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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是真心诚意要寻找一条达到宪政目的的途径,但蒋介石以其后半生的政治实践印证了一条铁律:非民主的道路,不可能达到民主的目的。“军政”、“训政”只能培养驯服的臣民。
这一百多年来众多的中国政治家,我最敬仰的是孙中山。
孙中山的遗言中,令我受益匪浅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则遗言给了我高远的理想追求,给了我宽阔的思维空间;永不会小胜则喜,有得便狂。遗言告诉我们,包括孙中山本人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也有“尚未成功” 之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予重新审视。
譬如,孙中山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个月后,便“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是个政治恶棍,政治谋略虽少不了妥协,但妥协也是有限度的,更何况总统是民选的公仆,岂能“禅让”。这就给民主政治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任何所谓“具体情况”都不能用来作为辩护的根据。
又譬如,孙中山曾要求革命党党员向他宣誓效忠,这就给党的民主性纲领打了个大折扣。在现代社会中,对政治领袖个人的崇拜和效忠,从来都是对民主政治的严重腐蚀,从长远看,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人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这里,我要特别解析一下孙中山的民主实施方略,即所谓“军政、训政、宪政”。关于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争论不休,至今不绝,而我坚定不移地站在否定的一方。
1923年1月29日,《申报》发表了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文章,正式提出了这个方略:
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这里的核心词是“养成”,也就是通过“军政”、“训政”从上到下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参政能力、公民素养,达到“还政于民”的目的。胡汉民特别强调,这决不是“一党专政”,而是由党来充当“保姆”的角色,落实孙中山提出的“养成”。
确实,在主观上,孙中山是真心诚意要寻找一条达到宪政目的的途径。他首先是出于一种担心,认为如果没有训练民众的过程,可能会出现民治不能实现,或出现的是实为专制的“假民治”以及有名无实的民治。他细致地规划了这三个时期的具体过程,有很多感人的设想。譬如,规定一旦达到军事行动的目的,要马上转入训政时期,要派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专人下去,从小到大地培养民主的习惯、建设自治的制度,逐步过渡到全国宪政的实现。在孙中山的设想中,这三个时期不但时限明确,每个时期三年左右,而且目标明确:军政的目的是夺取政权和防复辟;训政的目的是向民众普及民主;而宪政的目的则是还政于民,可谓用心良苦。
但是,这是百分之百的一厢情愿。
首先,执行军政、训政的从上到下的官员集团,在精神层面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这已经违背了民主精神;在制度层面上,掌握了不受监督也無法监督的权力,违背了民主原则。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以他后半生的政治实践,残酷无情地印证了这样一条铁律:非民主的道路不可能达到民主的目的。1928年8月,国民党的二届五中全会,煞有介事地宣布训政时期开始。从此,蒋介石在军政、训政的旗帜下独揽军权,推行特务政治,建立起“一个党、一个领袖”为核心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与之相辅的则是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的垄断性经济体系,同时也形成了这个“党国”走向贪腐而终至崩溃的不可逆转之势。
其次,这样一个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所谓养成老百姓民主观念、民主习惯的方略,是违背认识论规律的幻想。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离开了民主的实践怎么可能产生出民主的观念和习惯?这一点倒是胡适说得通俗而透彻:
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弹。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
宪政是宪政的最好的训练。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人的民主观念、民主习惯萌芽并发展于反对清王朝的皇权专制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和反对蒋家王朝专制主义的斗争实践之中,而“军政”、“训政”只能培养驯服的臣民。如果说,中国人的民主观念、民主习惯成长不足且有待进一步培养和提高,也恰是迷信“军政”、“训政”及变相的“军政”、“训政”的必然后果。
最后,需要解读一个容易令人迷惑的案例。
蒋经国晚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推动了台湾民主化进程。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如不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早就完成了孙中山从“军政”到“宪政”的方略。
这是一个倒果为因的诡辩。蒋经国启动台湾民主化进程,决不是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水到渠成的结果。从蒋介石到台湾,直到1978年蒋经国就任总统后的七八年间,基本路线是在经济上适当放宽,类似于封建皇帝的“休养生息”,而在政治上则强化军事、强化特务统治,禁锢言论,镇压民主人士(如雷震、李敖等都有长期监禁的历史)。蒋经国接任总统前从事国防和情报工作,执行的是蒋介石的大政,是赤裸裸的“党国政治”。只是到了蒋经国晚年,国际形势大变,台湾当局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特别是江南(刘宜良)事件,使国民党的特务政治在国际上、在岛内声名狼藉,蒋经国不得不下令逮捕情报局局长、副局长、第三处副处长,丢卒保车,以平民怨,把参与其事的儿子蒋孝武也“逐出”政坛。
蒋经国深知这是生死存亡的警报,只有改弦易辙才有生路。江南事件后一年,蒋经国着手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又一年,启动了民主化进程。这是蒋经国的过人之处。他在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关头,终于悟出了一个政治常识:“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曾有人警告他,民主化可能使国民党丧失执政党的地位,他的回答是:“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可见,他已意识到,专制独裁不能维持执政党存在的合法性。当然,这也和蒋经国个人的特殊经历有关:他曾留学苏联,亲身领略过斯大林独裁专制的苦味;也有一次和四大家族过招的较量,亲身领略过权贵资本带给他的压抑。专制、独裁、垄断,在他的记忆系统中,未必是美好的。
台湾民主化之初,国民党从执政党转化为在野党。这对国民党是沉重打击,却也是国民党深刻反思、重整旗鼓的良机。八年之后,国民党重新执政,这生动的事实说明,民主制度才是政党生命的源泉。国民党重登台湾执政党的舞台,将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上经受民主制度的检验,而不是进入了一劳永逸的殿堂。
蒋经国启动台湾民主进程的案例,与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方略无关,而恰是证明了只有与独裁专制彻底决裂,才能通向民主。走向民主的路当然是多样的,可因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多样中蕴涵了统一,即统一于民主,而不能多样化到悖离民主的地步。所以,靠袁世凯不行,靠救世主的恩赐也不行。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这一百多年来众多的中国政治家,我最敬仰的是孙中山。
孙中山的遗言中,令我受益匪浅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则遗言给了我高远的理想追求,给了我宽阔的思维空间;永不会小胜则喜,有得便狂。遗言告诉我们,包括孙中山本人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也有“尚未成功” 之处,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予重新审视。
譬如,孙中山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个月后,便“让位”给袁世凯——袁世凯是个政治恶棍,政治谋略虽少不了妥协,但妥协也是有限度的,更何况总统是民选的公仆,岂能“禅让”。这就给民主政治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任何所谓“具体情况”都不能用来作为辩护的根据。
又譬如,孙中山曾要求革命党党员向他宣誓效忠,这就给党的民主性纲领打了个大折扣。在现代社会中,对政治领袖个人的崇拜和效忠,从来都是对民主政治的严重腐蚀,从长远看,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人曾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这里,我要特别解析一下孙中山的民主实施方略,即所谓“军政、训政、宪政”。关于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争论不休,至今不绝,而我坚定不移地站在否定的一方。
1923年1月29日,《申报》发表了孙中山关于“中国革命史”的文章,正式提出了这个方略:
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这里的核心词是“养成”,也就是通过“军政”、“训政”从上到下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参政能力、公民素养,达到“还政于民”的目的。胡汉民特别强调,这决不是“一党专政”,而是由党来充当“保姆”的角色,落实孙中山提出的“养成”。
确实,在主观上,孙中山是真心诚意要寻找一条达到宪政目的的途径。他首先是出于一种担心,认为如果没有训练民众的过程,可能会出现民治不能实现,或出现的是实为专制的“假民治”以及有名无实的民治。他细致地规划了这三个时期的具体过程,有很多感人的设想。譬如,规定一旦达到军事行动的目的,要马上转入训政时期,要派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专人下去,从小到大地培养民主的习惯、建设自治的制度,逐步过渡到全国宪政的实现。在孙中山的设想中,这三个时期不但时限明确,每个时期三年左右,而且目标明确:军政的目的是夺取政权和防复辟;训政的目的是向民众普及民主;而宪政的目的则是还政于民,可谓用心良苦。
但是,这是百分之百的一厢情愿。
首先,执行军政、训政的从上到下的官员集团,在精神层面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这已经违背了民主精神;在制度层面上,掌握了不受监督也無法监督的权力,违背了民主原则。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以他后半生的政治实践,残酷无情地印证了这样一条铁律:非民主的道路不可能达到民主的目的。1928年8月,国民党的二届五中全会,煞有介事地宣布训政时期开始。从此,蒋介石在军政、训政的旗帜下独揽军权,推行特务政治,建立起“一个党、一个领袖”为核心的庞大的官僚体系,与之相辅的则是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的垄断性经济体系,同时也形成了这个“党国”走向贪腐而终至崩溃的不可逆转之势。
其次,这样一个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所谓养成老百姓民主观念、民主习惯的方略,是违背认识论规律的幻想。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离开了民主的实践怎么可能产生出民主的观念和习惯?这一点倒是胡适说得通俗而透彻:
学游泳的人必须先下水,学弹琴的人必须先有琴弹。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
宪政是宪政的最好的训练。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人的民主观念、民主习惯萌芽并发展于反对清王朝的皇权专制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和反对蒋家王朝专制主义的斗争实践之中,而“军政”、“训政”只能培养驯服的臣民。如果说,中国人的民主观念、民主习惯成长不足且有待进一步培养和提高,也恰是迷信“军政”、“训政”及变相的“军政”、“训政”的必然后果。
最后,需要解读一个容易令人迷惑的案例。
蒋经国晚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推动了台湾民主化进程。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如不是上世纪30年代以来连续不断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早就完成了孙中山从“军政”到“宪政”的方略。
这是一个倒果为因的诡辩。蒋经国启动台湾民主化进程,决不是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水到渠成的结果。从蒋介石到台湾,直到1978年蒋经国就任总统后的七八年间,基本路线是在经济上适当放宽,类似于封建皇帝的“休养生息”,而在政治上则强化军事、强化特务统治,禁锢言论,镇压民主人士(如雷震、李敖等都有长期监禁的历史)。蒋经国接任总统前从事国防和情报工作,执行的是蒋介石的大政,是赤裸裸的“党国政治”。只是到了蒋经国晚年,国际形势大变,台湾当局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特别是江南(刘宜良)事件,使国民党的特务政治在国际上、在岛内声名狼藉,蒋经国不得不下令逮捕情报局局长、副局长、第三处副处长,丢卒保车,以平民怨,把参与其事的儿子蒋孝武也“逐出”政坛。
蒋经国深知这是生死存亡的警报,只有改弦易辙才有生路。江南事件后一年,蒋经国着手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又一年,启动了民主化进程。这是蒋经国的过人之处。他在国民党生死存亡的关头,终于悟出了一个政治常识:“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曾有人警告他,民主化可能使国民党丧失执政党的地位,他的回答是:“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可见,他已意识到,专制独裁不能维持执政党存在的合法性。当然,这也和蒋经国个人的特殊经历有关:他曾留学苏联,亲身领略过斯大林独裁专制的苦味;也有一次和四大家族过招的较量,亲身领略过权贵资本带给他的压抑。专制、独裁、垄断,在他的记忆系统中,未必是美好的。
台湾民主化之初,国民党从执政党转化为在野党。这对国民党是沉重打击,却也是国民党深刻反思、重整旗鼓的良机。八年之后,国民党重新执政,这生动的事实说明,民主制度才是政党生命的源泉。国民党重登台湾执政党的舞台,将在更加深刻的层面上经受民主制度的检验,而不是进入了一劳永逸的殿堂。
蒋经国启动台湾民主进程的案例,与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的方略无关,而恰是证明了只有与独裁专制彻底决裂,才能通向民主。走向民主的路当然是多样的,可因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多样中蕴涵了统一,即统一于民主,而不能多样化到悖离民主的地步。所以,靠袁世凯不行,靠救世主的恩赐也不行。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