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那可能并不是一次随兴的访问：2009年4月28日，教宗本笃十六世到访遭受地震侵袭的意大利中部城市拉奎拉，在慰问受灾教徒之余，还抽空拜祭了教宗策肋定五世的陵墓。在历史上，策肋定五世也是个极具争议的教皇，他最有名的事迹就是在就任罗马主教兼天主教宗仅仅五个月后便主动请辞，随后归隐乡间；他因此受罗马天主教廷敕封为圣，却也被诗人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永恒诅咒。
　　本笃在策肋定的陵墓前默祷，并将自己就职时领受的羊毛披肩留在那里。或许，他那时就已开始想象，倘若自己做出同样的决定，究竟能不能像策肋定那样坦然面对截然两极的生前身后名。2013年2月11日，85岁的本笃以自己年事渐高为由，宣布他将在2月28日退位。
　　这个突如其来的宣告，不仅令梵蒂冈措不及防，更让全球各国的天主教徒深感震惊。要知道，上一次有人主动离开这个仅次于上帝的职位，还要追溯到将近600年前的1415年—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罗马教皇已几乎成为了一种终身职务，若望·保罗二世在生前最后几年中，身体状况已然极差，但他仍坚持出访、演讲并履行教皇的种种职责；如今本笃身体还算健康，却选择主动退位，实在是自中世纪以来前所未见之举。
　　“教皇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想必十分孤独，”一位元老院长老如此感叹：“毕竟，他没有任何可以帮他拿主意的人。在他之上，唯有上帝。”

新时代·老教皇

　　本笃辞职时并未大张旗鼓，他只是在枢机主教例行会议上用拉丁语宣布了自己即将退位的决定。他说：“吾反复扪心自问于上帝座前，终确知自身年事已高，气力衰退，难再胜任教宗之使命。”他并不讳言自己在时代变迁中的无力感，但最讽刺的是，出席会议的多位枢机主教甚至没听懂他的辞职宣言，这对本笃这样深信拉丁语才是梵蒂冈正统的保守主义者来说，恰是罗马天主教会失去其传统精髓的体现。
　　就算是那些精通拉丁语的主教，也鲜有人能够参透本笃的心思。他原本就是个复杂而又矛盾的人。他开通社交网络推特账号之后，曾在不关心天主教事务的普通人群中都激起了讨论热潮，许多人也因此认为他是一个新潮的改革者。他亦摒弃前任教皇若望·保罗二世对英国查尔斯王储离婚的处罚，接见了查尔斯及其现任妻子、康沃尔公爵夫人卡米拉，并亲自访问英国，代表罗马天主教与英国国教取得进一步和解。此外，他还明确表态，希望能推动梵蒂冈与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进程。
　　这些事未必能得到所有教众的赞同，但本笃十六世为带领天主教适应时代洪流所作出的努力却有目共睹。然而，本笃十六世在许多方面上终究还是个保守主义者，而这正与他的前任若望·保罗二世一脉相承。他视堕胎为罪恶，曾在美国大选期间呼吁将支持堕胎的政界人士从教会开除；他拒绝任命女性为神父，亦坚决反对同性恋婚姻；在当选教皇后不久，他就在当年世界天主教大会上做出规定，天主教神父不能结婚，离婚后再婚的天主教徒被禁止参加圣餐仪式。他甚至恢复了被弃用的部分教皇服装，将象征教皇权威的白羊毛披肩恢复为最早的古典东方样式，并重新在法衣外面穿上了深红色丝绸带帽短斗篷——他令这些被弃用数十年的东西重新回归规范，便是其重归古典教旨基督信仰的具象化体现。
　　这些古典教旨，在现世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中已显得过时，甚至都不再“政治正确”。本笃十六世与若望·保罗二世本属同个时代，但他身为教皇所要引领的世界，则远比若望·保罗时期来得新潮多变；更何况，比起现在已成为传奇的若望·保罗来说，他在教徒和民众心中的威信还相差太远，因而他也更容易陷入争议旋涡。
　　2009年，他在出访喀麦隆前接受媒体访问时直言，“避孕套不能解决非洲的艾滋病问题，反而会令艾滋病更为猖獗。”这本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言论，梵蒂冈教廷一直反对人工避孕，前任教皇若望·保罗二世及已故枢机主教阿方索·洛佩兹·特鲁希洛都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并称只有杜绝婚前及婚外性行为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艾滋病的蔓延。然而他们所招致的批评都没有本笃这样大，多国官员公开批评教皇发言失当，一名法国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宣称，教皇的言论对于公共卫生政策和保护生命的责任是一种威胁。
　　在辞职信中，本笃自认年至耄耋，已无力再去应对瞬息万变的新时代：“当今世界，常观白云苍狗，直面信仰拷问，乃至统领圣彼得教堂及传播福音，必要灵肉二者之强健，缺一不可。数月来，吾深感自身强健不再，心有余而力不逮，实难负教会所托。”字里行间，新时代老教皇的无奈心声跃然纸上。

天主教意识形态代言人

　　教皇的保守，源于一种学者特有的天真与固执。哪怕是他最坚定的批评者，都无法否认本笃在宗教学上的卓越。事实上，自1981年接掌教廷信理部（信仰理论部）之后一直到若望·保罗二世病逝，他都是天主教会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这种对上帝的虔诚与专注，与他从小的经历息息相关。
　　本笃十六世本名若瑟·拉青格，出生在德国帕绍教区的马克特镇。他降世的4月16日恰逢1927年圣周六（复活节前夕），又传闻在圣周六守夜礼中受洗的教徒可与基督同生同死，于是年幼的拉青格便在诞生初日接受了洗礼。
　　拉青格的童年及青春期都在靠近奥地利的边陲小镇特劳恩施泰因度过，在被他自己形容为“莫扎特式”的恬静生活中，他渐次接触到了有关天主教、文化和人类学的知识，并成为了虔诚的教徒。但这种恬静生活并不长久，很快，法西斯主义兴起，纳粹党驱走教父，成为德国的精神主流。后来拉青格承认，他在那时也被逼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被征召入伍，在奥地利和匈牙利边界地区修筑反坦克工事。
　　父母都是坚定的反纳粹者，但拉青格本人却因时势所迫同流合污，是为矛盾。在这矛盾之中，拉青格发现了天主信仰带来的真与美，并就此誓言将一生敬献天主。因此在战争结束后，他就去弗赖辛哲学与神学高等学院及慕尼黑大学研修哲学与神学。30岁时，他拿到神学博士学位，随后就在德国多所大学当了30年的神学教授。 　　自接任教皇职位以来，本笃十六世最常受到的批评便是“学者气质有余，教皇风度不足”。毕竟，梵蒂冈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教皇亦是国家最高元首，不能像他在信理部时那般单纯为教义直言。若望·保罗二世在这一点上就做得极好，亲民，善道，且与媒体关系分寸把握绝佳；相较之下，本笃十六世则多少显得有点政治情商不足，在公开演讲中曾屡次因失言而惹怒犹太人跟穆斯林，惹得梵蒂冈外交人员不得不赔礼道歉为他善后。
　　然而失言引发国际争端尚是小事，在教皇之位上，学者型的本笃无力控制脱离传统的教会，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教会中的污秽

　　2005年的耶稣受难日傍晚，罗马斗兽场外点亮一片烛光，信众们在耶稣赴难路仪式上诵读着若瑟·拉青格主教亲笔写作的沉思。“教会中还有多少污秽存在？”拉青格从耶稣受难转向对现世的思考：“就算是那些神职人员，他们中又有多少人真正做到了洁身自爱？”
　　当时教皇仍是若望·保罗二世，而拉青格还不知道，自己会在一个多月后成为新一任罗马主教兼天主教宗。他更不知道，当一个聚光灯下的教皇意味着怎样的压力，而他作为本笃十六世接手的这个教会，当里头的污秽逐一迸裂而出，会令他自身的名誉蒙受多大的阴影。
　　危机发生在2009年底。当时，2002年美国天主教神父娈童案风波尚未完全平息，爱尔兰政府公布的两起牧师及教会学校性虐待报告一下子就引发了轩然大波。2001年1月底，耶稣会精英高中卡尼修斯学院院长承认，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这所高中里至少发生过50起性骚扰事件。随后越来越多的案件涌现，一个月后，已有2/3的德国教区被牵扯入内。
　　天主教会的污秽逐渐演化成教皇的个人危机。德国《明镜》周刊披露，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德国南部雷根斯堡天主教教区的神职人员涉嫌体罚及性虐待唱诗班男童，而该教区男童唱诗班负责人正是本笃十六世的嫡亲兄长约格·拉青格。此消息一出，媒体开始集中挖掘教皇的“黑历史”，先是他家乡媒体曝光他在担任慕尼黑主教期间曾协助掩盖当地教士虐待儿童的事件，然后是《纽约时报》挖出猛料：本笃在担任监控神父不当行为的枢机主教时，曾对一位性侵犯了200多名聋哑男童的美国神父网开一面。
　　受害者批评本笃是伪君子，教众们亦呼唤他出来给个说法，但他却一直沉默。这符合他一向的观点：对于那些被指控过的牧师，不应该被立刻移交给非宗教当局，而是应首先在教会内部进行保密调查，从而避免媒体猜测以及随之而来的公众情绪爆炸。
　　然而在他沉默的时候，教众对他的信任也在迅速消逝。以他出生的德国为例，《明星》周刊在2012年3月底公布的民调显示，继续信任教皇的德国天主教徒比例已从62%降低到39%。尽管他最终还是承认罗马教廷应为该丑闻负责，但为时已晚，天主教世界中已有不少“本笃十六世应该引咎退位”的呼声。
　　深陷神父虐童丑闻旋涡之中，本笃仍能演讲“笃信上帝，便有勇气直面流言蜚语”，但2012年其贴身管家保罗·加布里埃尔将梵蒂冈诸多机密出卖给意大利作家吉安鲁吉·努兹一事，则让教皇深受打击。当时努兹出版了一本名为《圣座》的图书，书中披露了包括教皇私人信件在内的多项教廷机密，其中许多牵扯到政教合一的梵蒂冈城国任人唯亲和贪污腐败的黑幕；本笃震怒，下令彻查谁人泄密，却发现是自己核心圈中心腹。“梵蒂冈的每个人都知道保罗，因此，这无疑令人感到震惊和痛苦。”梵蒂冈发言人隆巴迪说。后来，当本笃宣布退位时，就有不少媒体推测他是因为被管家背叛而受到重创，从而心灰意冷决心隐退。

辞职：背叛或是回归？

　　如何解读教皇的辞职，对于罗马教廷及新教皇的选举至关重要。尽管教义并未禁止教皇辞职，但一些天主教徒仍视本笃十六世的退位为对其神圣使命的背叛，甚至是对他本人一贯理念的颠覆。如锡耶纳大学法理及宗教学教授马克·文图拉在其博客中所论：“曾将相对主义神学视为教会死敌的那位神学家，却用相对主义辜负了教皇职权。”
　　过往教皇总要坚守使命直至生命蜡烛熄灭，尤其是前任教皇若望·保罗二世。在他最后的时刻，若望·保罗仍不时站在人群之前挥舞颤抖的手，那场景几乎让人不忍卒看，而深知这一点的教皇则趁此机会与病痛苦难中的教民，同向他的上帝寻求共鸣与救赎—所以，哪怕是在被疑似帕金森症折磨到无法亲近参与教务的时刻，若望·保罗也始终拥有感动人的力量。而前任教皇的秘书、枢机主教德茨威兹也曾说过，“不可擅自离开十字架。”教民普遍将之解读为“教宗不得擅自离开圣职”，尽管教廷曾评论此为“断章取义”。
　　但本笃自有自己的道理。在若望·保罗手下，拉青格掌管着梵蒂冈圣部中关键的信理部，他目睹了前任教皇在生命末期所忍受的折磨，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思考教皇能否辞职的事情。“若教皇在身、心、灵三方面均不足以继续履行其职责，”2010年，本笃在接受采访时说，“那么他就有权利，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有义务退位。”
　　往前追溯，在1997年，拉青格在自己刚满70岁时便曾提出辞呈，希望离开信理部，最好能在梵蒂冈图书馆整理图书，或在梵蒂冈机密档案室当一名档案员。若望·保罗拒绝了他的请求，但他的想法并未改变—若瑟·拉青格始终是个德国学者，他相信人在暮年体力与精力下降，将逐渐无法再承担压力与重职，而候选教皇的80岁上限乃至于教皇的事实终身制，则是对此逻辑的违背。如此说来，谁能说他的选择，不是一种对教皇作为上帝代理人之职的负责呢？
　　在退位之后，拉青格将搬进若望·保罗二世于1992年修建的教会母亲修道院。当年，若望·保罗为避开教廷的尘俗之气，而专门修建此院以静心默祷；谁知在数年之后，竟会有一位教皇以更为彻底的方式离开教廷来此避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