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沉浮、几遭重创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再次用音乐的方式，完成了对自身的“救赎”
　　
　　月初现场见证的贝多芬惟一歌剧《费德里奥》“中国首演”，是一次在中国音乐舞台罕见的“热血沸腾”和“激情澎湃”。久违了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再次以“哀兵”之态出手，换来如期的却超乎寻常的喝彩与掌声。这个夜晚再次让我记住，所谓“百足之虫”，其生命力决不可以常理考量——几经沉浮、几遭重创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再次用音乐的方式，完成了对自身的“救赎”。
　　适时挺身而出拯救交响乐团的，通常都是一位指挥。2001年的时候，为千疮百孔的国交带来希望的是汤沐海。面对中国爱乐乐团的强势崛起，汤大师在补充借调大量学生乐手凑足大型编制后，短时间内“以赛带练”，推出曲目诱人的常规演出季。无论是马勒的第二“复活”交响曲还是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都在我的音乐聆赏记忆中留下最感动的印象。那时的国交是“哀兵”，但是他们不仅重新奋起，而且水准日新月异，在短短一个演出季，便确立了与国爱分庭抗礼的格局。“这是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这注定是我们最愿意追忆的年代。
　　以后国交命运的波谲云诡，善良的见地以“悲剧”况之，不厚道的揶揄则称之为“喜剧”。总之，国交所为越来越不像一个正规的交响乐团，令长期拥护它、爱戴它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当然，这个期间的国交，也有过几个“触底反弹”的精彩瞬间。他们在灵光乍现的李心草、沉稳霸道的张国勇、胸有成竹的吕嘉、欲语还休的汤沐海的偶一为之面前，总是在人心最涣散的节骨眼上，把乐手倦怠的心气儿再聚上一聚，把一次次大失所望的听众的去意再拉回几分。我已不止一次为此道出“哀兵”慨叹，此哀兵虽尚不可言胜，但哀兵之态总是令人心生希冀，以为从此便可高开高走，自谷底奋起攀升，重铸辉煌。
　　回顾国交的沧桑史，不由不对当下国内交响乐团现状感慨唏嘘，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足可况味国交浮沉的前因后果。此间特别不可容忍的，便是堪称闹剧的那首人尽皆知的大型国产康塔塔的铺天盖地的演出。它不仅亵渎了音乐本身，还大大降低了国交乐手的业务水准。这是一项很难洗去的耻辱，万众痛心疾首，莫此为甚！
　　在此绝望关头，国交迎来了《费德里奥》的排演。这是挽国交于水火的一次“拯救行动”，其意义不下于剧中莱奥诺拉对夫君弗洛雷斯坦的拯救。音乐家心目中的“乐圣”当真在此时显灵，贝多芬的伟大，成就了国交的“自渡”，也成就了“看守指挥”李心草过人才华的又一次爆发。感谢国交采用了这样的演出版本！将《莱奥诺拉第三序曲》放在了“终曲”之前，那是象征“新生”的号角，它传递了希望和拯救的信息，此刻的贝多芬，真像是一位预言家！
　　所幸李心草没有随国交沉沦，他竟然距修成正果近在咫尺！他的激情仍然充沛，他的力量开始有绵绵不断的储备，使出来渐成章法，阶段性分配更见理性。他仍然擅长“背谱指挥”，还亲自翻译了德文对白。这可是贝多芬的《费德里奥》——德语歌剧的开山之作！虽远未达到成熟的境界，却直接昭示了威伯、瓦格纳的推陈出新。李心草对这部歌剧的熟练驾驭，让人可见其内心，那是对贝多芬一往情深的赤子之心。在诠释这部饱含理想主义情愫而结构并不平衡的歌剧时，李心草的胸怀留足了可资延展的空间；虽然他的力度一直用得很足，却始终保持了具有层次感的排列，这使我格外惊诧于他小小身躯里所蕴含的超人能量。上一次听李心草的音乐会，是他仅有的一次指挥中国爱乐乐团，虽然不出所料地令我赞不绝口，但他还是过于谨小慎微了，考究的声音不免带有做作的痕迹，这说明那时他的心态不如现在。
　　国交仍然靠借调一部分音乐学院的师生来完成这次“救赎”。我不清楚参演的全部乐手是否体会到了，这场贝多芬的演奏，对他们的命运有着多么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我相信他们做到了身心齐用，竭尽全力。更让人欣喜的是，乐手们完成指挥意图是那么尽职尽责，证明了他们对于始终不离不弃的舵手李心草有了发自内心的尊敬。
　　我本来以为演出当晚的头号明星是男高音范竞马，他的弗洛雷斯坦虽然符合角色的拉丁身份，但距贝多芬要求的日耳曼声音质感尚有差异，这并不妨碍他作为华人“第一弗洛雷斯坦”的至尊地位。不过，在“哀兵”国交面前，范竞马完全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自然要把谢幕时的“风头”拱手相让了。因为，李心草和国交，在7月6日晚的北京音乐厅，再次如期强势反弹。■
　　
　　刘雪枫：音乐评论家，瓦格纳中国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