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推荐周其仁这篇文章,是因为他点到了科龙的病根,也提出了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国有企业改制,首先应该卖给内部人还是卖给外部人,甚至卖给外国人。从目前的改制政策看,国有企业卖给外部人,甚至卖给外国人,没有政策障碍,已有不少国有企业以及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被外资收购。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上市公司被外资收购和控股。然而,国有企业卖给为本企业工作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管理层和职工,却障碍重重。之所以不愿意把国有企业或国有股权卖给管理层,主要有三个理由:其一,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点是两权分离。即小孩(指企业)只能给阿姨(指职业经理人)养,不能给父母(指投资者、股东)养。这里涉及一个基本问题,即我们要建立一个以父母为支点的企业制度,还是建立一个以阿姨为支点的企业制度。我们应该把小孩的命运寄托在父母身上,还是寄托在阿姨的身上。大量事实表明,阿姨终究不如父母。当时的晋商为什么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阿姨变成父母,给大掌柜、二掌柜等阿姨身股。对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改制的最终方案是管理层或全体职工收购,即把阿姨变成父母。当然,把阿姨变成父母有个前提,即这个阿姨,或这一批阿姨是比较好的阿姨。其二,管理层收购,会出现自买自卖,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成立。我们有那么多政府部门都在研究国有企业的改制,有那么多部门在管理国有资产,为什么到现在还让管理层自买自卖呢?这不是管理层的问题,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做得不够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只要建立一套公开拍卖的机制,不可能出现国有资产流失。事实上,许多地方已经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如四川乐山21家国有企业在本地交易所上市,又如武汉有机管理层与外部投资者一起参加投标。这些办法一般都不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但我们对这些好的办法为什么不认真研究和积极推广呢?其三,让以工薪为生的管理层收购巨额国有资产,他们拿不出那么多钱。这是一个融资技术问题。如果我们真正愿意让管理层和职工收购,我们自然会为其创造相应的融资渠道,甚至为此成立专门的金融机构。管理层在一个企业干了几十年,他们愿意买,说明他们心里有底。只要将他们所购买的国有资产或股权作抵押,这种融资风险是很低的。我提到了管理层收购和职工收购两个概念。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只能由管理层收购,职工只能靠边站。这应该根据各个企业具体情况而定,有的企业适宜于管理层收购,有的企业适宜于全体职工共同收购,不应该一刀切。经济学家看到真实世界的现象之后,应该以专业的角度告诉民众“是什么”和“为什么”,而说“好不好”的是伦理学家,说“怎么办”的人是政治家或工程师。周其仁与郎成平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经济学家,后者我们不知道他是以什么身份在说事儿。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还没搞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就说出“好不好”和“怎么办”的人,很无奈,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把经济学当作科学来看待,而喜欢把经济学家当伦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