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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诗品》全文出发，结合时代背景，阐释《诗品序》之诗歌主张，重新发现其对中国古典诗歌及文学审美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钟嵘 诗品 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9-0041-02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曹丕的时代是文的自觉的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自建安开始，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文的自觉精神。这种“文的自觉”带来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大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文选序》、徐陵的《玉台新咏》等等，彬彬之胜，蔚为大观。
而在这些文学批评著作中，钟嵘的《诗品》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曹丕、陆机、刘勰等的著述所写的都是关于整个文学的问题，并没有专论诗歌。钟嵘之前虽有刘宋颜竣的《诗例录》等诗论，但都没有流传下来，可以说钟嵘的《诗品》是现存我国第一部论诗的专著，所以清代章学诚称“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它虽然没有《文心雕龙》那般“体大而虑周”，但却也“思深而意远”，对诗歌的诸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实在是我国诗论史上的经典之作。
钟嵘诗歌主张集中体现在全书的总论《诗品序》中。《四库全书》称《诗品》“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可见《诗品序》原分三段，分列于各品篇首。但清代以后，这种三段分的形式不断受到质疑，许多研究者认为三段序言与各品内容并无一一对应的联系。到清人何文焕编《历代诗话》时已将其合为一篇，置于《诗品》卷首，后人多承袭这种三序合一的形式。虽《诗品序》分合问题仍有争议，但钟嵘在三篇序中的诗歌主张却是统一的，因此姑且将其作为一篇整体的诗论。
《诗品序》内容主要有诗歌发生功用论、五言诗的地位和发展、滋味说、自然英旨等。
一、诗歌发生功用论——时代精神下的“物感说”和“纯文学之倾向”
《诗品序》开篇即讲诗歌的发生，“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之后又展开讲“物”如何摇荡性情。
“若夫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或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
钟嵘的诗歌发生论实際上是发展了先秦以来的“物感说”。 或许是受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的影响，我国文学理论中特别注重心与物之间的感应，早在编成于汉代但有很多先秦时期思想的《礼记·乐记》中“物感说”就已被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但此时的“物”应该是礼乐政治之类。魏晋时代，陆机《文赋》中的“物”已经开始指自然景物，“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显然也是指四时自然景物的变化。但钟嵘的《诗品序》赋予了“物感说”以更丰富的内涵，他所讲的“物”已不是先秦两汉的政治内容，也不仅仅是自然景物，它还包含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诗学上的独立意义。
首先，钟嵘所讲的自然景物已不仅仅是《诗经》中作为起兴的表现手法，而是真实的情景合一的审美追求。其实，自《古诗十九首》以来，就已经有了借自然景象抒发内心情感，情景交融的诗句，如“白杨多悲风，萧萧愁煞人”；“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但这些景物描写都是简单化的。建安时代，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已是感物伤情，情景交融的成熟的诗作。晋代以后，对自然山水意境的唯美追求成为时代风尚，钟嵘的思想显然受到了这一时代特色的影响。
其次，钟嵘所提出的“物”的社会内容是儒家“诗可以怨”的思想在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儒家诗教中的“诗可以怨”针对的是政教之失，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而且要“发乎情，止乎礼”，情感表达要受到礼的限制。而魏晋以来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使这一时期的文论侧重于诗歌表达个人情感的作用。钟嵘讲的“诗可以怨”便是侧重于诗人借助诗歌表达内心的哀怨悲苦之情，侧重于诗人个性化的情感表达，提倡诗歌要“吟咏情性”。这实际上也反映出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钟嵘评诗对“悲”的风格格外偏爱，评《古诗》“意悲而远”，评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左思“文典以怨”，评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足见他对“悲”“怨”风格的重视和肯定。
在诗歌的功用方面，《诗品序》讲“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袭用《诗大序》中的部分句子，但却删去了开头的“正得失”和后面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就是删去了《诗大序》所讲的政治伦理功用，具有“纯文学之倾向”。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的一种反映，文学再不是政治的附属物，而是具有了独立的价值，所以钟嵘更强调诗歌的审美功用而不是政治功用。
二、论五言诗的地位和历史发展——“五言居文词之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四言诗逐渐不能容纳繁复的时代内容。因此，比四言诗有着更大容量的五言诗便在汉末魏晋发展起来，并逐渐取代了四言诗，成为最流行的诗歌形式，并且出现了许多五言体的优秀诗篇，所谓“五言之制，独秀众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然而，囿于四言体的儒家经典《诗经》的典范地位，历来文论家并没有给予五言诗以超越四言诗的肯定，四言诗与五言诗之间一直具有雅与俗的区别，即使是主要论五言诗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而钟嵘却突破了这种四言雅五言俗的成见，给予了五言诗以充分的评价。“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 中国历代文论者多有崇古非今，贵近贱远的倾向，认为古代的便是雅的，当代近代流行的便是俗的。即使如唐代李白这样不拘一格的人，其诗作多为五言诗、七言诗，也认为“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束于声调俳优哉”。钟嵘对五言诗地位的肯定无疑是超越偏见、具有超前性的。
论五言诗的发展，钟嵘追溯到先秦诗歌中个别五言诗句来说明“五言之滥觞”，这种思路与《文心雕龙·明诗》篇相近。论述建安以后五言诗的发展，他选择了建安、太康、元嘉三个时期分别论述。建安时期首推曹植、刘桢、王粲；太康时期首推陆机、潘岳、张协；元嘉时首推谢灵运和颜延年。他认为这八个人是“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也”。关于钟嵘对这三个时期诗人的评价历来多有异议。如认为太康、元嘉诗人不能与建安时代诗人同日而语；对陆机、潘岳、张协等人评价过高；建安时代对曹操评价过低，晋宋之际不举陶渊明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钟嵘是属于他的齐梁时代的。那是文的自觉的时代，诗歌的形式美正在摸索中建构，若此时提倡不讲形式美的诗歌风格，诗歌的形式建构便无法完成，追求形式美是诗歌发展的需要，虽然这种对形式美的追求在齐梁时代走向淫丽化，但却也是文的自觉的一种殉道式努力。在齐梁重视诗歌形式美和骈体文盛行的时代，钟嵘纵使再特立独行也是不能超出整个时代的审美标准的，所以他对曹操、陶渊明评价不高便也在情理之中。
三、“滋味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
钟嵘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出发提出了诗歌鉴赏的“滋味说”。（后世影响）“味”在《诗品》中反复出现。他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可见诗歌有“滋味”是钟嵘诗歌鉴赏的重要标准。
“滋味说”的核心内容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钟嵘这里的“风力”指的应该就是他说的“建安风力”，即一种感情充沛、语言有力、内容丰富的艺术风格，而“丹彩”即指诗歌的文采。基于这样的追求，他批评永嘉时期的玄言诗“淡乎寡味”，缺乏感情。“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他注重诗歌的文采，因此平淡自然的陶渊明屈居中品，古直缺少修饰的曹操被打入下品。他认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诗歌“使味之者無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也就是说，风力与丹彩兼备的诗歌可以给读者以无穷的艺术享受，感动读者，是诗歌的至高境界。如此，融合了建安风力又词采华茂的曹植便成了钟嵘诗美理想的代表，得到了他至高的评价，他称赞曹植“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其次，钟嵘认为要达到“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境界需要对赋比兴“酌而用之”。他认为“兴”可以带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比”能够用含蓄地象征手法表达思想感情，“赋”则直陈其事，明白畅达”，但如果只用比兴就会使诗歌晦涩难解，只用赋体又会流于肤浅，因此“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达到诗美的最高境界。
四、“自然英旨”
齐梁时代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已走向了极端，用典泛滥，“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崇四声，禁八病，对声律的约束已苛刻到病态的程度，纠正这种诗风，使诗歌发展步入正轨已迫在眉睫。钟嵘《诗品》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钟嵘从纠正奢靡的诗风出发，提出了追求自然之美的“自然英旨”说，他反对用典，反对声律，认为这些都违背自然的。
在用典方面，他认为“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应该博古用典，而“吟咏情性”的诗歌则应该“直寻”，即直接写自己看到的事物。钟嵘对用典的批评实际上是流于偏激的，他忽视了用典在诗歌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上的作用，用典是诗歌艺术上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适当的用典可以使诗歌语言精炼雅致，言约意广，而且他自己所极力推崇的曹植等诗人在诗歌中也是多有用典的。
在声律方面，他极力反对沈约的四声八病说。钟嵘的时代，自沈约提出苛刻的“四声八病”说，文人写诗，尚声律，辨四声，一时泛滥成灾。而“当其时，独持己说，不随波而靡者，惟有钟记室一人！”（黄侃）钟嵘针对这种风气提出“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认为四声八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但正如反对用典一样，钟嵘对声律的批评无疑也是偏激的，他在声律和用典方面的观点都不如刘勰。声律说毕竟也为唐以后格律诗的发展做了一种殉道式的努力，没有这一时期的声律说，便没有后来盛极一时的唐诗宋词。但我们对钟嵘这种偏激的批评也是不能过分苛责的。因为，唐代声律的运用步入正轨，正是声律的提倡者和反对者双方合力的结果，从这方面来说，钟嵘偏激的批评是有其合理性的。
综上所述，钟嵘《诗品序》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发展了先秦以来诗歌发生问题上的“物感说”，在诗歌功用上过滤掉了政治教化色彩，具有“纯文学之倾向”。他给予了五言诗以“文词之要”的至高评价，并详细论述了它的发展历史。从美感的角度提出了诗歌鉴赏的“滋味说”，追求自然英旨……这些诗歌主张在诗论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钟嵘.诗品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 中华书局整理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 鲁迅.鲁迅全集·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关键词】钟嵘 诗品 诗歌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9-0041-02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曹丕的时代是文的自觉的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自建安开始，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表现出一种鲜明的文的自觉精神。这种“文的自觉”带来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大繁荣，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萧统的《文选序》、徐陵的《玉台新咏》等等，彬彬之胜，蔚为大观。
而在这些文学批评著作中，钟嵘的《诗品》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曹丕、陆机、刘勰等的著述所写的都是关于整个文学的问题，并没有专论诗歌。钟嵘之前虽有刘宋颜竣的《诗例录》等诗论，但都没有流传下来，可以说钟嵘的《诗品》是现存我国第一部论诗的专著，所以清代章学诚称“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它虽然没有《文心雕龙》那般“体大而虑周”，但却也“思深而意远”，对诗歌的诸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实在是我国诗论史上的经典之作。
钟嵘诗歌主张集中体现在全书的总论《诗品序》中。《四库全书》称《诗品》“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可见《诗品序》原分三段，分列于各品篇首。但清代以后，这种三段分的形式不断受到质疑，许多研究者认为三段序言与各品内容并无一一对应的联系。到清人何文焕编《历代诗话》时已将其合为一篇，置于《诗品》卷首，后人多承袭这种三序合一的形式。虽《诗品序》分合问题仍有争议，但钟嵘在三篇序中的诗歌主张却是统一的，因此姑且将其作为一篇整体的诗论。
《诗品序》内容主要有诗歌发生功用论、五言诗的地位和发展、滋味说、自然英旨等。
一、诗歌发生功用论——时代精神下的“物感说”和“纯文学之倾向”
《诗品序》开篇即讲诗歌的发生，“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之后又展开讲“物”如何摇荡性情。
“若夫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或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於诗矣。”
钟嵘的诗歌发生论实際上是发展了先秦以来的“物感说”。 或许是受儒家“天人合一”的观念的影响，我国文学理论中特别注重心与物之间的感应，早在编成于汉代但有很多先秦时期思想的《礼记·乐记》中“物感说”就已被提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但此时的“物”应该是礼乐政治之类。魏晋时代，陆机《文赋》中的“物”已经开始指自然景物，“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显然也是指四时自然景物的变化。但钟嵘的《诗品序》赋予了“物感说”以更丰富的内涵，他所讲的“物”已不是先秦两汉的政治内容，也不仅仅是自然景物，它还包含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诗学上的独立意义。
首先，钟嵘所讲的自然景物已不仅仅是《诗经》中作为起兴的表现手法，而是真实的情景合一的审美追求。其实，自《古诗十九首》以来，就已经有了借自然景象抒发内心情感，情景交融的诗句，如“白杨多悲风，萧萧愁煞人”；“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但这些景物描写都是简单化的。建安时代，曹植的《赠白马王彪》“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已是感物伤情，情景交融的成熟的诗作。晋代以后，对自然山水意境的唯美追求成为时代风尚，钟嵘的思想显然受到了这一时代特色的影响。
其次，钟嵘所提出的“物”的社会内容是儒家“诗可以怨”的思想在时代背景下的发展。儒家诗教中的“诗可以怨”针对的是政教之失，带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而且要“发乎情，止乎礼”，情感表达要受到礼的限制。而魏晋以来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使这一时期的文论侧重于诗歌表达个人情感的作用。钟嵘讲的“诗可以怨”便是侧重于诗人借助诗歌表达内心的哀怨悲苦之情，侧重于诗人个性化的情感表达，提倡诗歌要“吟咏情性”。这实际上也反映出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钟嵘评诗对“悲”的风格格外偏爱，评《古诗》“意悲而远”，评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左思“文典以怨”，评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足见他对“悲”“怨”风格的重视和肯定。
在诗歌的功用方面，《诗品序》讲“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袭用《诗大序》中的部分句子，但却删去了开头的“正得失”和后面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就是删去了《诗大序》所讲的政治伦理功用，具有“纯文学之倾向”。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文的自觉的一种反映，文学再不是政治的附属物，而是具有了独立的价值，所以钟嵘更强调诗歌的审美功用而不是政治功用。
二、论五言诗的地位和历史发展——“五言居文词之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生活内容的丰富，四言诗逐渐不能容纳繁复的时代内容。因此，比四言诗有着更大容量的五言诗便在汉末魏晋发展起来，并逐渐取代了四言诗，成为最流行的诗歌形式，并且出现了许多五言体的优秀诗篇，所谓“五言之制，独秀众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然而，囿于四言体的儒家经典《诗经》的典范地位，历来文论家并没有给予五言诗以超越四言诗的肯定，四言诗与五言诗之间一直具有雅与俗的区别，即使是主要论五言诗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也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而钟嵘却突破了这种四言雅五言俗的成见，给予了五言诗以充分的评价。“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 中国历代文论者多有崇古非今，贵近贱远的倾向，认为古代的便是雅的，当代近代流行的便是俗的。即使如唐代李白这样不拘一格的人，其诗作多为五言诗、七言诗，也认为“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束于声调俳优哉”。钟嵘对五言诗地位的肯定无疑是超越偏见、具有超前性的。
论五言诗的发展，钟嵘追溯到先秦诗歌中个别五言诗句来说明“五言之滥觞”，这种思路与《文心雕龙·明诗》篇相近。论述建安以后五言诗的发展，他选择了建安、太康、元嘉三个时期分别论述。建安时期首推曹植、刘桢、王粲；太康时期首推陆机、潘岳、张协；元嘉时首推谢灵运和颜延年。他认为这八个人是“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也”。关于钟嵘对这三个时期诗人的评价历来多有异议。如认为太康、元嘉诗人不能与建安时代诗人同日而语；对陆机、潘岳、张协等人评价过高；建安时代对曹操评价过低，晋宋之际不举陶渊明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钟嵘是属于他的齐梁时代的。那是文的自觉的时代，诗歌的形式美正在摸索中建构，若此时提倡不讲形式美的诗歌风格，诗歌的形式建构便无法完成，追求形式美是诗歌发展的需要，虽然这种对形式美的追求在齐梁时代走向淫丽化，但却也是文的自觉的一种殉道式努力。在齐梁重视诗歌形式美和骈体文盛行的时代，钟嵘纵使再特立独行也是不能超出整个时代的审美标准的，所以他对曹操、陶渊明评价不高便也在情理之中。
三、“滋味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
钟嵘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出发提出了诗歌鉴赏的“滋味说”。（后世影响）“味”在《诗品》中反复出现。他批评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可见诗歌有“滋味”是钟嵘诗歌鉴赏的重要标准。
“滋味说”的核心内容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钟嵘这里的“风力”指的应该就是他说的“建安风力”，即一种感情充沛、语言有力、内容丰富的艺术风格，而“丹彩”即指诗歌的文采。基于这样的追求，他批评永嘉时期的玄言诗“淡乎寡味”，缺乏感情。“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他注重诗歌的文采，因此平淡自然的陶渊明屈居中品，古直缺少修饰的曹操被打入下品。他认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诗歌“使味之者無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也就是说，风力与丹彩兼备的诗歌可以给读者以无穷的艺术享受，感动读者，是诗歌的至高境界。如此，融合了建安风力又词采华茂的曹植便成了钟嵘诗美理想的代表，得到了他至高的评价，他称赞曹植“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其次，钟嵘认为要达到“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境界需要对赋比兴“酌而用之”。他认为“兴”可以带来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比”能够用含蓄地象征手法表达思想感情，“赋”则直陈其事，明白畅达”，但如果只用比兴就会使诗歌晦涩难解，只用赋体又会流于肤浅，因此“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达到诗美的最高境界。
四、“自然英旨”
齐梁时代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已走向了极端，用典泛滥，“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崇四声，禁八病，对声律的约束已苛刻到病态的程度，纠正这种诗风，使诗歌发展步入正轨已迫在眉睫。钟嵘《诗品》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钟嵘从纠正奢靡的诗风出发，提出了追求自然之美的“自然英旨”说，他反对用典，反对声律，认为这些都违背自然的。
在用典方面，他认为“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应该博古用典，而“吟咏情性”的诗歌则应该“直寻”，即直接写自己看到的事物。钟嵘对用典的批评实际上是流于偏激的，他忽视了用典在诗歌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上的作用，用典是诗歌艺术上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适当的用典可以使诗歌语言精炼雅致，言约意广，而且他自己所极力推崇的曹植等诗人在诗歌中也是多有用典的。
在声律方面，他极力反对沈约的四声八病说。钟嵘的时代，自沈约提出苛刻的“四声八病”说，文人写诗，尚声律，辨四声，一时泛滥成灾。而“当其时，独持己说，不随波而靡者，惟有钟记室一人！”（黄侃）钟嵘针对这种风气提出“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认为四声八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但正如反对用典一样，钟嵘对声律的批评无疑也是偏激的，他在声律和用典方面的观点都不如刘勰。声律说毕竟也为唐以后格律诗的发展做了一种殉道式的努力，没有这一时期的声律说，便没有后来盛极一时的唐诗宋词。但我们对钟嵘这种偏激的批评也是不能过分苛责的。因为，唐代声律的运用步入正轨，正是声律的提倡者和反对者双方合力的结果，从这方面来说，钟嵘偏激的批评是有其合理性的。
综上所述，钟嵘《诗品序》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发展了先秦以来诗歌发生问题上的“物感说”，在诗歌功用上过滤掉了政治教化色彩，具有“纯文学之倾向”。他给予了五言诗以“文词之要”的至高评价，并详细论述了它的发展历史。从美感的角度提出了诗歌鉴赏的“滋味说”，追求自然英旨……这些诗歌主张在诗论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钟嵘.诗品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 中华书局整理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 鲁迅.鲁迅全集·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