朝所做的“幕后”工作，可谓殚精竭虑、宵衣旰食，后来甚至曾因劳累过度而被迫休养。但历史不会忘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的领袖们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