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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与陈琮英
1934年7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六军团处境危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六军团向西突围到湖南中部去创立新的苏区，同时命令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湘赣省委书记的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与萧克、王震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率红六军团向湘中地区转移。8月，任弼时带着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当时在湘赣省委工作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也一起随军行动。
在历时80多天的西征中，红六军团纵横赣、湘、桂、黔4省敌境5000余里，突破数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包围圈，转战在贵州的石矸、余庆、施东一带。这里山高路险，荒无人烟，战士们缺衣少食，赤脚行军。当队伍行进至人迹罕至的梵净山地区时，任弼时染上了疟疾，忽冷忽热，面色蜡黄，虚汗不断，30岁出头的人憔悴得和60岁的老头一样。即便这样，任弼时仍然坚持拄着拐杖行军。负责机要工作的陈琮英原本是背着密码箱不离丈夫左右的，可由于饥饿、疲劳，瘦小的陈琮英渐渐感到力不从心，最终掉队了。当陈琮英赤着脚倚在一棵大树下喘着粗气的时候，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将她带到了军团部。任弼时见了，诙谐地对陈罗英说道：“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起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
红六军团历经千辛万苦，于1934年10月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会师后的二、六军团挥师北上，进军湘西，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于1936年7月1日，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一起北上。
就在部队向包座、班佑进发，进入阿坝这个川西北藏族聚居地时，陈琮英临产了。时任红二方面军政委的任弼时，一边要夜以继日地工作，一边还要照顾怀孕的妻子，十分辛苦，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这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小河，陈琮英腹中的胎儿就急不可待地想见天日了。
大家立刻为陈琮英找到一处二层木屋，这是当地藏民的住房，下层是奴隶和牲畜栖息之所，上层是主人的住屋，通向二楼的是一副直上直下的简易木梯。这种简易木梯，别说即将临产的人，就是普通人上下也得四肢并用。情急之下，大家就迅速地将下层收拾干净，将陈琮英安顿了下来，并请来傅连暲大夫为她接生。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声，众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个健康的女婴来到了人世。任弼时夫妇对孩子的到来欣喜不已。5年前送回故乡的大女儿音信杳然，西征时留在湘赣的儿子生死未卜，只有眼前这个呱呱坠地的女儿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回首数月来的艰难孕育，陈琮英不禁感慨万千。任弼时望着茫茫草地，遥想未来的征途，便为女儿取了一个极富深意的名字——任远征。
紧张艰苦、颠沛流离的戎马生涯，每天只嚼野菜草根的陈琮英哪里有什么奶水，远征经常饿得哇哇直哭，听得任弼时心里一阵阵着急。情急之下，朱德给任弼时出主意，说水里有鱼，让他找水坑去钓鱼试试，朱德还送来了他亲手钓的鱼。任弼时也学着朱德的样子到处找鱼钓，果真钓上了几条小鱼，赶紧给妻子熬鱼汤。为了照顾妻子，任弼时每次吃饭时，总是争着抢着吃又粗又老的野菜，把嫩一点的留给陈琮英。他还给自己缝了个布袋，把女儿放在里面，背在背上，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搀着陈琮英，艰难地向前行走。战士们过意不去，争着背孩子，任弼时却不肯。他与陈琮英互相勉励，以惊人的毅力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李富春和蔡畅
1934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他的妻子、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的蔡畅，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踏上了长征路，成为长征中为数不多的红军夫妇中的一对。
当时，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门、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了第二纵队，又名“罗迈纵队”、“红星纵队”，李富春夫妇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都编在这个纵队。李富春主管全军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蔡畅则主要负责部队宿营时驻地的群众工作，两人工作都相当繁重，因此很难有机会在一起相互照顾，只能偶尔通过他人传递、交换一下彼此的信息，但两人的心却一直紧紧联系在一起。
长征途中充满了艰辛，尤其是夜间行军，人生地不熟暂且不说，由于队伍庞大，遇着上山下山、过桥趟水，便会出现前面部队走不了、后面部队走不动的情况，有时一夜下来十里路都走不到。要是遇上大风大雨，队伍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将士们遍身淋透，又困又饿，只能就地在山顶或山腰露营。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蔡畅始终不忘关心周围的同志。她将组织上派给她的一头骡子让给病号骑，或帮助其他体弱的同志驮东西，自己则跟大伙儿一同步行。有一次，她发现身材娇小的刘英居然打着赤脚行军，惊讶不已，心疼地询问原委，才知道是因为刘英的脚太小，找不到合脚的鞋。
恰好这时，总政治部征收了一批土豪劣绅的资财，蔡畅费了老半天劲，才找到一双小号布鞋。她立刻跑去向主管物资分配的李富春请求说：“你把这双鞋给刘英同志吧！她已经很久没有鞋子穿了，脚板都快走烂了！”李富春望着妻子渴求的眼神，想着身体羸弱的妻子首先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同志时，便爽快地答应了。正好这时刘英安排完工作后跑来看望蔡畅和李富春，蔡畅急忙把鞋藏在身后，要刘英猜猜是什么。还没等刘英讲话，蔡畅就迫不及待地将那双小布鞋亮了出来，兴奋地说道：“这一双肯定合你的脚。”李富春在一旁也说道：“穿上试试嘛！”
喜出望外的刘英当即就穿上了布鞋，在地上来回走了几圈，李富春诙谐地说：“看，我们的刘英真漂亮噢，再不是烂脚板啦！”刘英深深地感受到李富春夫妇的关爱，感激地对蔡畅说道：“大姐，你真好！”
1935年2月至6月期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机动灵活，纵横驰骋在川、滇、黔之间，并最终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作为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积极贯彻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针对不同情况和问题，及时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总政治部关于解决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训令》、《总政治部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红军在艰难环境中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红军四渡赤水通过贵阳城郊时，蔡畅不顾行军疲劳，带领几位女同志，向战士们高呼口号，激励大家乘胜前进。部队快走完了，蔡畅等人还在那里振臂高呼口号。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走了过来，动情地说道：“蔡大姐，快些走吧，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5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我们要赶紧插过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蔡畅则毫不在乎地回答道：“我们一定跟上，你们放心走吧。”
蔡畅搞的是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依靠积极分子建党、建政，沿途播撒革命的种子。这些工作也都属于总政治部的管辖范畴，因此每到一个地方，李富春总会叮嘱蔡畅在工作中一定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红军走出草地后的一天傍晚，李富春见到了在行军途中休息的蔡畅。久别重逢，千言万语涌上心头，然而，夫妻俩只互相说了几句道贺、祝福的话，就又匆匆分手，共同踏上新的征程……
毛泽民和钱希均
毛泽民是毛泽东的胞弟，在革命大潮汹涌澎湃的20世纪，毛泽民在20年代曾出任中央出版发行部部长，30年代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人称“红色金融家”。1938年，毛泽民出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1942年被反复无常的大军阀盛世才杀害。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于1905年出生在浙江诸暨牌头镇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1926年受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委派，来到了上海新闸路培德里的中央出版发行部报到。在那里，她与时任发行部部长、化名杨杰的毛泽民认识了，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与工作中，两颗年轻的心最终走到了一起。从1926年开始，作为妻子的钱希均就始终陪伴在毛泽民的身边。
即将从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出发踏上长征之路的时候，毛泽民的内心很不好受。在这块并不富饶却生活了数个春夏秋冬的土地上，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曾击退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如今却要离开这里。钱希均从丈夫的表情中读出了他的内心世界，她并没有多讲什么，而是默默地替丈夫收拾好行装。
长征途中，毛泽民领导的中央苏区国家银行，被编入中央纵队的第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大队政治委员，下设3个排9个班。钱希均先是在休养连任政治战士，后又在政治保卫局任检查员。毛泽民与钱希均两人虽不在一个单位，也不一起行军，但都属于中央纵队，行军宿营时相距不远，钱希均还时不时地去看看毛泽民，帮他做点事情。
除了十五大队政委一职外，毛泽民还兼任着“没收征发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林伯渠）一职，“没收征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筹粮筹款，保障红军的后勤供给；没收军阀、官僚豪绅的财产，一部分供给红军，一部分发给贫苦人民；宣传红军、扩大红军。因此，毛泽民每到一个地方，都忙着了解军阀、官僚、豪绅的财产，研究确定没收对象。
作为休养连的政治战士，钱希均身上的担子也不轻，她要组织雇请民夫、筹集粮款，了解民情和敌情，向沿途的群众宣传红军。一次，他们来到四川凉山地区的一个村庄，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宣传，当地老乡都把红军当成是“身上长着长毛，青面獠牙，共产共妻，见人就杀的人”，纷纷躲了起来。钱希均和战友们到处寻找，最终才在一家土司的住宅里找到一位满面漆黑的人，钱希均仔细辨认了半天，才发现对方是一个妇女。起先，任凭钱希均他们怎么问，那位妇女就是不开口，钱希均就耐心地给她讲红军政策。过了许久，那位妇女才慢慢消除了惊恐与疑惑，洗掉脸上的黑灰，拿来了面粉，为钱希均烙起了大饼。正是由于钱希均和战友们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才使得沿途人民真正感受到了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最好的人，也正因如此，红军一路上得到了群众的无私援助。
钱希均和毛泽民都在忘我地工作着，可令她十分担心的是，丈夫的身体却一天天地差了起来。一天，队伍正行进在贵州的一座大山上，一个运输队员掉队了，被毛泽民看见了，他马上接过运输员的担子挑了起来，运输员心里过意不去，执意不肯，毛泽民却坚持要帮他挑到翻过这座高山为止。才走一段路，毛泽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眼花，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从喉咙里冒了出来——他吐血了。
毛泽民停住脚步，看看前后没有人注意，便急忙把吐在地上的鲜血用脚搓掉，然后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吃力地坚持着，追赶着行进中的队伍……这一切，却没有瞒过钱希均的眼睛，可条件太苦了，她很难为丈夫搞到补身体的东西，便将分给自己的炒面尽可能地聚在一起，送去给毛泽民——尽管她知道毛泽民拿到这些炒面后转眼就会分给战友们。
与其他长征中的红军夫妇有所不同，毛泽民和钱希均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太多为人所知的故事，但他们的爱情在长征的严酷环境中得到了考验。1935年12月，毛泽民夫妇随着红军大部队一道来到了瓦窑堡，颠沛流离的长征生活结束了，夫妇二人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1934年7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六军团处境危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六军团向西突围到湖南中部去创立新的苏区，同时命令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湘赣省委书记的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与萧克、王震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率红六军团向湘中地区转移。8月，任弼时带着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当时在湘赣省委工作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也一起随军行动。
在历时80多天的西征中，红六军团纵横赣、湘、桂、黔4省敌境5000余里，突破数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包围圈，转战在贵州的石矸、余庆、施东一带。这里山高路险，荒无人烟，战士们缺衣少食，赤脚行军。当队伍行进至人迹罕至的梵净山地区时，任弼时染上了疟疾，忽冷忽热，面色蜡黄，虚汗不断，30岁出头的人憔悴得和60岁的老头一样。即便这样，任弼时仍然坚持拄着拐杖行军。负责机要工作的陈琮英原本是背着密码箱不离丈夫左右的，可由于饥饿、疲劳，瘦小的陈琮英渐渐感到力不从心，最终掉队了。当陈琮英赤着脚倚在一棵大树下喘着粗气的时候，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将她带到了军团部。任弼时见了，诙谐地对陈罗英说道：“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起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
红六军团历经千辛万苦，于1934年10月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会师后的二、六军团挥师北上，进军湘西，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突围长征，于1936年7月1日，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一起北上。
就在部队向包座、班佑进发，进入阿坝这个川西北藏族聚居地时，陈琮英临产了。时任红二方面军政委的任弼时，一边要夜以继日地工作，一边还要照顾怀孕的妻子，十分辛苦，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这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小河，陈琮英腹中的胎儿就急不可待地想见天日了。
大家立刻为陈琮英找到一处二层木屋，这是当地藏民的住房，下层是奴隶和牲畜栖息之所，上层是主人的住屋，通向二楼的是一副直上直下的简易木梯。这种简易木梯，别说即将临产的人，就是普通人上下也得四肢并用。情急之下，大家就迅速地将下层收拾干净，将陈琮英安顿了下来，并请来傅连暲大夫为她接生。
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声，众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个健康的女婴来到了人世。任弼时夫妇对孩子的到来欣喜不已。5年前送回故乡的大女儿音信杳然，西征时留在湘赣的儿子生死未卜，只有眼前这个呱呱坠地的女儿才是最真实的存在。回首数月来的艰难孕育，陈琮英不禁感慨万千。任弼时望着茫茫草地，遥想未来的征途，便为女儿取了一个极富深意的名字——任远征。
紧张艰苦、颠沛流离的戎马生涯，每天只嚼野菜草根的陈琮英哪里有什么奶水，远征经常饿得哇哇直哭，听得任弼时心里一阵阵着急。情急之下，朱德给任弼时出主意，说水里有鱼，让他找水坑去钓鱼试试，朱德还送来了他亲手钓的鱼。任弼时也学着朱德的样子到处找鱼钓，果真钓上了几条小鱼，赶紧给妻子熬鱼汤。为了照顾妻子，任弼时每次吃饭时，总是争着抢着吃又粗又老的野菜，把嫩一点的留给陈琮英。他还给自己缝了个布袋，把女儿放在里面，背在背上，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搀着陈琮英，艰难地向前行走。战士们过意不去，争着背孩子，任弼时却不肯。他与陈琮英互相勉励，以惊人的毅力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李富春和蔡畅
1934年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他的妻子、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的蔡畅，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踏上了长征路，成为长征中为数不多的红军夫妇中的一对。
当时，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门、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了第二纵队，又名“罗迈纵队”、“红星纵队”，李富春夫妇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他们都编在这个纵队。李富春主管全军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蔡畅则主要负责部队宿营时驻地的群众工作，两人工作都相当繁重，因此很难有机会在一起相互照顾，只能偶尔通过他人传递、交换一下彼此的信息，但两人的心却一直紧紧联系在一起。
长征途中充满了艰辛，尤其是夜间行军，人生地不熟暂且不说，由于队伍庞大，遇着上山下山、过桥趟水，便会出现前面部队走不了、后面部队走不动的情况，有时一夜下来十里路都走不到。要是遇上大风大雨，队伍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将士们遍身淋透，又困又饿，只能就地在山顶或山腰露营。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蔡畅始终不忘关心周围的同志。她将组织上派给她的一头骡子让给病号骑，或帮助其他体弱的同志驮东西，自己则跟大伙儿一同步行。有一次，她发现身材娇小的刘英居然打着赤脚行军，惊讶不已，心疼地询问原委，才知道是因为刘英的脚太小，找不到合脚的鞋。
恰好这时，总政治部征收了一批土豪劣绅的资财，蔡畅费了老半天劲，才找到一双小号布鞋。她立刻跑去向主管物资分配的李富春请求说：“你把这双鞋给刘英同志吧！她已经很久没有鞋子穿了，脚板都快走烂了！”李富春望着妻子渴求的眼神，想着身体羸弱的妻子首先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同志时，便爽快地答应了。正好这时刘英安排完工作后跑来看望蔡畅和李富春，蔡畅急忙把鞋藏在身后，要刘英猜猜是什么。还没等刘英讲话，蔡畅就迫不及待地将那双小布鞋亮了出来，兴奋地说道：“这一双肯定合你的脚。”李富春在一旁也说道：“穿上试试嘛！”
喜出望外的刘英当即就穿上了布鞋，在地上来回走了几圈，李富春诙谐地说：“看，我们的刘英真漂亮噢，再不是烂脚板啦！”刘英深深地感受到李富春夫妇的关爱，感激地对蔡畅说道：“大姐，你真好！”
1935年2月至6月期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机动灵活，纵横驰骋在川、滇、黔之间，并最终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作为总政治部代主任的李富春积极贯彻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针对不同情况和问题，及时签发了《总政治部关于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总政治部关于解决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训令》、《总政治部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红军在艰难环境中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红军四渡赤水通过贵阳城郊时，蔡畅不顾行军疲劳，带领几位女同志，向战士们高呼口号，激励大家乘胜前进。部队快走完了，蔡畅等人还在那里振臂高呼口号。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走了过来，动情地说道：“蔡大姐，快些走吧，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5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我们要赶紧插过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蔡畅则毫不在乎地回答道：“我们一定跟上，你们放心走吧。”
蔡畅搞的是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依靠积极分子建党、建政，沿途播撒革命的种子。这些工作也都属于总政治部的管辖范畴，因此每到一个地方，李富春总会叮嘱蔡畅在工作中一定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红军走出草地后的一天傍晚，李富春见到了在行军途中休息的蔡畅。久别重逢，千言万语涌上心头，然而，夫妻俩只互相说了几句道贺、祝福的话，就又匆匆分手，共同踏上新的征程……
毛泽民和钱希均
毛泽民是毛泽东的胞弟，在革命大潮汹涌澎湃的20世纪，毛泽民在20年代曾出任中央出版发行部部长，30年代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人称“红色金融家”。1938年，毛泽民出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1942年被反复无常的大军阀盛世才杀害。毛泽民的妻子钱希均于1905年出生在浙江诸暨牌头镇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1926年受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委派，来到了上海新闸路培德里的中央出版发行部报到。在那里，她与时任发行部部长、化名杨杰的毛泽民认识了，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与工作中，两颗年轻的心最终走到了一起。从1926年开始，作为妻子的钱希均就始终陪伴在毛泽民的身边。
即将从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出发踏上长征之路的时候，毛泽民的内心很不好受。在这块并不富饶却生活了数个春夏秋冬的土地上，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曾击退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如今却要离开这里。钱希均从丈夫的表情中读出了他的内心世界，她并没有多讲什么，而是默默地替丈夫收拾好行装。
长征途中，毛泽民领导的中央苏区国家银行，被编入中央纵队的第十五大队，毛泽民任大队政治委员，下设3个排9个班。钱希均先是在休养连任政治战士，后又在政治保卫局任检查员。毛泽民与钱希均两人虽不在一个单位，也不一起行军，但都属于中央纵队，行军宿营时相距不远，钱希均还时不时地去看看毛泽民，帮他做点事情。
除了十五大队政委一职外，毛泽民还兼任着“没收征发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林伯渠）一职，“没收征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筹粮筹款，保障红军的后勤供给；没收军阀、官僚豪绅的财产，一部分供给红军，一部分发给贫苦人民；宣传红军、扩大红军。因此，毛泽民每到一个地方，都忙着了解军阀、官僚、豪绅的财产，研究确定没收对象。
作为休养连的政治战士，钱希均身上的担子也不轻，她要组织雇请民夫、筹集粮款，了解民情和敌情，向沿途的群众宣传红军。一次，他们来到四川凉山地区的一个村庄，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宣传，当地老乡都把红军当成是“身上长着长毛，青面獠牙，共产共妻，见人就杀的人”，纷纷躲了起来。钱希均和战友们到处寻找，最终才在一家土司的住宅里找到一位满面漆黑的人，钱希均仔细辨认了半天，才发现对方是一个妇女。起先，任凭钱希均他们怎么问，那位妇女就是不开口，钱希均就耐心地给她讲红军政策。过了许久，那位妇女才慢慢消除了惊恐与疑惑，洗掉脸上的黑灰，拿来了面粉，为钱希均烙起了大饼。正是由于钱希均和战友们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才使得沿途人民真正感受到了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最好的人，也正因如此，红军一路上得到了群众的无私援助。
钱希均和毛泽民都在忘我地工作着，可令她十分担心的是，丈夫的身体却一天天地差了起来。一天，队伍正行进在贵州的一座大山上，一个运输队员掉队了，被毛泽民看见了，他马上接过运输员的担子挑了起来，运输员心里过意不去，执意不肯，毛泽民却坚持要帮他挑到翻过这座高山为止。才走一段路，毛泽民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眼花，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从喉咙里冒了出来——他吐血了。
毛泽民停住脚步，看看前后没有人注意，便急忙把吐在地上的鲜血用脚搓掉，然后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吃力地坚持着，追赶着行进中的队伍……这一切，却没有瞒过钱希均的眼睛，可条件太苦了，她很难为丈夫搞到补身体的东西，便将分给自己的炒面尽可能地聚在一起，送去给毛泽民——尽管她知道毛泽民拿到这些炒面后转眼就会分给战友们。
与其他长征中的红军夫妇有所不同，毛泽民和钱希均并没有给后人留下太多为人所知的故事，但他们的爱情在长征的严酷环境中得到了考验。1935年12月，毛泽民夫妇随着红军大部队一道来到了瓦窑堡，颠沛流离的长征生活结束了，夫妇二人又开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