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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异域文化的描述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始终是翻译问题。民族志的撰写过程是一个翻译的过程，也是对异域文化的描述过程，而这种翻译不只是文本翻译这么简单，实际上是一种涉及跨文化翻译的问题。文化人类学翻译理论在跨文化，特别是为后民殖主义翻译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新时期的翻译理论提供了新的素材。
【关键词】 文化人类学 跨文化翻译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引言
文化人类学在研究之初从民族志学者角度来讲可以归结为跨文化的翻译学，在学者阿萨德看来，翻译是民族志学者众多工作中的重要一项，其目的是让读者理解接受陌生民族的实践和信仰。跨文化翻译本质上来讲已经超出语言层面的翻译，它的核心问题始终受文化人类学和人种学各个方向理论研究的影响，这是与语言翻译的大不同之处。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实践行为。它为文本层面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扩充其研究范围的基础。同时，它在按照不同的社会文化关联性的基础上揭示了意义的多样性。在翻译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不同文化特别是欧洲之外的异域文化在西方受众所习惯的语言和精神领域成功翻译并被广泛接受。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保证陌生文化可以让西方接受者按照西方自己的思维模式、象征和符号来理解，也就是西方可以在自我阐释的主导思想下被理解。由此看来，脱离了文化的分析、阐释和构建，文化人类学这一复杂的翻译工程便成为空谈。
1. 人类文化学研究中的翻译行为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口头表达和零碎内容重新整合成特定的原始文本阶段。在20世纪之初，文化人类学进入到田野考察实践阶段，外语学习和翻译成为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必要前提，众多翻译者和人类学家尝试吧许多来自民间口头的和零散的表达内容重新整合回溯到某一特定的原始文本，确保翻译出一种能够完整表达生活的理论成果。第二阶段：以西方文化思维来阐述异域文化的悖论冲突阶段。民族志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是乡土概念和重建结构的文化联系经过翻译形成的。民族志就对于一种当地文化的事件和习俗的内部描写。专题性的文章指的就是民族志学者对于异域文化进行的田野研究翻译成的。这种专题性的文本在撰写过程中固定文本的硬性要求让零散的口头表达的整合与人类文化学的反思构成一定的矛盾。此外，民族学包含了大量比较性和分析性的概念，是一种间接的不同文化间比较和考量的科学，使得在异域文化的翻译过程中，形成以西方文化思维来阐述异域文化的悖论冲突。第三阶段：文化不平等性和权利关系制衡文化翻译阶段。研究文化人类学，以文化为媒介的人类学的发展是其不可忽略的核心范疇，由于文化人类学翻译与其认识论的大环境紧密相连，历史上民族学研究离不开殖民主义研究，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文化翻译受文化不平等性和权利制衡的影响，这一阶段的文化翻译是与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的。在下面的几个转化阶段产生了民族志翻译的多样性。在把田野考察转化为专业著作的时候，在文本由异域文化体验转化而来的时候，在书面语由口语转化来的时候，在西方人熟悉的表达方式和理论由欧洲以外的异域思维方式转化来的时候。在这些转化过程中，文化人类学翻译从纯粹语言的转化过程演变成文化转会过程，它的反思和实践扩大了翻译的概念。而这对纯粹语言层面的翻译研究来说无疑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在早期的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来，翻译经验始终来源于对外来语言的经验研究，特别是对印第安语的研究，语言的相对论便浅显的理解为，在理论层面上对人类语言学的认知，与萨皮尔假设相互呼应。然而文本的翻译和语言翻译不但包含语法词汇的翻译，更是包含文化范围内的社会的、民族的和人种的价值观，民族文化和行为思维方式的不同的文化涵盖，它更要体现出跨文化的交际差异。然而在萨皮尔假设看来，不同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由不同社会文化决定，异域文化的翻译受语言决定论和文化相对论制约下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由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语言学开始向会话和交流的民族志方向发展，其侧重已经偏向对语言功能的研究上，可译性也在可比较功能层面凸显，并延伸到非语言因素。英国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和这种民族语言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相似，但前者认为，翻译通过田野考察法中的直接观察法确立重要地位，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活动。20 世纪初，文化翻译理论始于田野考察法。直接观察法是田野考察法中最主要的方法。个人体验和科学分析都融入了这种方法中。要想理解一种文化，仅仅依赖语言知识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考虑文化的整体语境，与特定场景相符的情景语境。其中，神秘话语的功能和他的仪式作用是民族志撰写的核心难题。要想准确的对他们解读必须要依赖熟悉异域文化的知情者。虽然民族学翻译的对象是源文化的语言，但是，我们必须借助科学的概念和民族志与语言学的描述与评论走出原住民语言的概念。埃文斯的研究为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英国社会人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石。社会人类学家们必须要面对他们由于研究不熟悉的异域文化领域而带来的翻译问题。埃文斯的理论设想之一是，自然的把不同语言特别是氏族社会独特的隐喻和思维转化成欧洲语言环境内并能够符合合理的想象。涉及到宗教信仰概念的翻译，也是人类文化学翻译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之前的翻译经验只能在表层领域对冗长的词汇，进行有限的字面意思的翻译，对于实质内容和源语文化近乎无法兼顾。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要求在田野考察经验时翻译兼顾语境化，这又带来了对人类学翻译的思考。在相对论主义--理性论的讨论中语境化要明显的表现出来。这场争论中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外来文化翻译和理解对于语境的依赖性，而且在这场争论中还专门讨论了文化人类学翻译的认识论基础。核心问题一方面涉及到的是词汇翻译的语境过程。分类以及怎样包含异域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概念。另外一方面这种语境化他要求译者要全面了解异域文化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不能仅仅局限于词汇和语言的转换过程。由此看来，翻译更应该促进文化间的交流而不是只是片面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解方式。交流文化的成功与传教翻译和人类学翻译存在着的权利等级有关系。在诸多不平等社会环境下，民族学翻译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实践，诸多权利结构和语言文化的不平等与不平衡，往往制约民族学翻译。 2.“文化即文本”理论的反思
克利福德·格尔茨是“文化即文本”这一观点的主要持有者。其观点认为，文化实践应该像文本一样可以被阅读和翻译，异域文化作为一种客体被翻译并让其他文化接受，必须保证其客观地位，而文本形式是必须要具备的。异域文化被翻译成具有阐释作用的符号和象征固定在意义和文化内部自我阐释的社会体系中，以远离主管评判的客观状态被记录下来，是要兼顾受众这张由全体成员共同编制的意义的网格。文化人类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于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的研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罗杰·基欣从隐喻翻译的知识论难题为出发点研究指出，由于各种传统的隐喻受其文化中的日常会话影响渗透，人们借用其他的文化概念来谈论自己的某项体验。这就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人类学家赋予了异域文化日常会话更深层次的意义。这种超出异域文化自身价值的过度理解，导致对异域文化其自身隐喻意义的表达理解出现偏差，从而导致误译。这种理解偏差导致翻译被认为是理解的一种手段，一种建设性误解的过程。對“异域文化概念”可翻译性的怀疑和对文化翻译困难程度的研究分析，已经偏离了跨文化翻译自身拥有的意义，从而给翻译带来很多误解和偏差。文化翻译的成功已经不是文化人类学的大挑战，更大的挑战是他的失败。
结论
在全球经济时代，异域文化层面的重叠和交换是新时期翻译实践的特征。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重组整合。其结构特征和文化内涵在翻译中构建传播。文化内部的差异始终是文化人类学和殖民主义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在冲突、整合的过程中在翻译的影响下被重新定义。现在，文化翻译已经成为了一种方式即用来弥合全球世界文化差异，而且它的地位一直不断提高。文化翻译这个重要的任务不能全部留给文化人类学去完成。
参考文献：
[1] 田雨, 小议汉诗的意象翻译[J], 活力,
2009:11.
[2] 陈光祥.《可译性与可译度》.外语研究, 2003, (2): 58-60.
[3] 耿小超.《从翻译角度论中西文化差异》.山西大同大学学报, 2008, (2): 58.
作者简介：杨迪：1981年7月5日生人，讲师，硕士，籍贯：山东东阿，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教学法。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外语学院）
【关键词】 文化人类学 跨文化翻译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引言
文化人类学在研究之初从民族志学者角度来讲可以归结为跨文化的翻译学，在学者阿萨德看来，翻译是民族志学者众多工作中的重要一项，其目的是让读者理解接受陌生民族的实践和信仰。跨文化翻译本质上来讲已经超出语言层面的翻译，它的核心问题始终受文化人类学和人种学各个方向理论研究的影响，这是与语言翻译的大不同之处。文化人类学视角下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实践行为。它为文本层面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扩充其研究范围的基础。同时，它在按照不同的社会文化关联性的基础上揭示了意义的多样性。在翻译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不同文化特别是欧洲之外的异域文化在西方受众所习惯的语言和精神领域成功翻译并被广泛接受。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保证陌生文化可以让西方接受者按照西方自己的思维模式、象征和符号来理解，也就是西方可以在自我阐释的主导思想下被理解。由此看来，脱离了文化的分析、阐释和构建，文化人类学这一复杂的翻译工程便成为空谈。
1. 人类文化学研究中的翻译行为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口头表达和零碎内容重新整合成特定的原始文本阶段。在20世纪之初，文化人类学进入到田野考察实践阶段，外语学习和翻译成为研究文化人类学的必要前提，众多翻译者和人类学家尝试吧许多来自民间口头的和零散的表达内容重新整合回溯到某一特定的原始文本，确保翻译出一种能够完整表达生活的理论成果。第二阶段：以西方文化思维来阐述异域文化的悖论冲突阶段。民族志读者所熟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是乡土概念和重建结构的文化联系经过翻译形成的。民族志就对于一种当地文化的事件和习俗的内部描写。专题性的文章指的就是民族志学者对于异域文化进行的田野研究翻译成的。这种专题性的文本在撰写过程中固定文本的硬性要求让零散的口头表达的整合与人类文化学的反思构成一定的矛盾。此外，民族学包含了大量比较性和分析性的概念，是一种间接的不同文化间比较和考量的科学，使得在异域文化的翻译过程中，形成以西方文化思维来阐述异域文化的悖论冲突。第三阶段：文化不平等性和权利关系制衡文化翻译阶段。研究文化人类学，以文化为媒介的人类学的发展是其不可忽略的核心范疇，由于文化人类学翻译与其认识论的大环境紧密相连，历史上民族学研究离不开殖民主义研究，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文化翻译受文化不平等性和权利制衡的影响，这一阶段的文化翻译是与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的。在下面的几个转化阶段产生了民族志翻译的多样性。在把田野考察转化为专业著作的时候，在文本由异域文化体验转化而来的时候，在书面语由口语转化来的时候，在西方人熟悉的表达方式和理论由欧洲以外的异域思维方式转化来的时候。在这些转化过程中，文化人类学翻译从纯粹语言的转化过程演变成文化转会过程，它的反思和实践扩大了翻译的概念。而这对纯粹语言层面的翻译研究来说无疑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在早期的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对文化人类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以来，翻译经验始终来源于对外来语言的经验研究，特别是对印第安语的研究，语言的相对论便浅显的理解为，在理论层面上对人类语言学的认知，与萨皮尔假设相互呼应。然而文本的翻译和语言翻译不但包含语法词汇的翻译，更是包含文化范围内的社会的、民族的和人种的价值观，民族文化和行为思维方式的不同的文化涵盖，它更要体现出跨文化的交际差异。然而在萨皮尔假设看来，不同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由不同社会文化决定，异域文化的翻译受语言决定论和文化相对论制约下是近乎不可能完成的。由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语言学开始向会话和交流的民族志方向发展，其侧重已经偏向对语言功能的研究上，可译性也在可比较功能层面凸显，并延伸到非语言因素。英国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和这种民族语言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相似，但前者认为，翻译通过田野考察法中的直接观察法确立重要地位，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活动。20 世纪初，文化翻译理论始于田野考察法。直接观察法是田野考察法中最主要的方法。个人体验和科学分析都融入了这种方法中。要想理解一种文化，仅仅依赖语言知识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考虑文化的整体语境，与特定场景相符的情景语境。其中，神秘话语的功能和他的仪式作用是民族志撰写的核心难题。要想准确的对他们解读必须要依赖熟悉异域文化的知情者。虽然民族学翻译的对象是源文化的语言，但是，我们必须借助科学的概念和民族志与语言学的描述与评论走出原住民语言的概念。埃文斯的研究为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英国社会人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石。社会人类学家们必须要面对他们由于研究不熟悉的异域文化领域而带来的翻译问题。埃文斯的理论设想之一是，自然的把不同语言特别是氏族社会独特的隐喻和思维转化成欧洲语言环境内并能够符合合理的想象。涉及到宗教信仰概念的翻译，也是人类文化学翻译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之前的翻译经验只能在表层领域对冗长的词汇，进行有限的字面意思的翻译，对于实质内容和源语文化近乎无法兼顾。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要求在田野考察经验时翻译兼顾语境化，这又带来了对人类学翻译的思考。在相对论主义--理性论的讨论中语境化要明显的表现出来。这场争论中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外来文化翻译和理解对于语境的依赖性，而且在这场争论中还专门讨论了文化人类学翻译的认识论基础。核心问题一方面涉及到的是词汇翻译的语境过程。分类以及怎样包含异域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概念。另外一方面这种语境化他要求译者要全面了解异域文化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不能仅仅局限于词汇和语言的转换过程。由此看来，翻译更应该促进文化间的交流而不是只是片面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解方式。交流文化的成功与传教翻译和人类学翻译存在着的权利等级有关系。在诸多不平等社会环境下，民族学翻译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实践，诸多权利结构和语言文化的不平等与不平衡，往往制约民族学翻译。 2.“文化即文本”理论的反思
克利福德·格尔茨是“文化即文本”这一观点的主要持有者。其观点认为，文化实践应该像文本一样可以被阅读和翻译，异域文化作为一种客体被翻译并让其他文化接受，必须保证其客观地位，而文本形式是必须要具备的。异域文化被翻译成具有阐释作用的符号和象征固定在意义和文化内部自我阐释的社会体系中，以远离主管评判的客观状态被记录下来，是要兼顾受众这张由全体成员共同编制的意义的网格。文化人类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于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的研究。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罗杰·基欣从隐喻翻译的知识论难题为出发点研究指出，由于各种传统的隐喻受其文化中的日常会话影响渗透，人们借用其他的文化概念来谈论自己的某项体验。这就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人类学家赋予了异域文化日常会话更深层次的意义。这种超出异域文化自身价值的过度理解，导致对异域文化其自身隐喻意义的表达理解出现偏差，从而导致误译。这种理解偏差导致翻译被认为是理解的一种手段，一种建设性误解的过程。對“异域文化概念”可翻译性的怀疑和对文化翻译困难程度的研究分析，已经偏离了跨文化翻译自身拥有的意义，从而给翻译带来很多误解和偏差。文化翻译的成功已经不是文化人类学的大挑战，更大的挑战是他的失败。
结论
在全球经济时代，异域文化层面的重叠和交换是新时期翻译实践的特征。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重组整合。其结构特征和文化内涵在翻译中构建传播。文化内部的差异始终是文化人类学和殖民主义的主要影响因素。文化在冲突、整合的过程中在翻译的影响下被重新定义。现在，文化翻译已经成为了一种方式即用来弥合全球世界文化差异，而且它的地位一直不断提高。文化翻译这个重要的任务不能全部留给文化人类学去完成。
参考文献：
[1] 田雨, 小议汉诗的意象翻译[J], 活力,
2009:11.
[2] 陈光祥.《可译性与可译度》.外语研究, 2003, (2): 58-60.
[3] 耿小超.《从翻译角度论中西文化差异》.山西大同大学学报, 2008, (2): 58.
作者简介：杨迪：1981年7月5日生人，讲师，硕士，籍贯：山东东阿，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教学法。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