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大工业生产关系诞生之初，劳动大众成了机器化生产的附属物，工人们担心如此下去，会让自己不可避免地陷入绝对贫困化，才有了工业革命初期工人们的有组织的捣毁机器运动，那时候工人群体的复杂心理，被卓别林的经典电影作品《摩登时代》刻画得入木三分。工人阶级早期的这种期盼和诉求，逐渐催生了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思潮，工业化大生产的发祥地西欧中欧这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都先后涌现出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了大批社会主义思想家活动家，这些激进的有担当的精神文化贵族，绝无投机心理，而是真心地相信自己是在肩负着时代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
　　既然有大众基础的合理诉求在先，又有一群文化精英无私的奉献在后，如果在其后的实践行动中逐步摸索到正确的化“知”为“行”的方法步骤，社会主义伟大理想落地成为一个新型的社会形态，必然会指日可待的。
　　可见社会主义是与大工业生产相伴而生的，这个新的生产方式，需要有新的生活方式即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它的精神形态，因此，历史也应当为这对双生子留下浓重的一笔。但是，历史却是这样演变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以及后来在1917年发生在沙俄的10月革命运动，那响彻云霄的战叫着实令人振奋，好像一夜间就能够彻底砸烂罪恶的旧世界，英特纳雄耐尔马上就要实现了。苏联在10月革命之后还成功地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且又迅速地建起了令西方人目瞪口呆的强大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似乎社会主义运动马上就要席卷全球了，却在几十年后，那么强大的超级大国瞬间就解体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还是应当从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人们应当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两方面来找寻原因。纵观历史，人类文明的每一项伟大的进步，都有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来做支撑。以往所有成功的变革，都是在改造传统而不是在彻底毁掉传统以后在废墟上完成的。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他们的精神世界富于刚性特征，缺乏柔性，尤其缺乏包容精神，最明显的例证，可以用与中国人同样一件事做对照来体现，——都是末代封建专制王朝的君主，尼古拉二世和爱新觉罗·溥仪分别受到了迥然不同的对待，而且，溥仪比尼古拉二世还多了一桩通敌的不赦大罪。
　　苏联人在推行社会主义制度时，手段也做得十分极端，他们的理由是，要真心地搞社会主义就要彻底否定以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旧的主流文化，把它们彻底铲除干净。
　　而中国则以改造为手段，用赎买的方式把原先属于统治阶级手里掌握的生产资料，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国有资产。苏联的模式，效率不可谓不高，苏联的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在操作起来以后，一直是进行军事化的管理，在统一的中央计划的指令下，一系列的经济繁荣的措施一下子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似于一次成功的大型外科手术。
　　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政策和措施则充满了柔情、留有协商的余地。那些所谓的“余地”，就是给下级机构和具体执行者，留下了通融和一些便宜（bin y）行事的选择自由，往深层次看，就是让价值规律在中国早期的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若隐若现的调节作用。
　　苏联那种大刀阔斧的作法，是有理论依据的，那就是长期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理论高度的、绝对权威的魯缅采夫《政治经济学》，在那个无可争辩的铁律面前，价值规律始终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体现。现在看，如果这个观念不受到质疑和修正，苏联在其后的发展前途，必然会陷入越来越沉重的危机，直至崩溃。
　　在陷入危机的时候，由于思想和理论被严控，苏联的经济学家们，只能找出一些表面现象向上级写报告，申诉理由，——什么帝国主义者的经济封锁，——什么加盟共和国都在盲目地热衷于往重工业方面投入过量资金，——什么工业劳动者的工资普遍高于集体农庄庄员的工资等等……其实，透过这些表面现象之后，其本质原因，就明明白白地立在那里，这就是无视经济发展规律，即价值法则在资源配置中的内在作用。这就必然造成宏观经济系统中物流淤塞、分配不公和各种要素比例失调。
　　“社会主义就应当是纯净的理想主义思想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就应当是纯粹计划经济”这一思想也不是没有给中国造成麻烦。回忆当初我们的50年代，所谓的“一大二公”也让我们本来就稀缺的物资供应雪上加霜。当时，在一线主持全盘工作的刘少奇等同志支持了用“三自一包”来给“一大二公”造成的经济困难解困。果然迅速见效，这就是1961年到1966年上半年短时期的市场繁荣。紧接着，文革时我们认识上的反复又让国民经济再一次陷入了困境。
　　文革结束以后，是万里同志在主持安徽工作时，大力推广了小岗村“大包干”的经验，引起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关注，从那时起改革开放的航船一路高歌猛进，才有了此后持续30多年的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事后看问题很简单，总结只需要一句话，——人不能跟天斗，不能逆客观规律而动。
　　早在20世纪中叶，就有严肃的经济学家，深入探讨过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长处和短处，只是他们不是俄罗斯的经济学家，而是匈牙利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和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科尔内在研究中发现，在纯粹的计划经济体内，短缺是内生性的短缺，这个持久地存在于体制深层的病灶，能让整个经济体始终摆脱不了带病运行的疲软。如此下去，导致国民经济失调直至失控是其必然的结果。
　　而奥斯卡·兰格的研究成果，是在他研究分析了苏联的经济实践以后发现，计划经济体如果有限度地运用价值法则规律作为补充手段调控宏观经济，会出现各种好的和坏的多种情况，他把这种经济的形态称为“混合经济”，但是兰格的混合经济学说没有引起苏联经济学家和苏联国家经济决策人的重视，因此，他的理论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现在让我们看，我们现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兰格所命名的“混合经济”的中国形态，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十年，我们现在还有必要仔细地重温一下他的思想和推论，我们仍可以从中找到有利于我们今后发展的参考和借鉴。
　　由于苏联实施了严厉的思想和理论管控，那块土壤上产生不出科尔内和兰格这样的经济学家，我们中国却有孙冶方那样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在经济学主流思想普遍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潮流中，孙冶方旗帜鲜明地指出：“价值规律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挥作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要起作用。”这是他在50年代末发表的文字，可以想见，后来的岁月让他为此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
　　社会主义运动100多年来的潮起潮落，绝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和梦游，它不但有理论有实践，而且还切切实实地结出了物质成果，我们中国的发展就是多亏有了这个伟大的理想，才取得了我们今天的经济成就。
　　今后，我们还应当继续加大对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探索，既要处理好当下遇到的问题，也不能就事论事，要创造出成体系的、有逻辑框架的理论依据，才能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为解决长远问题找到依据。道路虽然曲折，但是前途无量。让我们砥砺前行，不断进取，我们中国人应当在这方面为人类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