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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经过了开放、兼容并蓄的唐代，宋代含蓄、淡雅的时代风格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宋代陶瓷一直是较为重要的研究陶瓷器物的朝代之一，现有宋代陶瓷资料丰富，但对于花口陶瓷器型研究这块较为薄弱，所以本文将针对宋代花口陶瓷器型的缘起，以及唐代时期的花口金银器和花口陶瓷器之间如何互为影响作一个梳理。
关键词：宋代;唐代;陶瓷器;金银器;花口;造型;装饰
1986年英国博物馆的杰西卡·罗森就提到：“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精细的金属工艺品在古代中国往往为诸如陶瓷这类本身物质价值较低的原料所仿制[1]。”罗森在文中也总结了瓷器仿制金属器皿的十一种特点，其中第十个、第十一个是莲瓣形器口、莲瓣形器壁。另外也有很多学者的观点也和罗森类似，甚至确定了时间段，比如袁泉在其文章就表示在初唐时陶瓷器已经一定程度上模仿当时发展成熟的金银器工艺，但只是对金属器进行单纯的模仿[2]。
1 造型的借鉴与创造
唐代时期金银器由于材质本身延展性好，成型工艺很多种类，一般以浇铸、钣金为主，也有用模冲和车削成型。中晚唐时期的花口陶瓷造型大部分都以碗、盘、杯居多，从造型形制来看，花口盘分为近圆、方形和其他形制。成型技术主要已轮制成型以及模具成型。
将部分唐代金银器、陶瓷花口器型和宋代陶瓷花口器行进行对比，由此可以看出：唐代至宋代的花口陶瓷的确对金属器的造型有所借鉴，但并非完全模仿。陶瓷器的制作工艺复杂，涉及的影响因素多，一件极为精致的陶瓷成品往往是水、火、土等等多方面因素造成。陶瓷制作的每个工艺步骤都由对应的工匠制作，陶瓷原料导致烧成之后的硬度较高，但是未烧成的陶瓷坯体只是干燥的泥土，非常脆弱。烧成环节对于陶瓷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和具有决定性的一步。陶瓷成型并不像金属器工艺那样较为直接，虽然金银器成型工艺种类繁多，但是金屬材料的特性决定了成型方法，比如金属器物可以使器物的造型和装饰可以一次性成型。简单的步骤也将风险降低极多。
2 装饰的借鉴与创造
（1）装饰纹样
萨珊、粟特、波斯等外来风格的影响除了造型也同样影响到了唐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纹样题材的变化以及纹样制作技术的引进也更加体现了唐代金银器的富贵华丽的气质。像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图1）这类器型也是表现当时唐代金银器除了模仿外来金银器之外也在本国风格的基础上创新最典型的代表[3]。
唐代陶瓷主要以“南青北白”来概括，南方越窑青瓷为主，北方邢窑白瓷为主。从现有的图录和挖掘资料来看，唐代花口陶瓷对于花口陶瓷器装饰方面的模仿极少。特别是到了宋代，花口陶瓷除了定窑的刻划花，几乎其他所有的花口陶瓷器都仅仅只有釉色带来的装饰性。
所以笔者认为所谓装饰除器物外表的装饰纹样之外，陶瓷拥有釉料质感以及花形口沿本身也是一种装饰。
（2）装饰技法
唐代花口金银器的装饰大部分都是满饰，精湛细致的装饰工艺是唐代金银器的一大特色。由于金属材料的柔软性和延展性，可以将金银材料用捶打的方式打成各种形状和花纹。陶瓷的装饰技法包括成型阶段的绞胎、坯体的刻划、釉下釉上的绘画还有釉料本身。
陶瓷原料为土，泥之可塑性范围较为狭窄。制瓷过程复杂，步骤繁多。而金属器可造型完善后再对器体进行装饰，或者像浇铸一样一次性模具成型。但是瓷器在唐代时无法对成瓷后的器体进行雕刻，如果想要模仿金银器的复杂装饰，就必须得在坯体未烧之前进行雕刻。虽然成瓷之后的陶瓷坯体硬度高，但在泥坯时非常脆弱。复杂的刻划或者浅浮雕装饰在薄胎上难以实现，但是太简单的线条的雕刻又会因为釉层的厚度在烧成之后不明显，所以这也是陶瓷无法完全模仿金银器装饰纹样的最大难题。
所以，唐、五代时期花口陶瓷大多都是素面，仅有极少部分的秘色瓷有刻划花。大部分都是已简单的刻划花和釉色为装饰所以大部分的花口陶瓷装饰主要是围绕器物胎体进行按压、削边从而改变器物的外观形态，也就是李文献老师所说的“胎形装饰”。到了宋代，由于制瓷技术的进步，造型样式变得丰富，并且造型相比起唐、五代时期的更为轻薄，并且印花、刻花装饰也逐渐变多，成为主要装饰。唐代制作花口陶瓷口沿部分的技法为简单的两种削花和捏花，到了宋代定窑的花口器型制作手法有削花口、印花口、捏花口和压花口。
两种工艺的成型方式的差别和现有的唐至宋代花口器实物资料证明，花口陶瓷无法完全模仿金银器。陶瓷无法模仿金银器装饰纹样是由装饰技法决定的，而原料和材质决定着装饰技法的运用，这是不同的工艺之间最本质的区别，而区别和差异性就是工艺美术创新发酵的温床。
3 结语
从唐代早期借鉴金属器造型到宋代时融会贯通陶瓷工艺的特点，发挥出自身的特色和优点。。本文探讨缘起也只是研究宋代花口陶瓷前的一个基础工作，但对其宋代花口陶瓷的大发展正在研究当中。总体来说，宋代花口陶瓷突破传统意识上的造型，结合自然生物的优美造型，再将它融入到工艺设计上，这是了不起的一步，也是宋人留给后代最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杰西卡·罗森.《中国银器和瓷器的关系（公元600-1400年）——艺术史和工艺方面的若干问题》[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23-24.
[2] 袁泉.《唐至北宋时期陶瓷器中的金属器因素》[J].古代文明，2007（12）;33-34.
[3] 翼东山.《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鉴赏·金银器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59-60
作者简介：刘力之（1994-），女，江西南昌人，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所在读，研究方向：陶瓷设计与陶瓷理论
关键词：宋代;唐代;陶瓷器;金银器;花口;造型;装饰
1986年英国博物馆的杰西卡·罗森就提到：“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精细的金属工艺品在古代中国往往为诸如陶瓷这类本身物质价值较低的原料所仿制[1]。”罗森在文中也总结了瓷器仿制金属器皿的十一种特点，其中第十个、第十一个是莲瓣形器口、莲瓣形器壁。另外也有很多学者的观点也和罗森类似，甚至确定了时间段，比如袁泉在其文章就表示在初唐时陶瓷器已经一定程度上模仿当时发展成熟的金银器工艺，但只是对金属器进行单纯的模仿[2]。
1 造型的借鉴与创造
唐代时期金银器由于材质本身延展性好，成型工艺很多种类，一般以浇铸、钣金为主，也有用模冲和车削成型。中晚唐时期的花口陶瓷造型大部分都以碗、盘、杯居多，从造型形制来看，花口盘分为近圆、方形和其他形制。成型技术主要已轮制成型以及模具成型。
将部分唐代金银器、陶瓷花口器型和宋代陶瓷花口器行进行对比，由此可以看出：唐代至宋代的花口陶瓷的确对金属器的造型有所借鉴，但并非完全模仿。陶瓷器的制作工艺复杂，涉及的影响因素多，一件极为精致的陶瓷成品往往是水、火、土等等多方面因素造成。陶瓷制作的每个工艺步骤都由对应的工匠制作，陶瓷原料导致烧成之后的硬度较高，但是未烧成的陶瓷坯体只是干燥的泥土，非常脆弱。烧成环节对于陶瓷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和具有决定性的一步。陶瓷成型并不像金属器工艺那样较为直接，虽然金银器成型工艺种类繁多，但是金屬材料的特性决定了成型方法，比如金属器物可以使器物的造型和装饰可以一次性成型。简单的步骤也将风险降低极多。
2 装饰的借鉴与创造
（1）装饰纹样
萨珊、粟特、波斯等外来风格的影响除了造型也同样影响到了唐代金银器的装饰纹样，纹样题材的变化以及纹样制作技术的引进也更加体现了唐代金银器的富贵华丽的气质。像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图1）这类器型也是表现当时唐代金银器除了模仿外来金银器之外也在本国风格的基础上创新最典型的代表[3]。
唐代陶瓷主要以“南青北白”来概括，南方越窑青瓷为主，北方邢窑白瓷为主。从现有的图录和挖掘资料来看，唐代花口陶瓷对于花口陶瓷器装饰方面的模仿极少。特别是到了宋代，花口陶瓷除了定窑的刻划花，几乎其他所有的花口陶瓷器都仅仅只有釉色带来的装饰性。
所以笔者认为所谓装饰除器物外表的装饰纹样之外，陶瓷拥有釉料质感以及花形口沿本身也是一种装饰。
（2）装饰技法
唐代花口金银器的装饰大部分都是满饰，精湛细致的装饰工艺是唐代金银器的一大特色。由于金属材料的柔软性和延展性，可以将金银材料用捶打的方式打成各种形状和花纹。陶瓷的装饰技法包括成型阶段的绞胎、坯体的刻划、釉下釉上的绘画还有釉料本身。
陶瓷原料为土，泥之可塑性范围较为狭窄。制瓷过程复杂，步骤繁多。而金属器可造型完善后再对器体进行装饰，或者像浇铸一样一次性模具成型。但是瓷器在唐代时无法对成瓷后的器体进行雕刻，如果想要模仿金银器的复杂装饰，就必须得在坯体未烧之前进行雕刻。虽然成瓷之后的陶瓷坯体硬度高，但在泥坯时非常脆弱。复杂的刻划或者浅浮雕装饰在薄胎上难以实现，但是太简单的线条的雕刻又会因为釉层的厚度在烧成之后不明显，所以这也是陶瓷无法完全模仿金银器装饰纹样的最大难题。
所以，唐、五代时期花口陶瓷大多都是素面，仅有极少部分的秘色瓷有刻划花。大部分都是已简单的刻划花和釉色为装饰所以大部分的花口陶瓷装饰主要是围绕器物胎体进行按压、削边从而改变器物的外观形态，也就是李文献老师所说的“胎形装饰”。到了宋代，由于制瓷技术的进步，造型样式变得丰富，并且造型相比起唐、五代时期的更为轻薄，并且印花、刻花装饰也逐渐变多，成为主要装饰。唐代制作花口陶瓷口沿部分的技法为简单的两种削花和捏花，到了宋代定窑的花口器型制作手法有削花口、印花口、捏花口和压花口。
两种工艺的成型方式的差别和现有的唐至宋代花口器实物资料证明，花口陶瓷无法完全模仿金银器。陶瓷无法模仿金银器装饰纹样是由装饰技法决定的，而原料和材质决定着装饰技法的运用，这是不同的工艺之间最本质的区别，而区别和差异性就是工艺美术创新发酵的温床。
3 结语
从唐代早期借鉴金属器造型到宋代时融会贯通陶瓷工艺的特点，发挥出自身的特色和优点。。本文探讨缘起也只是研究宋代花口陶瓷前的一个基础工作，但对其宋代花口陶瓷的大发展正在研究当中。总体来说，宋代花口陶瓷突破传统意识上的造型，结合自然生物的优美造型，再将它融入到工艺设计上，这是了不起的一步，也是宋人留给后代最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 杰西卡·罗森.《中国银器和瓷器的关系（公元600-1400年）——艺术史和工艺方面的若干问题》[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23-24.
[2] 袁泉.《唐至北宋时期陶瓷器中的金属器因素》[J].古代文明，2007（12）;33-34.
[3] 翼东山.《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鉴赏·金银器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59-60
作者简介：刘力之（1994-），女，江西南昌人，景德镇陶瓷大学研究所在读，研究方向：陶瓷设计与陶瓷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