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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理论命题，由孔子的“诗可以怨”和屈原的“发愤以抒情”，发展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再延续至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和蒲松龄的“孤愤”说，使“发愤著书”说形成一条清晰的继承和发展的脉络，对后世的诗学理论和小说理论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孤愤
“发愤著书”说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来的，成为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揭示了作家创作的直接心理动力“愤”。“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并不是司马迁一时兴起之作，而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受到孔子“诗可以怨”和屈原“发愤以抒情”思想影响的结果。
一、“发愤著书”说的溯源
在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之前，先秦的典籍中已经开始萌芽这一理论主张，孔子在《论语·阳货》中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种情性的抒发，必须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简单的说，就是诗歌可以抒发“怨”“哀”“思”等情性，但一定要符合儒家诗教中“温柔敦厚”的原则。因此， 孔子的“诗可以怨”的理论主张，表明在文学创作中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合理的调控情感，含蓄的表现情感，防止过犹不及，进而发挥出诗歌批判社会现实的功能，即“怨刺上政”，强调了诗歌的批评讽谏作用，也肯定了诗歌的政治功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诗可以怨”的理论固然有着一定的反抗色彩，但在传统诗教的束缚下，它的锋芒更多地消融在一种规讽柔婉的风气中，一般文学作品对黑暗现实也仅能起到“劝百讽一”的作用。
之后，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提出“发愤抒情”说，开创了关于“愤”这种情感体验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的先河。这一学说出自他的作品《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屈原的“发愤抒情”说指审美主体需要通过文艺创作的方式来倾诉郁结于内心的愤懑，将怨愤的情感畅快淋漓地发泄出去，这一理论成为屈原创作诗歌的艺术动力，虽然它还不够系统和完善，但突出了“愤”的功能和作用，即批判教化作用、文学真实性和主观抒情性的保证等，确定自身创作诗歌的艺术表达形式即“抒情”。屈原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诗学理论，提出诗歌的本质就在于“抒情”，这是屈原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的卓越贡献。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印记，强调对社会黑暗的批判，坚持追求自身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也丰富和拓展了“诗言志”的内蕴空间，成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先声。
二、“发愤著书”说的提出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发愤著书”说的文学理论。在《报任安书》中说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认为，这些圣贤均能“发愤”而作，诉诸于文字来发泄胸中的郁结之气。因此，司马迁发现了著书者的不幸生活遭遇与创作文学作品的关系，认为著书者能创作出流传百世的经典著作是和其不幸遭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经典著作也是著书人对社会黑暗的愤慨的抒发。而他自身因李陵事件而深陷囹圄、遭受宫刑，深切体会到了古人心中的郁结，在提到自己作《史记》的目的亦为“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说文学理论。
三、“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自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的理论主张以后，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作家和文论家，许多理论主张和学说的提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之有关系，不断的继承、发展和完善“发愤著书”说这一理论主张。
南北朝时，刘勰在“发愤著书”说的基础上，提出“志思蓄愤”，他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写道：“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刘勰的“蓄愤”说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都主张“以文抒愤”，但是由于二人所处的时代与身份、经历并不相同，二者对“抒愤”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虽然刘勰仍然遵从儒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美学传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的“蓄愤”说相对于“发愤著书”说依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对“发愤著书”说进一步作了比较全面阐述的是唐代的韩愈，他进一步提出了“不平则鸣”说，在《送孟东野序》中说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韩愈认为，人之所以发不平之声，乃是人世间有不平之事，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有压迫就有反抗，如同风之摇动而有草木之鸣，物之打击而有金石之声一样，是很自然的事。作者们所发出的言辞，都是他们思绪和情怀的寄托。
欧阳修继韩愈提出“不平则鸣”说后，又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说的文学理论，在《梅圣俞诗序集》中写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巅水涯之外，见虫鱼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挥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从情之难言，益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怠穷者而后工。”韩愈对“穷苦之言易好”的原因未作解释，欧阳修在此作了进一步深入阐述，分析了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坚持理想、不满现实的优秀诗人或被贬谪、或遭流放、更贴近自然，与风云鸟兽草木虫鱼建立起较纯粹的审美关系，能“探其奇怪”，其二，穷窘困厄，怀才不遇，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更为曲折深微的世态人情。因此，他认为诗人遭遇坎坷，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深切认识社会矛盾，产生忧思愤懑，幽愤郁积于心时，以诗歌来批判社会黑暗，反映生活本质，抒发不平之情，进而写出精美优秀的诗歌作品。这一点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显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
到了明清时期，“发愤著书”说对小说理论评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明代李贽深刻地论述了发愤著书说，并把这一理论具体运用到小说批评上。他在《忠义水浒传序》提道：“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他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北宋末期黑暗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认为北宋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才是作者所以创作《水浒传》的主因。
综上所述，“发愤著书”说这一文学理论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文人志士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力。它上承孔子的“诗可以怨”、屈原的“发愤抒情”说等前人理论，下啟后世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蒲松龄的“孤愤”说等理论。这些理论学说都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财富，并且这些理论一脉相承，又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升华，对我们更好地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屈原，吴广平译. 楚辞[M]. 长沙：岳麓书社，2011.
[4]刘勰. 文心雕龙[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5]钟嵘，陈廷杰注. 诗品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韩愈，马其昶注.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8]李贽. 焚书 续焚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9]蒲松龄. 聊斋志异[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0]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1]汪耀明. 论发愤著书说[J]. 商丘师范学院院报，2010（10）.
[12]钟敏. 发愤著书—浅论中国古代作家创作发生之因[J]. 文史，2012（4）.
关键词：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孤愤
“发愤著书”说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来的，成为其文学思想的核心，揭示了作家创作的直接心理动力“愤”。“发愤著书”说的提出，并不是司马迁一时兴起之作，而是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受到孔子“诗可以怨”和屈原“发愤以抒情”思想影响的结果。
一、“发愤著书”说的溯源
在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之前，先秦的典籍中已经开始萌芽这一理论主张，孔子在《论语·阳货》中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种情性的抒发，必须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简单的说，就是诗歌可以抒发“怨”“哀”“思”等情性，但一定要符合儒家诗教中“温柔敦厚”的原则。因此， 孔子的“诗可以怨”的理论主张，表明在文学创作中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合理的调控情感，含蓄的表现情感，防止过犹不及，进而发挥出诗歌批判社会现实的功能，即“怨刺上政”，强调了诗歌的批评讽谏作用，也肯定了诗歌的政治功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诗可以怨”的理论固然有着一定的反抗色彩，但在传统诗教的束缚下，它的锋芒更多地消融在一种规讽柔婉的风气中，一般文学作品对黑暗现实也仅能起到“劝百讽一”的作用。
之后，战国时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提出“发愤抒情”说，开创了关于“愤”这种情感体验与文学创作实践结合的先河。这一学说出自他的作品《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屈原的“发愤抒情”说指审美主体需要通过文艺创作的方式来倾诉郁结于内心的愤懑，将怨愤的情感畅快淋漓地发泄出去，这一理论成为屈原创作诗歌的艺术动力，虽然它还不够系统和完善，但突出了“愤”的功能和作用，即批判教化作用、文学真实性和主观抒情性的保证等，确定自身创作诗歌的艺术表达形式即“抒情”。屈原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诗学理论，提出诗歌的本质就在于“抒情”，这是屈原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的卓越贡献。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印记，强调对社会黑暗的批判，坚持追求自身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也丰富和拓展了“诗言志”的内蕴空间，成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先声。
二、“发愤著书”说的提出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提出了“发愤著书”说的文学理论。在《报任安书》中说道：“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认为，这些圣贤均能“发愤”而作，诉诸于文字来发泄胸中的郁结之气。因此，司马迁发现了著书者的不幸生活遭遇与创作文学作品的关系，认为著书者能创作出流传百世的经典著作是和其不幸遭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些经典著作也是著书人对社会黑暗的愤慨的抒发。而他自身因李陵事件而深陷囹圄、遭受宫刑，深切体会到了古人心中的郁结，在提到自己作《史记》的目的亦为“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说文学理论。
三、“发愤著书”说的影响
自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的理论主张以后，深刻影响了后世的作家和文论家，许多理论主张和学说的提出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之有关系，不断的继承、发展和完善“发愤著书”说这一理论主张。
南北朝时，刘勰在“发愤著书”说的基础上，提出“志思蓄愤”，他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写道：“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咏性情，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刘勰的“蓄愤”说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都主张“以文抒愤”，但是由于二人所处的时代与身份、经历并不相同，二者对“抒愤”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虽然刘勰仍然遵从儒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美学传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的“蓄愤”说相对于“发愤著书”说依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对“发愤著书”说进一步作了比较全面阐述的是唐代的韩愈，他进一步提出了“不平则鸣”说，在《送孟东野序》中说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韩愈认为，人之所以发不平之声，乃是人世间有不平之事，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有压迫就有反抗，如同风之摇动而有草木之鸣，物之打击而有金石之声一样，是很自然的事。作者们所发出的言辞，都是他们思绪和情怀的寄托。
欧阳修继韩愈提出“不平则鸣”说后，又进一步提出了“穷而后工”说的文学理论，在《梅圣俞诗序集》中写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巅水涯之外，见虫鱼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挥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从情之难言，益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怠穷者而后工。”韩愈对“穷苦之言易好”的原因未作解释，欧阳修在此作了进一步深入阐述，分析了两方面的因素：其一，坚持理想、不满现实的优秀诗人或被贬谪、或遭流放、更贴近自然，与风云鸟兽草木虫鱼建立起较纯粹的审美关系，能“探其奇怪”，其二，穷窘困厄，怀才不遇，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更为曲折深微的世态人情。因此，他认为诗人遭遇坎坷，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深切认识社会矛盾，产生忧思愤懑，幽愤郁积于心时，以诗歌来批判社会黑暗，反映生活本质，抒发不平之情，进而写出精美优秀的诗歌作品。这一点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显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
到了明清时期，“发愤著书”说对小说理论评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明代李贽深刻地论述了发愤著书说，并把这一理论具体运用到小说批评上。他在《忠义水浒传序》提道：“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他将作者的愤懑之情与北宋末期黑暗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认为北宋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的社会现实才是作者所以创作《水浒传》的主因。
综上所述，“发愤著书”说这一文学理论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文人志士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力。它上承孔子的“诗可以怨”、屈原的“发愤抒情”说等前人理论，下啟后世韩愈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蒲松龄的“孤愤”说等理论。这些理论学说都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财富，并且这些理论一脉相承，又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展升华，对我们更好地进行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屈原，吴广平译. 楚辞[M]. 长沙：岳麓书社，2011.
[4]刘勰. 文心雕龙[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5]钟嵘，陈廷杰注. 诗品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6]韩愈，马其昶注. 韩昌黎文集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8]李贽. 焚书 续焚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11.
[9]蒲松龄. 聊斋志异[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0]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11]汪耀明. 论发愤著书说[J]. 商丘师范学院院报，2010（10）.
[12]钟敏. 发愤著书—浅论中国古代作家创作发生之因[J]. 文史，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