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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9日,最新的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下称“国贫县”)名单对外发布,这份名单距上一份名单公布已经11年。
仔细观察此份名单,我们发现,部分位居2011年中旬公布的百强县名单中的县也混迹于“国贫县”行列,其中河南栾川县位居中部百强县42位,云南富源县位居西部百强县45位,重庆开县位居西部百强县77位,广西田东县位居西部百强县94位。
如此发现,让我们感觉“国贫县”似乎已然变味。为何这些全国百强县依然会出现在“国贫县”的名单中?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国贫县”帽子的后面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
双面富源
4月18日,晴朗无雨。与云南大多数地方一样,富源已经进入第四个大旱的年头。
位于富源县后所镇的双诺村已经在国内媒体上多次出现。该村村民入地百米,在地缝中艰难取水的场景像一根针扎在众多国人的心里。然而,贫穷,才是这里深入骨髓的疼痛。
27岁的敖石所裹着一件破旧T恤,坐在树荫下,点上一筒水烟。面容愁倦的妻子抱着不满两岁的小儿子坐在一旁,闷不吭声。在他们身后有三间铺满尘灰的平房,前面用红砖砌,后墙则全是泥砖。这所房子是敖石所十多年前打工挣钱修建的。
“以前没有干旱的时候,一下雨后墙就渗水进屋。”以前他还为这个事烦恼过,连续4年的干旱已经让这个问题自动消失。
敖石所现在有着更大的担心。“正常年份,家里种的包谷和土豆也只够半年的口粮。干了几年,减产4成以上,日子更难过。”敖石所挤出一丝笑容,木讷而生硬。要不是修建家里两口水窖,和村里绝大多数的青壮年一样——他春节后就该到后所镇上的某家煤矿挖煤去了。
但挖煤也挣不了多少钱。“打的临时工,多的时候一个月1000多元,少的时候只有几百元。”父亲前年从房后的树上跌下来伤了腿,母亲有严重的风湿。家里老老小小7口人只能依靠他和20岁的弟弟务工挣钱。“一年到头,连地里出的带打工,也只能挣六七千元。”家里至今还欠着一万多元的医药费。而正在请人修建的两口水窖造价是8000元,虽然政府每口水窖补助2500元,但剩下的3000元敖石所只能欠着。“等以后在煤矿挣了钱再还。”
在双诺村,像敖石所这样极度贫困的家庭比比皆是。在很多地方已经难以见到的土坯房,在双诺村里仍四处可见。除了少量的老人和妇孺,村里难以见到青壮年男人,异常安静。双诺村的沉默与凋敝像凝固的日头,挥之难去。
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富源,地处滇黔边界的一个云南偏远县。3月19日,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再次位列592个“国贫县”之一。10年前的2001年,富源县首次被纳入“国贫县”名单。
而与此同时,在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此前发布的2011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名单中,富源县也同样位列其中。事实上,从2006年开始,富源县已经连续6年入选西部百强县榜单,排位则从81位一路上升到45位。
戴着贫困和富裕双重面具的富源,如同《蝙蝠侠》中的双面人一般,让人真伪难辨。
戴着“国贫县”帽子的富源绝非一个穷县。
“在曲靖的9个市区县中,富源的经济实力在前三位。”富源县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富源县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该县GDP总值达到133.7亿元。财政总收入完成29.4亿元,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0.3亿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21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21255元。各项数据的年度增长额在13%到36%之间。在西部地区,这些数据可谓表现优异。
而在此前一年,富源县已经提出要在5年之内“确保全县经济综合实力在全省排位‘进十争五’”。在该县的“十二五”规划中,富源的GDP目标为300亿元。由于综合经济实力突出,除了连续多年入选“西部百强县”榜单外,富源也多次被云南省政府表彰,被列为全省首批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连续4年获评“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
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综合经济实力,即使在云南省第二大工业城市曲靖全境也并不多见。但正是这个区域经济“先进县”,将“国贫县”的帽子戴了整整10年,并且还将继续戴下去。
与政府工作报告中凯歌高奏相比,在富源县扶贫工作的相关文件中展现出来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贫困帽子的背后
在富源县官方看来,富源有着足够的理由获得“国贫县”的帽子。
但在外界受访人士看来,富源戴上“国贫县”帽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会运作”。“富源整体经济实力摆在那里的,周边很多比它穷的县份对富源进‘国贫县’颇有微词。富源是顶着压力保住这顶帽子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比富源有资格进入“国贫县”的县份有很多。
据了解,目前的“国贫县”的评定是由当地政府上报云南省政府,省政府再根据本省的情况统筹确定“国贫县”名单后,再报国务院扶贫办备案。“权限下放到省里,就看哪个县会运作了。国家级贫困县的称号闻着臭、吃着香,想争着戴这顶帽子的人多着呢。就看你能不能争得到,保得住。”
事实上,有没有一顶“国贫县”帽子,差异是很大的。
政策红利带来巨大利益在富源身上已得到充分体现。仅仅是“十一五”期间,富源县获得的各类扶贫资金就达到近12亿元,其中来自中央省市各级的财政资金就有3.48亿元。同时,“国贫县”头衔还帮助富源县在国债资金、新农合补助资金、小额信贷等方面获得了近6亿元的资金倾斜。同时10余个产业扶贫项目也落在了富源。
“贫困线标准提高到2300元后,来自上面各级政府和系统的项目带动和资金投入还会更高。谁愿意丢掉这顶帽子。”
正是因为如此,在过去10年中,各个地方对于“国贫县”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
富源县在帽子争夺战的两次竞争中都获得了胜利。
早在2000年国家准备确定第三批“国贫县”名单时,当时的富源县主要领导就亲自带队前往国家扶贫办和省里做工作。一位了解富源县扶贫历史的人士回忆说,当时做了“很多工作”,富源如愿入列第三批“国贫县”名单。
而在10年之后的2010年,随着新一轮“国贫县”申报工作展开。包括富源县在内的各个县市又开始新一轮的竞争。而随着富源经济的快速崛起,富源再次“入围”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按照“一进一出”的原则,此次确定的“国贫县”总量没有增减。“新进一个,就要退出一个。曲靖只有两个‘国贫县’名额。大把经济更落后的县盯着,富源这次能继续留在名单里面并不容易。”该人士含蓄地表示。
“按照国家最新公布的农村人口2300元年平均纯收入的贫困线标准,全村3000多人全部在贫困线以下。”双诺村村支书陈红松表示。而据后所镇党委副书记吕国武介绍,整个后所镇6.8万人口中,有30%的农村人口年均纯收入在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以下。“即使超过贫困线的,很多也是脱贫标准不高,只能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而与敖石所等贫困村民迥异的人生就在几公里之外。
在离后所镇10多公里的县城,会经常有玛莎拉蒂等各类豪车在县城各个角落闪现。“前不久一个煤老板才买了一辆400多万元的林肯。”县城的出租车司机老杨对豪车已经见惯不惊。
而这些豪车的主人无一不是富源当地的煤矿主——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后所镇。在并不豪华的县城里,除了豪车,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大量的酒店。这个偏远的县份甚至有一家准五星级酒店。
“80%的财富掌握在不到10%的人手中。”在富源,这样的言论在采访中多次听到。
“富源的贫富差距太大了。”该县宣传部副部长何保国表示,这是富源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富源巨大的贫富差距的根源是煤矿。据了解,富源是云南省煤矿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县份,也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产区,煤炭储量超过150亿吨。而从1999年开始的煤矿改制,让大量的村镇集体产权的煤矿成为私人企业,黑金造富浪潮也随之涌来。
“煤老板一吨煤最少的时候也能挣200元,一个煤矿一年挣个几千万、上亿元并不困难。”后所镇党委副书记吕国武表示。
“一夜之间,富源就成为暴富者的天下。”一位富源县政府人士表示,许多煤老板当初都是从农民和矿工转变而来。
“实际上大多数农民还是很贫困。去年我们农村人均纯收入是5210元,看起来远远超过了2300元的贫困线。但是这个数据是身价几千万、上亿元的煤老板的收入拉抬起来的。他们大多数也是农村人口,要纳入统计范围。但并不能真实反映普通农民的收入水平。”富源县扶贫办有关人士表示。
据了解,由于大规模煤矿开采,在富源诱发了大量的地质灾害和环境问题。“包括山体滑坡、地面塌陷、水土流失、水域污染等等。”据当地一位专业人士表示,仅仅是采矿引发的山体滑坡和地面塌陷,就涉及到全县的10个乡镇的100多个自然村。“受灾人口达到24000多人,18000多间房屋受损,耕地损毁1363亩。”煤矿主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出。“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让民间产生了一些仇富、仇官的心理。”一位富源当地的官员表示。
巨大的贫富差距也令当地政府担忧。如何减少贫富差距也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课题。富源的尝试是“矿村共建”。动员先富裕起来的煤老板以捐资、捐建等形式参与当地的扶贫工作,缓和社会矛盾,弥补扶贫资金不足,带动当地发展。在政府的号召和动员下,从2006年以后,当地的矿主开始逐步参与捐资修路、修学校等公益事业。仅去年100多家煤矿就捐资两亿元用于當地公益扶贫。“捐资最多的矿主已经有上亿元。”一位政府人士表示,虽然煤矿主参与当地扶贫工作的深度在逐步加大,但巨大的贫富差距现实依旧还将长期存在。
(摘自:《中国经营报》作者彭戈)
仔细观察此份名单,我们发现,部分位居2011年中旬公布的百强县名单中的县也混迹于“国贫县”行列,其中河南栾川县位居中部百强县42位,云南富源县位居西部百强县45位,重庆开县位居西部百强县77位,广西田东县位居西部百强县94位。
如此发现,让我们感觉“国贫县”似乎已然变味。为何这些全国百强县依然会出现在“国贫县”的名单中?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国贫县”帽子的后面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
双面富源
4月18日,晴朗无雨。与云南大多数地方一样,富源已经进入第四个大旱的年头。
位于富源县后所镇的双诺村已经在国内媒体上多次出现。该村村民入地百米,在地缝中艰难取水的场景像一根针扎在众多国人的心里。然而,贫穷,才是这里深入骨髓的疼痛。
27岁的敖石所裹着一件破旧T恤,坐在树荫下,点上一筒水烟。面容愁倦的妻子抱着不满两岁的小儿子坐在一旁,闷不吭声。在他们身后有三间铺满尘灰的平房,前面用红砖砌,后墙则全是泥砖。这所房子是敖石所十多年前打工挣钱修建的。
“以前没有干旱的时候,一下雨后墙就渗水进屋。”以前他还为这个事烦恼过,连续4年的干旱已经让这个问题自动消失。
敖石所现在有着更大的担心。“正常年份,家里种的包谷和土豆也只够半年的口粮。干了几年,减产4成以上,日子更难过。”敖石所挤出一丝笑容,木讷而生硬。要不是修建家里两口水窖,和村里绝大多数的青壮年一样——他春节后就该到后所镇上的某家煤矿挖煤去了。
但挖煤也挣不了多少钱。“打的临时工,多的时候一个月1000多元,少的时候只有几百元。”父亲前年从房后的树上跌下来伤了腿,母亲有严重的风湿。家里老老小小7口人只能依靠他和20岁的弟弟务工挣钱。“一年到头,连地里出的带打工,也只能挣六七千元。”家里至今还欠着一万多元的医药费。而正在请人修建的两口水窖造价是8000元,虽然政府每口水窖补助2500元,但剩下的3000元敖石所只能欠着。“等以后在煤矿挣了钱再还。”
在双诺村,像敖石所这样极度贫困的家庭比比皆是。在很多地方已经难以见到的土坯房,在双诺村里仍四处可见。除了少量的老人和妇孺,村里难以见到青壮年男人,异常安静。双诺村的沉默与凋敝像凝固的日头,挥之难去。
一边入选西部百强县,一边又位列国家级贫困县。哪边才是现实的真相?
富源,地处滇黔边界的一个云南偏远县。3月19日,云南曲靖市下属的富源县再次位列592个“国贫县”之一。10年前的2001年,富源县首次被纳入“国贫县”名单。
而与此同时,在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此前发布的2011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名单中,富源县也同样位列其中。事实上,从2006年开始,富源县已经连续6年入选西部百强县榜单,排位则从81位一路上升到45位。
戴着贫困和富裕双重面具的富源,如同《蝙蝠侠》中的双面人一般,让人真伪难辨。
戴着“国贫县”帽子的富源绝非一个穷县。
“在曲靖的9个市区县中,富源的经济实力在前三位。”富源县县委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富源县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该县GDP总值达到133.7亿元。财政总收入完成29.4亿元,其中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10.3亿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21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21255元。各项数据的年度增长额在13%到36%之间。在西部地区,这些数据可谓表现优异。
而在此前一年,富源县已经提出要在5年之内“确保全县经济综合实力在全省排位‘进十争五’”。在该县的“十二五”规划中,富源的GDP目标为300亿元。由于综合经济实力突出,除了连续多年入选“西部百强县”榜单外,富源也多次被云南省政府表彰,被列为全省首批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连续4年获评“云南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
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综合经济实力,即使在云南省第二大工业城市曲靖全境也并不多见。但正是这个区域经济“先进县”,将“国贫县”的帽子戴了整整10年,并且还将继续戴下去。
与政府工作报告中凯歌高奏相比,在富源县扶贫工作的相关文件中展现出来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贫困帽子的背后
在富源县官方看来,富源有着足够的理由获得“国贫县”的帽子。
但在外界受访人士看来,富源戴上“国贫县”帽子,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会运作”。“富源整体经济实力摆在那里的,周边很多比它穷的县份对富源进‘国贫县’颇有微词。富源是顶着压力保住这顶帽子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比富源有资格进入“国贫县”的县份有很多。
据了解,目前的“国贫县”的评定是由当地政府上报云南省政府,省政府再根据本省的情况统筹确定“国贫县”名单后,再报国务院扶贫办备案。“权限下放到省里,就看哪个县会运作了。国家级贫困县的称号闻着臭、吃着香,想争着戴这顶帽子的人多着呢。就看你能不能争得到,保得住。”
事实上,有没有一顶“国贫县”帽子,差异是很大的。
政策红利带来巨大利益在富源身上已得到充分体现。仅仅是“十一五”期间,富源县获得的各类扶贫资金就达到近12亿元,其中来自中央省市各级的财政资金就有3.48亿元。同时,“国贫县”头衔还帮助富源县在国债资金、新农合补助资金、小额信贷等方面获得了近6亿元的资金倾斜。同时10余个产业扶贫项目也落在了富源。
“贫困线标准提高到2300元后,来自上面各级政府和系统的项目带动和资金投入还会更高。谁愿意丢掉这顶帽子。”
正是因为如此,在过去10年中,各个地方对于“国贫县”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
富源县在帽子争夺战的两次竞争中都获得了胜利。
早在2000年国家准备确定第三批“国贫县”名单时,当时的富源县主要领导就亲自带队前往国家扶贫办和省里做工作。一位了解富源县扶贫历史的人士回忆说,当时做了“很多工作”,富源如愿入列第三批“国贫县”名单。
而在10年之后的2010年,随着新一轮“国贫县”申报工作展开。包括富源县在内的各个县市又开始新一轮的竞争。而随着富源经济的快速崛起,富源再次“入围”的难度也大大增加。
按照“一进一出”的原则,此次确定的“国贫县”总量没有增减。“新进一个,就要退出一个。曲靖只有两个‘国贫县’名额。大把经济更落后的县盯着,富源这次能继续留在名单里面并不容易。”该人士含蓄地表示。
“按照国家最新公布的农村人口2300元年平均纯收入的贫困线标准,全村3000多人全部在贫困线以下。”双诺村村支书陈红松表示。而据后所镇党委副书记吕国武介绍,整个后所镇6.8万人口中,有30%的农村人口年均纯收入在2300元的贫困线标准以下。“即使超过贫困线的,很多也是脱贫标准不高,只能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而与敖石所等贫困村民迥异的人生就在几公里之外。
在离后所镇10多公里的县城,会经常有玛莎拉蒂等各类豪车在县城各个角落闪现。“前不久一个煤老板才买了一辆400多万元的林肯。”县城的出租车司机老杨对豪车已经见惯不惊。
而这些豪车的主人无一不是富源当地的煤矿主——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后所镇。在并不豪华的县城里,除了豪车,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大量的酒店。这个偏远的县份甚至有一家准五星级酒店。
“80%的财富掌握在不到10%的人手中。”在富源,这样的言论在采访中多次听到。
“富源的贫富差距太大了。”该县宣传部副部长何保国表示,这是富源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富源巨大的贫富差距的根源是煤矿。据了解,富源是云南省煤矿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县份,也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产区,煤炭储量超过150亿吨。而从1999年开始的煤矿改制,让大量的村镇集体产权的煤矿成为私人企业,黑金造富浪潮也随之涌来。
“煤老板一吨煤最少的时候也能挣200元,一个煤矿一年挣个几千万、上亿元并不困难。”后所镇党委副书记吕国武表示。
“一夜之间,富源就成为暴富者的天下。”一位富源县政府人士表示,许多煤老板当初都是从农民和矿工转变而来。
“实际上大多数农民还是很贫困。去年我们农村人均纯收入是5210元,看起来远远超过了2300元的贫困线。但是这个数据是身价几千万、上亿元的煤老板的收入拉抬起来的。他们大多数也是农村人口,要纳入统计范围。但并不能真实反映普通农民的收入水平。”富源县扶贫办有关人士表示。
据了解,由于大规模煤矿开采,在富源诱发了大量的地质灾害和环境问题。“包括山体滑坡、地面塌陷、水土流失、水域污染等等。”据当地一位专业人士表示,仅仅是采矿引发的山体滑坡和地面塌陷,就涉及到全县的10个乡镇的100多个自然村。“受灾人口达到24000多人,18000多间房屋受损,耕地损毁1363亩。”煤矿主与村民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出。“贫富差距的极速扩大让民间产生了一些仇富、仇官的心理。”一位富源当地的官员表示。
巨大的贫富差距也令当地政府担忧。如何减少贫富差距也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课题。富源的尝试是“矿村共建”。动员先富裕起来的煤老板以捐资、捐建等形式参与当地的扶贫工作,缓和社会矛盾,弥补扶贫资金不足,带动当地发展。在政府的号召和动员下,从2006年以后,当地的矿主开始逐步参与捐资修路、修学校等公益事业。仅去年100多家煤矿就捐资两亿元用于當地公益扶贫。“捐资最多的矿主已经有上亿元。”一位政府人士表示,虽然煤矿主参与当地扶贫工作的深度在逐步加大,但巨大的贫富差距现实依旧还将长期存在。
(摘自:《中国经营报》作者彭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