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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时间，非典、两会、汶川地震、北京奥运……几乎每个重大事件现场，都能发现柴静的身影。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结集成书《看见》，描绘了一个又一个留给她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在她看来，“人”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被概念化，被模式化，被无知和偏见遮蔽。因此，要想“看见”，就要从蒙昧中睁开眼。
“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这是柴静新书《看见》里描写故乡山西的一段话，流溢着丰沛的才思与情感，也体现了她一以贯之的文艺气质与人文关怀。
从学生时代开始，柴静就流露出一种文艺范儿。大学读的是会计，她不喜欢，笔记本上一边是经济笔记，一边抄着亦舒的言情小说。19岁时，柴静开始主持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间情感类节目《夜色温柔》。人们把满腹心事付诸笔端，经由柴静的声音传递给陌生的人们，大家在陌生人的故事里悲哭欢歌。她曾经的听众如此形容她：“她曾经用19岁的声音，温暖了长沙漫长静谧的黑夜。”她说，当初做广播，是因为不想做小会计，愿意在深夜里聆听各种孤独的声音。
“做电台的时候，我喜欢说，‘这是一个像流沙一样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艺和情绪的字眼，而在25 岁的时候，我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现在是时候该蹲下来观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观察它们的湿度、密度、结构、流向和探究为什么这样流向的原因。我庆幸，在迈入成年的门槛时，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柴静说，她为曾经的自己感到遗憾，不甘心就此停靠自己的生活，因此选择辞职北上，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学习电视编辑，为自己充电。后来，进入湖南卫视，成为《新青年》主持人。2001年，原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将柴静调入央视。从《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到《新闻调查》、《24小时》、《面对面》，再到如今的《看见》，柴静始终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以她的犀利和敏锐、坚定与坚持，历练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作为记者，柴静经常提醒自己要客观、克制，可天生的感性、敏感，还是会让她在采访中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让新闻显得不那么“客观”，而是多了一种“人性”，一种悲悯的情怀。话剧人牟森曾经对她说：“《看见》不是新闻节目，是文学节目。”
主持《新闻调查》时，《双城的创伤》那期节目中，她给小孩擦眼泪的动作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讨论她是否是“表演性主持”。做药家鑫案，采访张妙的父亲时，听到张妙的母亲在房间里哭泣，她也会忍不住停下采访，去房间安慰、陪伴张母。过去，柴静也会反思这样的行为，认为自己不够冷静和专业，如今，逐渐摆脱外界和内在束缚的她反而觉得：“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进入央视十余年，柴静不断学习、充实着，也不断反思着。几个月之前，她采访了在广西板烈村支教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采访到他的一个学生时，学生哭了，因为他觉得柴静不理解他。柴静当时非常沮丧，一个人坐了半个小时。她问卢安克，我怎么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呢？卢安克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我们还有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柴静意识到，只有认识了自己身上的弱点，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谅。“我们需要共同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
现在的柴静越来越敬畏“求实”这两个字。“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思维训练，而是喜欢四两拨千斤，比较华丽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但是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时候周正龙穿着一个大棉袄在地头坐着接受采访。当天采访完之后，我们小组有剧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我问为什么？然后同事说，周正龙披着大袄背着光坐在漫山遍野的麦苗当中他就是个老英雄啊！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这个瞬间我印象特别深，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要靠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和逻辑关系的梳理。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就靠这句话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诉，让它自身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也是小孩子可以从土地当中被拉出深埋的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问柴静为什么不离开央视，她答：“只有中央电视台能把根扎在中国最深层的土壤，能触及普通人的生活。”
宽容是一种认识事物的能力
LADY：你的新书《看见》里有一章叫“山西，山西”，写的是你的家乡，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再也不想回山西了，是一时情绪的发泄，还是骨子里的想法？
柴静：书中是说过原来想我再也不想回山西了，但是2007年再次动身回山西。我原来在想不回的时候，其实归根到底是一个感情上的痛苦，因为你回去之后要面对的都是失去，人们承受不了，所以就想逃避。但是后来发现逃不开，我家人、亲人都在那儿，过去连血带肉不可能挖出来全部扔掉，所以必须回去。这个回去是参与，就是为我的土地再做一点事情，我是个记者，要做记者能做的事，我心里是认定我做的是好的。当时很多人都会说你为什么不做点好事，包括我家里人也会有压力，父母说你要不要做山西正面的题材，不要老做污染。但是我还是认定，我做得比较好。
LADY：你提到写这本《看见》的动力是“离开”，你离开之前和离开之后有什么改变？如果有的话，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柴静：离开之前人总是有一个以为的，你以为生活是这样发展，这个以为当中有一个安全，就像今天我们回去认为明天一定会怎么样，我会跟我最熟悉的同事们在一起，然后一步一步发展，其实生活是这样的，但是一瞬间就被打破了。这个打破背后有一个东西被硬生生地拔起来了，真是血肉模糊的。但是拔起来之后也是一个逼着你往独立的方向走，你不能依赖任何人，你只能靠你自己往前走。还有一个是我的书里面也写过，实际上在这三年里面经历了很多职业上的变化，从这个节目到那个节目，是外在环境对我的影响。如果是在陈虻之前的阶段可能会比较担忧，谁都喜欢不安全、不熟悉。但是他走了之后，他已经死了，跟这个死亡比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可怕的事，今天我丢掉了这个工作或这本书不能出了，这不可怕，没有比死更可怕的。这种状况下实际上也是一种踏实，我不想明天的事，也不想今天的事，就在当下此刻把要做的事做了，其实挺有趣的。 LADY：你在书里说，陈虻老师让你学会宽容，让你成为伟大的记者。你当时的回答是，“我不需要完美，我不需要成为伟大的记者，我只要做一个称职的记者。”你觉得你距离陈虻老师说的“宽容”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
柴静：那是我当时的原话。我后来想明白了，陈虻说的是一个好的记者应该如何发展。所以他说的这个“宽容”，其实是一种认识事物的能力，如果你的视野很简陋，心智很简陋，那是不可能理解事物的，也谈不上宽容可言。所以他要求我不断把自己思想中僵化的成分打破，然后你就能“看见”。但我现在还是没有完全做到，只能说比10年前有所进步，如果他看到我这本书肯定会觉得“怎么写得这么烂啊”。
LADY：陈虻曾对你说“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要你找到对新闻的欲望。你觉得自己找到了吗？
柴静：我的欲望是希望看到问题本质，采访对象的本质是什么。我就特别害怕面对的是一个被水泥柱子砌起来的人，这个人应该跟水一样恢复那种活泼的劲儿，你真的想认识这个人，甚至想把这个坏的事情说清楚的时候，你就得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把问题设置成一支箭
LADY：很多记者是通过你的节目学习怎么提问，那么你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准备才达到现在的提问水平的？
柴静：一开头我也挺为难的，包括刚进央视的时候，我也是从模仿开始。看一些优秀媒体人的采访提问，比如法拉奇怎么提问的，华莱士怎么提问的，仔细地抄下来。每次采访前设计问题按这个模板套进去。通常我在采访前都会列不少于100个问题。但是后来发现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设问的时候都是希望把话题引到某个方向，乃至预设了对方的回答，这就容易把事情捆死了，没办法很开放地看一件事。这些设问有时候会获得你希望获得的答案，可也会错失你预想之外的东西。这些年，我慢慢地尝试忘记模板，就像张无忌学太极一样，把精髓融化在血脉之中，不会去想具体的招式究竟怎样。只要设置好第一个问题，把它看成一支箭，知道这只箭射向哪儿就行了。更多的是靠感受，感受你和对方往来之间的呼应，你靠你的好奇不断地开掘问题，将它自然而然地延伸下去。
LADY：也就是说，在采访中，要让对方变得越来越重要。
柴静：对，记者采访时生怕自己的问题不够准确、不够向老总交差，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坐在你面前的那个人最重要，就是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使他呈现出他自己最重要。有的时候甚至你不要提问更好，你不提问时他的那种表述状态，甚至你的迟疑、你的沉默会更激发他表达。这就完全靠你们之间很独特的呼应关系。回首我在央视这十年，凡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采访，都是那些偏离我预想的。如果你的采访重复别人的经验，生活也重复别人的经验，这就乏味了。
LADY：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之前，你采访了导演李安。那次采访被设置了很多困难，采访前不能看样片，在采访中也不能问剧情，只有45分钟的采访时间要剪成30分钟的节目。你是怎么准备这次采访的？
柴静：最终同意做这个访问，就是因为李安本人，他是我们在文化界值得敬重的人，能激发你的心灵。这可能是极度危险的访问，难度这么大，但是能够让喜爱他的人看他说什么，我自己是做了承受争议的准备。而且李安讲话速度很慢，回答一个问题时间很长。以至于福克斯公司告诉我，麻烦你尽快打断他，他会讲很长的。打断别人是一种冒犯，但是现场不可避免有紧张的感觉，因为这是一个采访节目需要对话。现在想起来，如果有可以总结的地方，就是不要去想这是什么节目，就想我就做不成这期节目，只是来听听。我问一个问题，他说一个小时，可以吗？可以的。你的患得患失之心会放下来，也不会有感到所有目光注视着你、等待着你提问的压力，就不会在提问的时候会有略带急切之感。
LADY：你在行文和谈话过程中有明显的个人风格，比如你的文字、说话比大多数记者有诗性情怀，这种特别的个人风格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小时候有没有为自己刻意培养文字风格而做出一些努力呢？
柴静：那倒没有，很难设计这种风格。一个人讲话跟阅读有关系，我是一个吸收外界才形成的自己，我原本一无所有，可能有一些阅读趣味性的从当中得到，然后这些人就综合在身上进行演变，会有一些化学反应。我记得当年做电台的时候，电台主持人特别容易口若悬河，因为你要把空间填满，一个人说两小时。但是我原来比较警惕滥用语言。所以我做主持人有一个习惯，这段开场白只说一分钟，但是这一分钟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再把里面多余的字删掉、形容词删掉，就没剩多少了。删完之后再跟音乐对接，对接到秒的精确才会说出来，应该是一种惜字如金，否则会辜负听众的耳朵，为什么要听那么多暴力的语言，现在采访的时候更简短，动词多一点，形容词少一点，可能做不到更好，是方向吧。
独立，就是把内心的重量压下来
LADY：你在开篇中提到要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是如何报道自己，你如何报道自己呢？
柴静：这本书就算一个报道了，其实我是说准确、客观、公正这些原则，你想用在报道的事件上，要先用在自己身上，你能不能这么报道自己。其实诚实是很困难的，比如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个人总是不太愿意写自己的错误和缺点，难看、羞辱。你能不能写，你不写就是避开了，也是一种粉饰，报道态度也是困难的事情。如果我做不了就扔在那儿，我知道跨不过去就扔在那儿，就像个石头一样卡在那儿。但是慢慢生活往前走，就像下点雨慢慢把石头盖过去了，感觉好像能跨过去了，就再往下写。
LADY：央视这个平台对于主持人来说，是优势，也是限制。你对此怎么看？
柴静：陈虻那时老说，你们总抱怨，谁谁谁限制你们思想了，我请问你们有思想吗？他这句话给我的触动很大。一个人不独立的时候，才会把内心的重量和责任推向外界，这样就失衡了。所谓独立，就是把这个重量压下来。既不索求，也不抱怨。
LADY：有一次采访，你为接受采访的孩子擦眼泪，这个动作在当时引起过争议，有人说记者不应该有这种动作。现在的你，还会像当初那样吗？
柴静：那期节目之后，我去请教过钱钢老师。他说，你别急着下结论，先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10年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前两天，我又去问他，这10年过去了我还没有结论。但是，我心里其实已有判断，没有什么该擦不该擦，只是要视乎记者那一刻的感受，是否真实。
Tips
柴静·瞬间
初入央视
我抱着带子去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抗击非典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眼从枕头边摸到体温计，往腋下一夹，再半睡半醒五分钟。反正发烧就去医院，不发烧也要去。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里的气是烫的，热流直蹿到脑门上，觉得肯定是感染了。闭着眼睛想，怎么搞个DV进病房之类，不能白死。
采访污染工厂负责人
一次，柴静采访因污染而被查处的工厂负责人，被访者面对证据死不承认。
柴静问：“你是说这个工厂没有违规超标吗？”
“绝对没有。”
“那我们坐在这里闻到的是什么味道？”
“没有啊，我闻不到。”
“你是说你闻不到吗？”
“我的鼻子没有你灵敏。”
柴静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水居然是透亮的，荇藻青青，风一过，摇得如痴如醉，黄雀和燕子在水上沾一下脚，在野花上一站就掠走了，花一软，再努一下，细细密密的水纹久久不散。一抬头，一只白鹭拐了一个漂亮的大弯。
“这是远古我的家乡。”
这是柴静新书《看见》里描写故乡山西的一段话，流溢着丰沛的才思与情感，也体现了她一以贯之的文艺气质与人文关怀。
从学生时代开始，柴静就流露出一种文艺范儿。大学读的是会计，她不喜欢，笔记本上一边是经济笔记，一边抄着亦舒的言情小说。19岁时，柴静开始主持湖南文艺广播电台夜间情感类节目《夜色温柔》。人们把满腹心事付诸笔端，经由柴静的声音传递给陌生的人们，大家在陌生人的故事里悲哭欢歌。她曾经的听众如此形容她：“她曾经用19岁的声音，温暖了长沙漫长静谧的黑夜。”她说，当初做广播，是因为不想做小会计，愿意在深夜里聆听各种孤独的声音。
“做电台的时候，我喜欢说，‘这是一个像流沙一样的世界’。那是非常文艺和情绪的字眼，而在25 岁的时候，我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现在是时候该蹲下来观察地面上的沙粒了，观察它们的湿度、密度、结构、流向和探究为什么这样流向的原因。我庆幸，在迈入成年的门槛时，从自我的世界里走了出来，开始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关心将自己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柴静说，她为曾经的自己感到遗憾，不甘心就此停靠自己的生活，因此选择辞职北上，到北京广播电视学院学习电视编辑，为自己充电。后来，进入湖南卫视，成为《新青年》主持人。2001年，原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将柴静调入央视。从《东方时空·时空连线》到《新闻调查》、《24小时》、《面对面》，再到如今的《看见》，柴静始终站在离新闻最近的地方，以她的犀利和敏锐、坚定与坚持，历练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作为记者，柴静经常提醒自己要客观、克制，可天生的感性、敏感，还是会让她在采访中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让新闻显得不那么“客观”，而是多了一种“人性”，一种悲悯的情怀。话剧人牟森曾经对她说：“《看见》不是新闻节目，是文学节目。”
主持《新闻调查》时，《双城的创伤》那期节目中，她给小孩擦眼泪的动作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讨论她是否是“表演性主持”。做药家鑫案，采访张妙的父亲时，听到张妙的母亲在房间里哭泣，她也会忍不住停下采访，去房间安慰、陪伴张母。过去，柴静也会反思这样的行为，认为自己不够冷静和专业，如今，逐渐摆脱外界和内在束缚的她反而觉得：“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进入央视十余年，柴静不断学习、充实着，也不断反思着。几个月之前，她采访了在广西板烈村支教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采访到他的一个学生时，学生哭了，因为他觉得柴静不理解他。柴静当时非常沮丧，一个人坐了半个小时。她问卢安克，我怎么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呢？卢安克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我们还有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柴静意识到，只有认识了自己身上的弱点，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谅。“我们需要共同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
现在的柴静越来越敬畏“求实”这两个字。“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严格的思维训练，而是喜欢四两拨千斤，比较华丽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但是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时候周正龙穿着一个大棉袄在地头坐着接受采访。当天采访完之后，我们小组有剧烈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我问为什么？然后同事说，周正龙披着大袄背着光坐在漫山遍野的麦苗当中他就是个老英雄啊！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这个瞬间我印象特别深，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要靠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和逻辑关系的梳理。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就靠这句话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诉，让它自身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也是小孩子可以从土地当中被拉出深埋的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问柴静为什么不离开央视，她答：“只有中央电视台能把根扎在中国最深层的土壤，能触及普通人的生活。”
宽容是一种认识事物的能力
LADY：你的新书《看见》里有一章叫“山西，山西”，写的是你的家乡，里面有一句话说你再也不想回山西了，是一时情绪的发泄，还是骨子里的想法？
柴静：书中是说过原来想我再也不想回山西了，但是2007年再次动身回山西。我原来在想不回的时候，其实归根到底是一个感情上的痛苦，因为你回去之后要面对的都是失去，人们承受不了，所以就想逃避。但是后来发现逃不开，我家人、亲人都在那儿，过去连血带肉不可能挖出来全部扔掉，所以必须回去。这个回去是参与，就是为我的土地再做一点事情，我是个记者，要做记者能做的事，我心里是认定我做的是好的。当时很多人都会说你为什么不做点好事，包括我家里人也会有压力，父母说你要不要做山西正面的题材，不要老做污染。但是我还是认定，我做得比较好。
LADY：你提到写这本《看见》的动力是“离开”，你离开之前和离开之后有什么改变？如果有的话，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柴静：离开之前人总是有一个以为的，你以为生活是这样发展，这个以为当中有一个安全，就像今天我们回去认为明天一定会怎么样，我会跟我最熟悉的同事们在一起，然后一步一步发展，其实生活是这样的，但是一瞬间就被打破了。这个打破背后有一个东西被硬生生地拔起来了，真是血肉模糊的。但是拔起来之后也是一个逼着你往独立的方向走，你不能依赖任何人，你只能靠你自己往前走。还有一个是我的书里面也写过，实际上在这三年里面经历了很多职业上的变化，从这个节目到那个节目，是外在环境对我的影响。如果是在陈虻之前的阶段可能会比较担忧，谁都喜欢不安全、不熟悉。但是他走了之后，他已经死了，跟这个死亡比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可怕的事，今天我丢掉了这个工作或这本书不能出了，这不可怕，没有比死更可怕的。这种状况下实际上也是一种踏实，我不想明天的事，也不想今天的事，就在当下此刻把要做的事做了，其实挺有趣的。 LADY：你在书里说，陈虻老师让你学会宽容，让你成为伟大的记者。你当时的回答是，“我不需要完美，我不需要成为伟大的记者，我只要做一个称职的记者。”你觉得你距离陈虻老师说的“宽容”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
柴静：那是我当时的原话。我后来想明白了，陈虻说的是一个好的记者应该如何发展。所以他说的这个“宽容”，其实是一种认识事物的能力，如果你的视野很简陋，心智很简陋，那是不可能理解事物的，也谈不上宽容可言。所以他要求我不断把自己思想中僵化的成分打破，然后你就能“看见”。但我现在还是没有完全做到，只能说比10年前有所进步，如果他看到我这本书肯定会觉得“怎么写得这么烂啊”。
LADY：陈虻曾对你说“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要你找到对新闻的欲望。你觉得自己找到了吗？
柴静：我的欲望是希望看到问题本质，采访对象的本质是什么。我就特别害怕面对的是一个被水泥柱子砌起来的人，这个人应该跟水一样恢复那种活泼的劲儿，你真的想认识这个人，甚至想把这个坏的事情说清楚的时候，你就得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把问题设置成一支箭
LADY：很多记者是通过你的节目学习怎么提问，那么你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准备才达到现在的提问水平的？
柴静：一开头我也挺为难的，包括刚进央视的时候，我也是从模仿开始。看一些优秀媒体人的采访提问，比如法拉奇怎么提问的，华莱士怎么提问的，仔细地抄下来。每次采访前设计问题按这个模板套进去。通常我在采访前都会列不少于100个问题。但是后来发现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设问的时候都是希望把话题引到某个方向，乃至预设了对方的回答，这就容易把事情捆死了，没办法很开放地看一件事。这些设问有时候会获得你希望获得的答案，可也会错失你预想之外的东西。这些年，我慢慢地尝试忘记模板，就像张无忌学太极一样，把精髓融化在血脉之中，不会去想具体的招式究竟怎样。只要设置好第一个问题，把它看成一支箭，知道这只箭射向哪儿就行了。更多的是靠感受，感受你和对方往来之间的呼应，你靠你的好奇不断地开掘问题，将它自然而然地延伸下去。
LADY：也就是说，在采访中，要让对方变得越来越重要。
柴静：对，记者采访时生怕自己的问题不够准确、不够向老总交差，但是最后你会发现，坐在你面前的那个人最重要，就是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使他呈现出他自己最重要。有的时候甚至你不要提问更好，你不提问时他的那种表述状态，甚至你的迟疑、你的沉默会更激发他表达。这就完全靠你们之间很独特的呼应关系。回首我在央视这十年，凡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采访，都是那些偏离我预想的。如果你的采访重复别人的经验，生活也重复别人的经验，这就乏味了。
LADY：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上映之前，你采访了导演李安。那次采访被设置了很多困难，采访前不能看样片，在采访中也不能问剧情，只有45分钟的采访时间要剪成30分钟的节目。你是怎么准备这次采访的？
柴静：最终同意做这个访问，就是因为李安本人，他是我们在文化界值得敬重的人，能激发你的心灵。这可能是极度危险的访问，难度这么大，但是能够让喜爱他的人看他说什么，我自己是做了承受争议的准备。而且李安讲话速度很慢，回答一个问题时间很长。以至于福克斯公司告诉我，麻烦你尽快打断他，他会讲很长的。打断别人是一种冒犯，但是现场不可避免有紧张的感觉，因为这是一个采访节目需要对话。现在想起来，如果有可以总结的地方，就是不要去想这是什么节目，就想我就做不成这期节目，只是来听听。我问一个问题，他说一个小时，可以吗？可以的。你的患得患失之心会放下来，也不会有感到所有目光注视着你、等待着你提问的压力，就不会在提问的时候会有略带急切之感。
LADY：你在行文和谈话过程中有明显的个人风格，比如你的文字、说话比大多数记者有诗性情怀，这种特别的个人风格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小时候有没有为自己刻意培养文字风格而做出一些努力呢？
柴静：那倒没有，很难设计这种风格。一个人讲话跟阅读有关系，我是一个吸收外界才形成的自己，我原本一无所有，可能有一些阅读趣味性的从当中得到，然后这些人就综合在身上进行演变，会有一些化学反应。我记得当年做电台的时候，电台主持人特别容易口若悬河，因为你要把空间填满，一个人说两小时。但是我原来比较警惕滥用语言。所以我做主持人有一个习惯，这段开场白只说一分钟，但是这一分钟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再把里面多余的字删掉、形容词删掉，就没剩多少了。删完之后再跟音乐对接，对接到秒的精确才会说出来，应该是一种惜字如金，否则会辜负听众的耳朵，为什么要听那么多暴力的语言，现在采访的时候更简短，动词多一点，形容词少一点，可能做不到更好，是方向吧。
独立，就是把内心的重量压下来
LADY：你在开篇中提到要想如何报道一个国家，就是如何报道自己，你如何报道自己呢？
柴静：这本书就算一个报道了，其实我是说准确、客观、公正这些原则，你想用在报道的事件上，要先用在自己身上，你能不能这么报道自己。其实诚实是很困难的，比如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个人总是不太愿意写自己的错误和缺点，难看、羞辱。你能不能写，你不写就是避开了，也是一种粉饰，报道态度也是困难的事情。如果我做不了就扔在那儿，我知道跨不过去就扔在那儿，就像个石头一样卡在那儿。但是慢慢生活往前走，就像下点雨慢慢把石头盖过去了，感觉好像能跨过去了，就再往下写。
LADY：央视这个平台对于主持人来说，是优势，也是限制。你对此怎么看？
柴静：陈虻那时老说，你们总抱怨，谁谁谁限制你们思想了，我请问你们有思想吗？他这句话给我的触动很大。一个人不独立的时候，才会把内心的重量和责任推向外界，这样就失衡了。所谓独立，就是把这个重量压下来。既不索求，也不抱怨。
LADY：有一次采访，你为接受采访的孩子擦眼泪，这个动作在当时引起过争议，有人说记者不应该有这种动作。现在的你，还会像当初那样吗？
柴静：那期节目之后，我去请教过钱钢老师。他说，你别急着下结论，先在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10年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前两天，我又去问他，这10年过去了我还没有结论。但是，我心里其实已有判断，没有什么该擦不该擦，只是要视乎记者那一刻的感受，是否真实。
Tips
柴静·瞬间
初入央视
我抱着带子去机房，编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大衣锁在机房了，穿着毛衣一路走到电视台东门。我是临时工，没有进台证，好心的导播下楼来，从东门口的栅栏缝里把带子接过去。回到家电梯没了，爬上十八楼，刚扑到床上，导播打电话说带子有问题，要换，我拖着当时受伤的左脚，一级一挪，再爬下去。
抗击非典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眼从枕头边摸到体温计，往腋下一夹，再半睡半醒五分钟。反正发烧就去医院，不发烧也要去。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里的气是烫的，热流直蹿到脑门上，觉得肯定是感染了。闭着眼睛想，怎么搞个DV进病房之类，不能白死。
采访污染工厂负责人
一次，柴静采访因污染而被查处的工厂负责人，被访者面对证据死不承认。
柴静问：“你是说这个工厂没有违规超标吗？”
“绝对没有。”
“那我们坐在这里闻到的是什么味道？”
“没有啊，我闻不到。”
“你是说你闻不到吗？”
“我的鼻子没有你灵敏。”
柴静笑了一下，节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