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通货膨胀不仅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难点，而且也令全球闻之色变。5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7．7％，距离4．8％的全年调控目标甚远。放眼海外，越南、印度、韩国等国家的通胀率都创历史新高，最新的8国集团财长会议也一致认为，当前通胀威胁要甚于次贷危机。
　　关于我国通胀的根源，各界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归根到底，无非是在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外部输入型几种路径里面，强调一种或几种。这也说明了我国通胀的产生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其影响也更深远，而治理通胀或许只能做“长期准备”。
　　在此过程中，有3方面政策重点值得关注。
　　首先，应该进一步探索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从而在宏观调控中协调发挥作用。一方面，在通胀压力没有根本缓解的情况下，维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姿态仍然很重要。然而，由于存在种种制度缺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现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7．5％的高位，利率政策的“双刃剑”效应明显，信贷控制已让位于灾后重建，货币当局处于“无可用之兵”的尴尬境地。在此情况下，把政策重点放在努力创造使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外部条件，是相对明智的选择。例如，彻底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以把央行从内外均衡的矛盾中解脱出来、真正加强央行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和货币供应统计等基础工具等，都是重要的改革方向。
　　另一方面，宽松财政政策将成为防止经济由“过热”转向“下滑”的重要手段。例如，增加社会保障类财政支出比重，短期内对物价上涨影响有限，却能真正引导居民消费增加，促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力。同时，重视减税也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创新点，税收高增长必然会影响民间经济活力与未来财政潜力。在征管能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税率等要素有必要适当降低，从而在整体上保障民间税负的合理性。到今年5月份，财政收入增长呈月度递减趋势，其中包含了印花税、所得税等减税效应，对此有些人担心赤字增加，显然是“杞人忧天”，因为这是政府、企业和居民储蓄结构失衡的矫正，从长远来看会通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使财政收入获得更持续的增长基础。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本轮通胀除了源于全球性、周期性因素，更是多年管制强化所导致隐形通胀压力的集中释放，这既体现在资源、劳动力价格方面，也表现在政府对金融、交通、共用设施建设等市场的控制。应该说，改革和放松管制也应是突破困境的重要举措。在我国历次调控中，都曾配套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本轮调控过程中，虽然日前对油电等能源价格进行了调整，但对价格体系改革的强调还有所不足，某些方面的管制还有加强的倾向。只有真正相信市场、适度放松政府对市场的权力，才能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例如，上世纪美国里根政府的成功范例是解除了当时美国航空业管制，进而铁路、电信、金融等行业都融入了这一潮流，最终使消费者得到真正实惠，国家竞争力迅速上升，走出了经济“滞涨”的泥潭，为克林顿的经济“黄金时期”奠定了基础。
　　


　　最后，在防治通胀的过程中，政府应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应该说，防止物价上涨，不仅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难题，也关系到老百姓维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切身利益。某种程度上，对于高速发展的社会来说，长期来看通胀是难以避免的。而在通胀发生时，能否弥补和控制通胀对居民福利的损害，是政府体现公共职责、获得民众支持的一个评判标准。
　　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经济结构和体制的多种缺陷，通胀对民生的负面影响更深远。其中，消费品价格普遍上涨，侵蚀了中低收入者的货币购买力，使其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通胀率的居高不下，也是个人投资最大的敌人，使投资收益甚至可能为负数；通胀会引起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从而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
　　对此，政府政策有很多着力点。例如在税收方面，可根据通胀率变化情况，及时调整纳税档次和起征点、免征额等。从而防止随中低收入者的名义货币收入增加，导致其按较高适用税率纳税。另外，由于低收入者抵御通胀风险的能力较弱，政府也应该在向个人的转移性支出方面增加通胀因素的考虑，尽可能使受通胀影响最大的群体，获得财政补贴和财政保障的支持。诸如欧美国家流行的、对低收入者免费的“食品银行”，都是可考虑的选择。还有，针对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在必要时可由银行重新开办居民保值储蓄，并由财政资金提供最终补贴。此外，在通胀环境下，人们往往会进行各种投资以规避风险。当前我国金融发展相对落后，缺乏可以投资的资本品，而低收入者更缺乏投资避险的条件和渠道。由此，对股市、房地产等屈指可数的投资品，政府理应对中低收入者在税收、融资等方面提供差别性政策。同时，还应为低收入人群免费提供更多的投资教育，提高其通过投资应对通胀风险的能力，如美国官方的“投资者教育和协助办公室”就是这样一个机构。
　　总之，在通胀发生时，政府的作为并非只是控制物价上涨，而应在通胀持续的环境下，以积极的、制度化的手段，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弥补低收入者所遭受的痛苦。
　　作者认为，我国目前这轮通胀的产生具有非常复杂的国内外背景，而治理通胀也只能做“长期准备”。在此过程中，有3方面政策重点值得关注。一是应该进一步探索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从而在宏观调控中协调发挥作用。二是深化改革和放松管制也应是突破困境的重要举措。三是政府应该始终把民生放在首位。
　　（摘自《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