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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修改草案公布，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了四个月。最后，又经宪法修改委员会逐条讨论修改通过，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修改通过。可以说，这部宪法是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合乎我国国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好宪法。彭真为中国有一部好的宪法而呕心沥血，表现了他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负责精神。彭真深思熟虑，高瞻远瞩，为宪法提供了许多新思维、新观点。
彭真曾感慨地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使他对法治格外重视，对宪法格外重视。一位曾经在全国人大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曾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中，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每次开会，彭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单调的动作，犹如十年‘文革’期间，人们习惯在开会时先翻开《毛主席语录》读一段，然后再谈其他。”
彭真为立法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1985年1月3日，彭真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成员，听取国务院的经济立法工作汇报，为加快经济立法而探讨能否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先行制定条例的新问题。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傍晚，时年84岁的彭真临时请大家在会场里共进工作餐，然后继续讨论至深夜。
从1979年2月至1988年3月，在彭真的主持下，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进展。我们国家不仅制定了一部好宪法，而且制定了刑事、民事、诉讼程序和国家机构等方面的一系列基本法律，以及一批经济的、行政的重要法律。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有了根本改变。
彭真与“严打”斗争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又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治安有些问题，是“文革”的遗毒之一。这时的违法犯罪分子，绝大多数是青少年，他们既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又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流毒的受害者。1979年9月9日下午7时多、上海杨浦区控江路发生一起恶性案件：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流氓团伙把一位妇女的衣服剥光侮辱，引来数千群众围观，造成交通严重阻塞。杨浦分局出动了80名民警和治安队员，冲进去抓了5名现行犯罪分子，才基本控制了局势。
彭真很关心社会治安，他指出，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针对社会治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形势，然后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对于这些违法犯罪分子，必须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彭真提出，对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教师对待犯错误的学生、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护理、教育、感化、改造他们。对凶杀、强奸、抢劫、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刑事犯，目前应该继续依法从重从快处理。这就给司法实践又一次提出了必须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既挽救失足者，又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1980年1月，彭真到上海视察。上海公检法负责人向他汇报了上海的治安问题，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的王鉴也参加了汇报。彭真听完汇报后讲了一番话，令与会人员受益匪浅。他说：“形势决定任务、方针和政策。上海控江路事件就是形势，它告诉我们什么?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慢慢腾腾不行。整顿治安，一个惩办，一个教育。惩办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他进一步指出：“下一步怎么搞?继续严厉打击现行犯。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犯不打击，怎么搞‘四化’?劳改、劳教解除后重新犯罪的，要加重处理。”“要挖‘团伙’的头头和教唆犯，对头头要依法判重一点。团伙其他人，除凶杀、强奸等和屡教不改的以外，在劳动中改造。青少年者重在教育，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送工读学校。”
这是彭真第一次提出打击刑事犯罪要“从重”、“从快”。1981年5月，彭真亲自主持召开北京、上海、天津、成都、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他明确提出：要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坚决把社会治安整顿好，力争取得明显成效。由于这个方针是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各方征求意见，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来的，符合客观实际，因而在全国整顿社会治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83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开政法工作负责人会议，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必须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惩刑事犯罪分子”(简称严打)的指示，决定“以三年为期，组织三次战役”。会后，很快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击刑事犯罪行动。
1983年冬，彭真来上海视察工作时，找公、检、法一把手座谈。会后，他找到上海市公安局长王鉴说：“现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已经开展了，我想加个‘准’字。你看怎么样?”准就是准确，在强调打击力度的同时，也重视打击的准确性。当时，各地大规模打击刑事犯罪的行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彭真担心大家头脑发热，出现违反政策抓错人的现象。1984年1月，彭真与公安部负责人谈话时正式指出，打击刑事犯罪要特别强调“准”字。在社会治安不好的时候，彭真特别强调要“依法从重从快”；当打击刑事犯罪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之后，为了掌握政策，他采取谨慎的方针，强调一个“准”字。这充分反映出彭真同志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他知道在大规模的工作中怎样掌握火候。彭真为打击刑事犯罪提出的方针，完全是从客观形势和实际斗争中产生的。实践证明，这个方针的确是打击刑事犯罪的锐利武器，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1988年彭真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1997年4月26日，彭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彭真，在2002年10月11日彭真百年诞辰之际，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对彭真为我国法制工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主持宪法修改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极大地推进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他长期分管政法工作，为推动政法战线制度和队伍的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编辑 韩铁马 彭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长期主持党中央的政法工作和国家的法制建设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彭真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政法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政法工作实际情况的方针性的指导意见，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政法工作，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彭真与“两案”审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件大事，就是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1980年3月17日，刚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并确定由彭真担任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
中央让彭真担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主要是因为彭真有着丰富的政法工作经验和卓绝的领导才能。
1979年2月，彭真获得平反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1月，中央成立政法委员会，彭真任书记。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彭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因此，他复出后仅三个月，就主持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使“两案”审判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彭真接手“两案”之后，即开始调阅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熟悉案情。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并结合自己以往的实践经验，彭真逐渐理出了“两案”审判的指导原则，为“两案”审判奠定了基础。在1980年3月底的中央书记处讨论“两案”审判方案的会议上，彭真提出：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个事。他认为，林彪、“四人帮”的犯罪和党犯的错误，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罪行和错误要分开，决不能审判党的错误。彭真多次强调，这次审判，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区分好人犯错误和坏人做坏事，区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帮派所犯的罪行，这是一条根本原则。特别法庭只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不审理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不解决党纪、军纪、政纪的问题。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时，邓小平坚定地支持彭真的意见，强调不能把领导人的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诡计、犯罪行为搅在一起。这就解决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最关键问题。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说：“毛主席所犯的错误属于另一个问题。‘四人帮’是犯罪分子，是有严重的刑事责任的。我们是根据法律，追究‘四人帮’的刑事责任。”这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全军，也向全世界，宣布的这场审判工作的一条根本原则，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与领导人因失察而导致的错误严格划开。在这条原则的提出过程中，彭真起了主要作用。
针对江青等人把许多事情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周恩来身上的问题，彭真指出，“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事，对毛主席、周总理来说是好人犯错误，而对林彪、江青一伙则是坏人办坏事。他要办案人员注意这两个阴谋集团在报告毛主席和中央之前搞阴谋，当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之后，他们又利用权力加以歪曲和篡改搞阴谋的部分。他把这样看问题叫做“两头抓麻秆”。彭真的这些讲话和指示，切中了“两案”审判的“症结”，为“两案”的侦查、取证工作找到了突破口，使“两案”审判的准备工作跃上一个新台阶。
1980年9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听取彭真的汇报，并就“两案”总起诉书及审判方案进行讨论。彭真指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没法分开，一案起诉好处理。黄、吴、李、邱由军人组成的第二法庭去审。这几个人一定要审，判刑可以轻一点，他们同江青不一样，历史上还做过一点好事，打过仗。彭真认为，公开审判比秘密审判好。罪行、证据都公布，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证据完全能站得住脚。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对十名主犯依法公开宣判，亿万群众热烈拥护这个公正的判决。实践证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里程碑，彭真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彭真亲自主持了1982年宪法的制定工作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部宪法，也是迄今仍具法律效力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彭真的主持下制定的。彭真对1982年宪法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8年宪法是继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之后新中国的第三部宪法。这部宪法虽然否定了1975年宪法，但仍然坚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留有“文化大革命”的遗风，如革命委员会问题、“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问题等等。1981年春夏之交，邓小平亲自点将，提出由彭真直接抓宪法的修改工作。1981年7月16日，彭真给邓小平写信，请示宪法修改草案完成的时间，以便安排工作。7月下旬，彭真就宪法修改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他的想法。他认为，宪法是根本大法，主要在纲不在目，不搞不必要的创新，注意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他表示，1978年宪法过于简单，不如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好。他表示，准备按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修改宪法。彭真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为纠正过去重人治、轻法治的错误，1982年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彭真强调：宪法是根本大法，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在两年多的修宪工作过程中，每当草拟出了一个稿子，彭真总是要报送中央。在整个修宪期间，中央书记处前后讨论了八次，中央政治局也曾讨论过三次。与此同时，彭真非常重视集中群众的智慧。他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过：“宪法是大家修改，大家制定，大家遵守的。不能主观，不能疏忽，不能粗心大意，要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要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认真讲行研究，集思广益。”彭真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彭真主持宪法修改时已经80高龄，但他仍不辞辛苦，日夜操劳。从修宪的原则到具体方案，他都不分巨细，事必躬亲。彭真亲自起草了宪法的序言。宪法修改工作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领导下进行
彭真曾感慨地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使他对法治格外重视，对宪法格外重视。一位曾经在全国人大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他曾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中，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每次开会，彭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单调的动作，犹如十年‘文革’期间，人们习惯在开会时先翻开《毛主席语录》读一段，然后再谈其他。”
彭真为立法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1985年1月3日，彭真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成员，听取国务院的经济立法工作汇报，为加快经济立法而探讨能否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先行制定条例的新问题。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傍晚，时年84岁的彭真临时请大家在会场里共进工作餐，然后继续讨论至深夜。
从1979年2月至1988年3月，在彭真的主持下，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进展。我们国家不仅制定了一部好宪法，而且制定了刑事、民事、诉讼程序和国家机构等方面的一系列基本法律，以及一批经济的、行政的重要法律。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有了根本改变。
彭真与“严打”斗争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又留下了很多“后遗症”。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会治安有些问题，是“文革”的遗毒之一。这时的违法犯罪分子，绝大多数是青少年，他们既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又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流毒的受害者。1979年9月9日下午7时多、上海杨浦区控江路发生一起恶性案件：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流氓团伙把一位妇女的衣服剥光侮辱，引来数千群众围观，造成交通严重阻塞。杨浦分局出动了80名民警和治安队员，冲进去抓了5名现行犯罪分子，才基本控制了局势。
彭真很关心社会治安，他指出，现在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要针对社会治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形势，然后制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对于这些违法犯罪分子，必须坚持区别对待的原则。彭真提出，对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像父母对待害传染病的孩子、教师对待犯错误的学生、医生对待病人那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护理、教育、感化、改造他们。对凶杀、强奸、抢劫、放火、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行刑事犯，目前应该继续依法从重从快处理。这就给司法实践又一次提出了必须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既挽救失足者，又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1980年1月，彭真到上海视察。上海公检法负责人向他汇报了上海的治安问题，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的王鉴也参加了汇报。彭真听完汇报后讲了一番话，令与会人员受益匪浅。他说：“形势决定任务、方针和政策。上海控江路事件就是形势，它告诉我们什么?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慢慢腾腾不行。整顿治安，一个惩办，一个教育。惩办也是一种教育方式。”他进一步指出：“下一步怎么搞?继续严厉打击现行犯。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现行犯不打击，怎么搞‘四化’?劳改、劳教解除后重新犯罪的，要加重处理。”“要挖‘团伙’的头头和教唆犯，对头头要依法判重一点。团伙其他人，除凶杀、强奸等和屡教不改的以外，在劳动中改造。青少年者重在教育，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送工读学校。”
这是彭真第一次提出打击刑事犯罪要“从重”、“从快”。1981年5月，彭真亲自主持召开北京、上海、天津、成都、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他明确提出：要实行“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坚决把社会治安整顿好，力争取得明显成效。由于这个方针是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各方征求意见，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来的，符合客观实际，因而在全国整顿社会治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1983年7月，中央政法委召开政法工作负责人会议，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必须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惩刑事犯罪分子”(简称严打)的指示，决定“以三年为期，组织三次战役”。会后，很快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击刑事犯罪行动。
1983年冬，彭真来上海视察工作时，找公、检、法一把手座谈。会后，他找到上海市公安局长王鉴说：“现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已经开展了，我想加个‘准’字。你看怎么样?”准就是准确，在强调打击力度的同时，也重视打击的准确性。当时，各地大规模打击刑事犯罪的行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彭真担心大家头脑发热，出现违反政策抓错人的现象。1984年1月，彭真与公安部负责人谈话时正式指出，打击刑事犯罪要特别强调“准”字。在社会治安不好的时候，彭真特别强调要“依法从重从快”；当打击刑事犯罪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之后，为了掌握政策，他采取谨慎的方针，强调一个“准”字。这充分反映出彭真同志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他知道在大规模的工作中怎样掌握火候。彭真为打击刑事犯罪提出的方针，完全是从客观形势和实际斗争中产生的。实践证明，这个方针的确是打击刑事犯罪的锐利武器，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1988年彭真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一直关心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1997年4月26日，彭真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彭真，在2002年10月11日彭真百年诞辰之际，江泽民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对彭真为我国法制工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主持宪法修改工作，领导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律，极大地推进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他长期分管政法工作，为推动政法战线制度和队伍的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编辑 韩铁马 彭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长期主持党中央的政法工作和国家的法制建设工作。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彭真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政法委书记等重要职务。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政法工作实际情况的方针性的指导意见，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政法工作，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彭真与“两案”审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件大事，就是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1980年3月17日，刚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并确定由彭真担任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
中央让彭真担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主要是因为彭真有着丰富的政法工作经验和卓绝的领导才能。
1979年2月，彭真获得平反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1月，中央成立政法委员会，彭真任书记。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彭真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因此，他复出后仅三个月，就主持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使“两案”审判有了法律上的依据。
彭真接手“两案”之后，即开始调阅有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熟悉案情。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并结合自己以往的实践经验，彭真逐渐理出了“两案”审判的指导原则，为“两案”审判奠定了基础。在1980年3月底的中央书记处讨论“两案”审判方案的会议上，彭真提出：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个事。他认为，林彪、“四人帮”的犯罪和党犯的错误，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罪行和错误要分开，决不能审判党的错误。彭真多次强调，这次审判，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区分好人犯错误和坏人做坏事，区分领导上所犯的错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帮派所犯的罪行，这是一条根本原则。特别法庭只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不审理党内、人民内部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不解决党纪、军纪、政纪的问题。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讨论时，邓小平坚定地支持彭真的意见，强调不能把领导人的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诡计、犯罪行为搅在一起。这就解决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最关键问题。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说：“毛主席所犯的错误属于另一个问题。‘四人帮’是犯罪分子，是有严重的刑事责任的。我们是根据法律，追究‘四人帮’的刑事责任。”这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全国全军，也向全世界，宣布的这场审判工作的一条根本原则，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与领导人因失察而导致的错误严格划开。在这条原则的提出过程中，彭真起了主要作用。
针对江青等人把许多事情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周恩来身上的问题，彭真指出，“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事，对毛主席、周总理来说是好人犯错误，而对林彪、江青一伙则是坏人办坏事。他要办案人员注意这两个阴谋集团在报告毛主席和中央之前搞阴谋，当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之后，他们又利用权力加以歪曲和篡改搞阴谋的部分。他把这样看问题叫做“两头抓麻秆”。彭真的这些讲话和指示，切中了“两案”审判的“症结”，为“两案”的侦查、取证工作找到了突破口，使“两案”审判的准备工作跃上一个新台阶。
1980年9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听取彭真的汇报，并就“两案”总起诉书及审判方案进行讨论。彭真指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没法分开，一案起诉好处理。黄、吴、李、邱由军人组成的第二法庭去审。这几个人一定要审，判刑可以轻一点，他们同江青不一样，历史上还做过一点好事，打过仗。彭真认为，公开审判比秘密审判好。罪行、证据都公布，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证据完全能站得住脚。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对十名主犯依法公开宣判，亿万群众热烈拥护这个公正的判决。实践证明，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里程碑，彭真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彭真亲自主持了1982年宪法的制定工作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部宪法，也是迄今仍具法律效力的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彭真的主持下制定的。彭真对1982年宪法的诞生作出了巨大贡献．
1978年宪法是继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之后新中国的第三部宪法。这部宪法虽然否定了1975年宪法，但仍然坚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留有“文化大革命”的遗风，如革命委员会问题、“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问题等等。1981年春夏之交，邓小平亲自点将，提出由彭真直接抓宪法的修改工作。1981年7月16日，彭真给邓小平写信，请示宪法修改草案完成的时间，以便安排工作。7月下旬，彭真就宪法修改问题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他的想法。他认为，宪法是根本大法，主要在纲不在目，不搞不必要的创新，注意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他表示，1978年宪法过于简单，不如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好。他表示，准备按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修改宪法。彭真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为纠正过去重人治、轻法治的错误，1982年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彭真强调：宪法是根本大法，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在两年多的修宪工作过程中，每当草拟出了一个稿子，彭真总是要报送中央。在整个修宪期间，中央书记处前后讨论了八次，中央政治局也曾讨论过三次。与此同时，彭真非常重视集中群众的智慧。他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过：“宪法是大家修改，大家制定，大家遵守的。不能主观，不能疏忽，不能粗心大意，要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要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认真讲行研究，集思广益。”彭真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彭真主持宪法修改时已经80高龄，但他仍不辞辛苦，日夜操劳。从修宪的原则到具体方案，他都不分巨细，事必躬亲。彭真亲自起草了宪法的序言。宪法修改工作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领导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