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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2月5日，中国银行迎来建行一百周年。作为国内唯一连续经营达百年的银行老店，中国银行在朝代更替的历史烽烟中诞生，并逐渐发展为中国银行界的翘楚。
中国银行创建之初，“洋翰林”陈锦涛与吴鼎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在随后风起云涌的民国财政金融界沉浮。不过，他们的命运归途却令人唏嘘：一个带着日伪汉奸的骂名离开人世，一个则背负国民党第17号战犯之名抑郁而终。
中国银行是当前最国际化的中资银行，也是被圈内视为“最洋气”的一家银行，这个特质早在一批留学东、西洋的“洋翰林”创设中国银行时已经打下了底色。在民国初建，政治上南北对峙、财政上捉襟见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万事开头难的时期，他们把在海外学到的现代知识用于实践，推动着中国银行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两路人马的较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作为晚清员工最多、机构最广、规模最大的银行，大清银行及其高层面临着时代之变，中国银行则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
1912年2月5日上午，上海汉口路三号，100多位各界领袖、华侨代表和银行股东，齐聚大清银行大楼，见证中华民国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开业。原大清银行副监督陈锦涛、江西分行总办吴鼎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等人悉数到场。不过，他们的身份已经焕然一新，分别是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中国银行监督及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原中华银行首届董事、34岁的薛仙舟获任中国银行副监督，但他辞而未就，没有前来。
在中国银行成立的背后，其实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较量。清朝覆亡，大清银行面临被新政府接管的命运，它的强大实力有被转为新政权中央银行的可能。上海光复，中国同盟会主力成员、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府都督，他所发起成立的中华银行，同样希望能充当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
1911年11月5日，身在上海的项兰生（大清银行秘书长）、宋汉章、吴鼎昌等人，为保全大清银行商股利益，成立股东联合会，后又将股东联合会更名为“商股联合会”，强调大清银行的商办性质，以求保全商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陈锦涛出任财政总长。筹措军费和行政开支，成为临时政府的燃眉之急。对陈锦涛来说，没有比迅速建立中央银行更紧迫的事了。有着雄厚实力的大清银行，正是他借助的对象。陈锦涛上任后并没有呆在首都南京，而是常驻上海，住在汉口路大清银行的楼上，与原大清银行高层商谋筹划，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建立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
1912年1月初，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正式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建议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为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对大清银行500万两官股，抵充战争地区分行遭受的损失及一切滥账，承认股东所持500万两商股为中国银行股份，并另招商股500万两。
孙中山见到报告后，立即面示陈锦涛：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旧政府正当之权利，自宜分别准予继续。所请各节，大致尚属妥协，著即准行。
孙中山没有把革命党人创设的中华银行改为中央银行，而是批准由大清银行担任，是双方在人才和实力上力量过于悬殊的结果。筹措军费和行政开支，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燃眉之急，迫切需要实力强大的中央银行负起筹饷的责任。
美国博士•大清翰林•日伪汉奸
大清银行成功地改组为中国银行、并行使中央银行权利，其最大功臣是中华民国的首任财长陈锦涛。
陈锦涛的人生经历充满着传奇，也充满了曲折。这位“洋翰林”不仅在清朝度支部任职并出任大清银行副监督，而且反复南下与北上，四次出任财政总长。陈锦涛最后因出任日伪政府财长，成了人所不齿的“汉奸”。不过，作为催生中国银行的功臣，在历史的风烟过后，他的面容应该清晰起来。
陈锦涛，字澜生，1870年生于广东南海。在家乡初受教育后，陈锦涛来到香港，在皇仁书院接受西式教育。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北上天津，执教于北洋大学堂。
1901年，已过而立之年的陈锦涛获官费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学。之后，又转入耶鲁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当时，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正在耶鲁任教，被称为“第一代货币主义者”的费雪或许影响过陈锦涛，后来陈锦涛的从政及教授生涯，主要集中在财政金融领域。1906年夏天，陈锦涛顺利地戴上了博士帽。
当年9月，陈锦涛回国参加清廷设立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名列第一，获法政科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游学毕业生考试”是清政府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设立，吸收回国留学生入仕。在晚清最后五年里，陈锦涛担任过多种官职，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锦涛获任财政总长。在其主持财政部的几个月里，最为人所知的事，除了组建中央银行外，还发行了由他签字的中华民国军用钞票。此外，便是向华比银行商借100多万英镑以渡过难关的所谓“比国借款”。
陈锦涛第二次出任财长，是在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之时。这次不到一年的财长任期，陈锦涛因牵涉炼铜厂受贿案以贪污受贿罪名被捕监禁而结束。
追根究源，炼铜厂受贿案的发生，据说是因为陈锦涛曾面呈总统，说次长殷汝骊因炼铜厂之事有接受他人请托。后来，炼铜厂的商人柴瑞周等呈文国务院，称是总长陈锦涛教他们借垫料款项，并勒令写下字据。于是，总统下令调查，交国务院转司法方面处理。
经地方审检厅、高等审检厅和大理院三级审讯后，认定陈锦涛有罪，并将其投入监牢。直至1918年5月，陈锦涛才以“无坚确证据”而获特赦释放。
此后，身心饱受打击的陈锦涛远离政治核心圈“疗伤”。1925年12月，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许世英组阁时，陈锦涛东山再起，第三次出任财政总长职务。然而，此时的南方革命形势一日千里。第二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陈锦涛于是辞去财长职务，南下观察时局。
由于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的严重对立，1927年春，陈锦涛再次在杭州被捕，被南京政府方面投入监牢，据说南京政府怀疑他与武汉方面串通一气。
释放后的陈锦涛对政治极度灰心，重返学界。1929年，陈锦涛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第二年退休，寓居天津。
抱有一颗入世之心的陈锦涛，始终耐不住寂寞。1935年，他又应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之邀，担任了币制研究委员会主席一职。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3月，陈锦涛出任南京日伪政府财政部部长，兼任兴华银行总裁。次年6月，68岁的陈锦涛在上海病逝。
对于陈锦涛的人生沉浮，民国时期长期任职财政部的贾士毅这样评述：为人敦厚，但缺乏应对的才能。美国学者包华德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则评说道：1928年前，他是北京政府中少有的理财专家，他的技能够得上西方的水平。不幸的是，在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尖锐的派系争斗，浪费了他的学识，埋没了他的才能。
“短命”的首任监督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28岁的吴鼎昌受财政总长陈锦涛指派，主持筹建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银行，开始了新的金融创业之路。
政权中心转移到北京后，熊希龄继陈锦涛出任财政总长。吴鼎昌继续担任中国银行筹备处主任。
在当初陈锦涛亲自拟就的《中国银行条例》因政府北迁不了了之后，中国银行筹备组重新起草了体现现任财长熊希龄主张的《中国银行条例》，把中国银行办成一个资本额为5000万两、由政府先行垫款的国有中央银行。
对此，吴鼎昌颇不以为然，认为国有中央银行流弊甚多，应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他最担心的，是政府将中国银行作为外库，予取予求，银行无法独立运作，因此极力主张加入商股。事后我们看到，这正是中国银行乃至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方向。
8月1日，吴鼎昌负责筹备的中国银行总行，在位于西交民巷的原大清银行总行旧址开业。
事实上，财政部分五次筹拨给中国银行总行的资本金还不到银元50万元。如此窘迫的财政，国有中央银行无异于纸上谈兵。而且，在主持“善后借款”谈判时，外国银行团的苛刻条件，让极力主张借外国银行团资金以改善窘困财政的熊希龄一无所获。上任财长不满百天的熊希龄，只得挂冠而去。
接替熊希龄出任财长职务的，是与袁世凯一道在天津办理洋务多年的周学熙，既不同意吴鼎昌主持制订的中国银行则例，也不满意中国银行的筹备工作，因此决定另起炉灶。
上任一个多月后，9月10日，周学熙在财政部内设立“筹办国家银行事务所”，派两位安徽老乡——金邦平与孙多森为总办、会办。
对此，吴鼎昌自然无法容忍，向大总统袁世凯和新财长周学熙递交辞呈。袁世凯批准，免去其中国银行监督职务。面对强势的周学熙，吴鼎昌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中国银行。
银行家•报人•国民党战犯
与一生充满曲折的陈锦涛相比，吴鼎昌往后的人生虽然也有起伏，但总体看去颇为成功——成功的银行家，成功的报人，成功的政治家。不过，与陈锦涛一样，吴鼎昌也是抑郁而终。
吴鼎昌，浙江吴兴人，1884年生于一个师爷世家。浙江人的身份对吴鼎昌日后的事业助益极大，不过他的父亲常年在四川绥定府（今达县）做幕僚，他因此出生在绥定。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衰败与积弱，东邻日本的崛起与强大，激起更多中国人走出国门。1903年4月，吴鼎昌考取四川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在这里，与胡政之、张季鸾结识，开始了民国最著名报纸《大公报》“三驾马车”最初的友谊。
1910年6月，吴鼎昌学成回国，参加9月在北京举行的游学毕业生考试，获商科进士出身。参加复试后，获授“翰林院检讨”，在北京政法学堂任教习。此后，前往东三省任职，在新任大清银行监督叶揆初延揽下，跨入尚在起始阶段的中国银行界，担任大清银行总务课长，旋任江西分行总办。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中国银行首任监督，直至9个月后挂冠离去。
吴鼎昌最闪光的银行家生涯，在其主持盐业银行及四行储蓄会时期。1917年，吴鼎昌出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将其打造成了著名的“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之一；1923年1月，盐业等四大银行投资设立“四行储蓄会”，作为主要发起人的吴鼎昌出任主任委员，总理一切事务。浙江籍的吴鼎昌，作为“北四行”的领袖，已然成为北方金融界的权威人物。
吴鼎昌不仅是中国银行界的翘楚，也是名留中国新闻史册的著名报人。1926年夏，吴鼎昌与胡政之、张季鸾合作，投资5万元接手《大公报》社，自任社长，定下了著名的“四不”准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1935年之后，吴鼎昌又陆续出任南京政府多个要职，最后一个主要官职是总统府秘书长。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吴鼎昌辞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此后，被中国共产党定为国民党第17号战犯的吴鼎昌定居香港。1950年8月22日，饱受癌病折磨的吴鼎昌凄凉去世，终年66岁。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
年2月5日，中国银行迎来建行一百周年。作为国内唯一连续经营达百年的银行老店，中国银行在朝代更替的历史烽烟中诞生，并逐渐发展为中国银行界的翘楚。
中国银行创建之初，“洋翰林”陈锦涛与吴鼎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在随后风起云涌的民国财政金融界沉浮。不过，他们的命运归途却令人唏嘘：一个带着日伪汉奸的骂名离开人世，一个则背负国民党第17号战犯之名抑郁而终。
中国银行是当前最国际化的中资银行，也是被圈内视为“最洋气”的一家银行，这个特质早在一批留学东、西洋的“洋翰林”创设中国银行时已经打下了底色。在民国初建，政治上南北对峙、财政上捉襟见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万事开头难的时期，他们把在海外学到的现代知识用于实践，推动着中国银行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大清银行与中华银行：两路人马的较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震动。作为晚清员工最多、机构最广、规模最大的银行，大清银行及其高层面临着时代之变，中国银行则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
1912年2月5日上午，上海汉口路三号，100多位各界领袖、华侨代表和银行股东，齐聚大清银行大楼，见证中华民国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开业。原大清银行副监督陈锦涛、江西分行总办吴鼎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等人悉数到场。不过，他们的身份已经焕然一新，分别是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中国银行监督及上海中国银行经理。原中华银行首届董事、34岁的薛仙舟获任中国银行副监督，但他辞而未就，没有前来。
在中国银行成立的背后，其实正在发生一场激烈的较量。清朝覆亡，大清银行面临被新政府接管的命运，它的强大实力有被转为新政权中央银行的可能。上海光复，中国同盟会主力成员、蒋介石的结拜兄弟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府都督，他所发起成立的中华银行，同样希望能充当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
1911年11月5日，身在上海的项兰生（大清银行秘书长）、宋汉章、吴鼎昌等人，为保全大清银行商股利益，成立股东联合会，后又将股东联合会更名为“商股联合会”，强调大清银行的商办性质，以求保全商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陈锦涛出任财政总长。筹措军费和行政开支，成为临时政府的燃眉之急。对陈锦涛来说，没有比迅速建立中央银行更紧迫的事了。有着雄厚实力的大清银行，正是他借助的对象。陈锦涛上任后并没有呆在首都南京，而是常驻上海，住在汉口路大清银行的楼上，与原大清银行高层商谋筹划，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建立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
1912年1月初，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正式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建议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为临时政府的中央银行。对大清银行500万两官股，抵充战争地区分行遭受的损失及一切滥账，承认股东所持500万两商股为中国银行股份，并另招商股500万两。
孙中山见到报告后，立即面示陈锦涛：新政府既已成立，凡商民已得旧政府正当之权利，自宜分别准予继续。所请各节，大致尚属妥协，著即准行。
孙中山没有把革命党人创设的中华银行改为中央银行，而是批准由大清银行担任，是双方在人才和实力上力量过于悬殊的结果。筹措军费和行政开支，是南京临时政府的燃眉之急，迫切需要实力强大的中央银行负起筹饷的责任。
美国博士•大清翰林•日伪汉奸
大清银行成功地改组为中国银行、并行使中央银行权利，其最大功臣是中华民国的首任财长陈锦涛。
陈锦涛的人生经历充满着传奇，也充满了曲折。这位“洋翰林”不仅在清朝度支部任职并出任大清银行副监督，而且反复南下与北上，四次出任财政总长。陈锦涛最后因出任日伪政府财长，成了人所不齿的“汉奸”。不过，作为催生中国银行的功臣，在历史的风烟过后，他的面容应该清晰起来。
陈锦涛，字澜生，1870年生于广东南海。在家乡初受教育后，陈锦涛来到香港，在皇仁书院接受西式教育。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北上天津，执教于北洋大学堂。
1901年，已过而立之年的陈锦涛获官费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数学。之后，又转入耶鲁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当时，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正在耶鲁任教，被称为“第一代货币主义者”的费雪或许影响过陈锦涛，后来陈锦涛的从政及教授生涯，主要集中在财政金融领域。1906年夏天，陈锦涛顺利地戴上了博士帽。
当年9月，陈锦涛回国参加清廷设立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名列第一，获法政科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游学毕业生考试”是清政府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设立，吸收回国留学生入仕。在晚清最后五年里，陈锦涛担任过多种官职，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锦涛获任财政总长。在其主持财政部的几个月里，最为人所知的事，除了组建中央银行外，还发行了由他签字的中华民国军用钞票。此外，便是向华比银行商借100多万英镑以渡过难关的所谓“比国借款”。
陈锦涛第二次出任财长，是在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组阁之时。这次不到一年的财长任期，陈锦涛因牵涉炼铜厂受贿案以贪污受贿罪名被捕监禁而结束。
追根究源，炼铜厂受贿案的发生，据说是因为陈锦涛曾面呈总统，说次长殷汝骊因炼铜厂之事有接受他人请托。后来，炼铜厂的商人柴瑞周等呈文国务院，称是总长陈锦涛教他们借垫料款项，并勒令写下字据。于是，总统下令调查，交国务院转司法方面处理。
经地方审检厅、高等审检厅和大理院三级审讯后，认定陈锦涛有罪，并将其投入监牢。直至1918年5月，陈锦涛才以“无坚确证据”而获特赦释放。
此后，身心饱受打击的陈锦涛远离政治核心圈“疗伤”。1925年12月，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许世英组阁时，陈锦涛东山再起，第三次出任财政总长职务。然而，此时的南方革命形势一日千里。第二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陈锦涛于是辞去财长职务，南下观察时局。
由于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的严重对立，1927年春，陈锦涛再次在杭州被捕，被南京政府方面投入监牢，据说南京政府怀疑他与武汉方面串通一气。
释放后的陈锦涛对政治极度灰心，重返学界。1929年，陈锦涛任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第二年退休，寓居天津。
抱有一颗入世之心的陈锦涛，始终耐不住寂寞。1935年，他又应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之邀，担任了币制研究委员会主席一职。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3月，陈锦涛出任南京日伪政府财政部部长，兼任兴华银行总裁。次年6月，68岁的陈锦涛在上海病逝。
对于陈锦涛的人生沉浮，民国时期长期任职财政部的贾士毅这样评述：为人敦厚，但缺乏应对的才能。美国学者包华德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则评说道：1928年前，他是北京政府中少有的理财专家，他的技能够得上西方的水平。不幸的是，在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尖锐的派系争斗，浪费了他的学识，埋没了他的才能。
“短命”的首任监督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28岁的吴鼎昌受财政总长陈锦涛指派，主持筹建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银行，开始了新的金融创业之路。
政权中心转移到北京后，熊希龄继陈锦涛出任财政总长。吴鼎昌继续担任中国银行筹备处主任。
在当初陈锦涛亲自拟就的《中国银行条例》因政府北迁不了了之后，中国银行筹备组重新起草了体现现任财长熊希龄主张的《中国银行条例》，把中国银行办成一个资本额为5000万两、由政府先行垫款的国有中央银行。
对此，吴鼎昌颇不以为然，认为国有中央银行流弊甚多，应采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他最担心的，是政府将中国银行作为外库，予取予求，银行无法独立运作，因此极力主张加入商股。事后我们看到，这正是中国银行乃至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方向。
8月1日，吴鼎昌负责筹备的中国银行总行，在位于西交民巷的原大清银行总行旧址开业。
事实上，财政部分五次筹拨给中国银行总行的资本金还不到银元50万元。如此窘迫的财政，国有中央银行无异于纸上谈兵。而且，在主持“善后借款”谈判时，外国银行团的苛刻条件，让极力主张借外国银行团资金以改善窘困财政的熊希龄一无所获。上任财长不满百天的熊希龄，只得挂冠而去。
接替熊希龄出任财长职务的，是与袁世凯一道在天津办理洋务多年的周学熙，既不同意吴鼎昌主持制订的中国银行则例，也不满意中国银行的筹备工作，因此决定另起炉灶。
上任一个多月后，9月10日，周学熙在财政部内设立“筹办国家银行事务所”，派两位安徽老乡——金邦平与孙多森为总办、会办。
对此，吴鼎昌自然无法容忍，向大总统袁世凯和新财长周学熙递交辞呈。袁世凯批准，免去其中国银行监督职务。面对强势的周学熙，吴鼎昌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中国银行。
银行家•报人•国民党战犯
与一生充满曲折的陈锦涛相比，吴鼎昌往后的人生虽然也有起伏，但总体看去颇为成功——成功的银行家，成功的报人，成功的政治家。不过，与陈锦涛一样，吴鼎昌也是抑郁而终。
吴鼎昌，浙江吴兴人，1884年生于一个师爷世家。浙江人的身份对吴鼎昌日后的事业助益极大，不过他的父亲常年在四川绥定府（今达县）做幕僚，他因此出生在绥定。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衰败与积弱，东邻日本的崛起与强大，激起更多中国人走出国门。1903年4月，吴鼎昌考取四川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在这里，与胡政之、张季鸾结识，开始了民国最著名报纸《大公报》“三驾马车”最初的友谊。
1910年6月，吴鼎昌学成回国，参加9月在北京举行的游学毕业生考试，获商科进士出身。参加复试后，获授“翰林院检讨”，在北京政法学堂任教习。此后，前往东三省任职，在新任大清银行监督叶揆初延揽下，跨入尚在起始阶段的中国银行界，担任大清银行总务课长，旋任江西分行总办。中华民国成立后，出任中国银行首任监督，直至9个月后挂冠离去。
吴鼎昌最闪光的银行家生涯，在其主持盐业银行及四行储蓄会时期。1917年，吴鼎昌出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将其打造成了著名的“北四行”（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之一；1923年1月，盐业等四大银行投资设立“四行储蓄会”，作为主要发起人的吴鼎昌出任主任委员，总理一切事务。浙江籍的吴鼎昌，作为“北四行”的领袖，已然成为北方金融界的权威人物。
吴鼎昌不仅是中国银行界的翘楚，也是名留中国新闻史册的著名报人。1926年夏，吴鼎昌与胡政之、张季鸾合作，投资5万元接手《大公报》社，自任社长，定下了著名的“四不”准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1935年之后，吴鼎昌又陆续出任南京政府多个要职，最后一个主要官职是总统府秘书长。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吴鼎昌辞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此后，被中国共产党定为国民党第17号战犯的吴鼎昌定居香港。1950年8月22日，饱受癌病折磨的吴鼎昌凄凉去世，终年66岁。
（作者为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