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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叫魂》一书是美国学者孔飞力在详细研究清代档案史料（主要是奏折和卷宗）的基础上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书中详细介绍了所谓“叫魂”的民间妖术在全国造成的恐慌和动荡。并对官方对“妖人”的追捕，皇帝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做了讨论。
【关键词】 孔飞力;清代历史
引言
关于昭穆制度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是，得配庙号“高宗”的君主，基本都处于朝代由盛转衰的节点上。而对此说法最有力的支撑，必然是我们的乾隆爷了。“叫魂”的故事即发生在乾隆一朝的中后期，孔飞力将之称为“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1.乾隆爷的选择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叫魂”恐慌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自雍正以来，随着摊丁入亩的推行和红薯、玉米等高产杂粮的广泛种植，帝国人口急剧增长。至乾隆统治中后期，全国人口已经超过3亿，而可供开垦之地已所剩无几：1724至1766年间，全国人口数大约增加了1亿，而耕地面积仅仅增加了7.3%①，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严重。然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贸易顺差带来的白银流入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围绕着手工业品进行的经济活动繁多，少地和失地的农民得以依靠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获得生计，而即使是不幸被社会“挤出去”的形形色色的流浪者，也多少能从尚有盈余者那里乞得一口饭吃。但被缓解的矛盾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是流民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句半句的谣言就可以激起巨大的动荡。
虽说如此，考虑到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恐惧蔓延的速度绝不会快过马车。当“叫魂”最早在浙江省出现时，至少以现存文献来判断，其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案件数量不多，在司法上最高也只到知府一级。而知府对案件的处理也是较为公平且妥当的。孔飞力推测原因可能在于相较于差役和知县，他们较少受到底层繁杂事务的打扰，得以有心情不那么粗暴地行事。而参考同时期其他司法案件记录，可以发现中层官员在处理供词有矛盾的案件时确实比较审慎。
可是，当处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乾隆爷接到密报时，情况就发生了质变。考虑到信息传播到承德所需的时间，弘历的上谕显然是在接报后第一时间给出的，他对此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那么是否可以说他对叫魂案的反应是“过激”的？弘历显然不是一个迷信的皇帝，换言之，如果他不是皇帝而是地方官的话，他对叫魂相关案件的态度与其他知府应该没什么不同。他迅速且严肃的反应至少八成以上来自于对地方官员瞒报的愤怒。虽然对发生的案件本身来说，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当初各地低层地方官的处置并无不妥，但弘历对于省一级官员没有向他呈报信息显然颇为不满。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亦可以佐证以上论断——如果弘历只是担心叫魂本身，那么他大可以派出直属于中央的特务，去调查相关事件。由其父皇所创设的粘杆处，能为他提供精干且绝对忠诚可靠的探员。虽然粘杆处的活动范围仅在京师之内，而不是像明代的特务一样遍及全国，但既然乾隆爷在江南有能够向他汇报事件的可靠耳目，那么这些耳目显然也能胜任配合粘杆处探员的工作。有充分理由相信，仅就调查和处理叫魂案件来说，这样看起来有些类似武侠片桥段的方式，相比通过诏书命令各个地方官进行处理，在准确性和效率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这样秘密进行调查既不会惊扰地方百姓，也不容易打草惊蛇从而使喽啰背后的要犯（假设有的话）逃脱。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弘历（至少在一开始）认为叫魂本身只是“鼠窃之徒”的计俩，他不认为这背后有着严重威胁朝廷的煽动乃至造反计划。甚至可以说，乾隆选择让各省大员们分别负责清剿各地叫魂妖党，很大程度上是要借着此考察地方官们的能力和忠诚度问题，之后再顺理成章地进行整肃。
2.滑坡的征兆
按照官员责任心的差异，我们可以将他们分为三个层次。最有责任心的官员往往会积极推进兴利除弊的事业，即使这意味着更多的责任甚至可能招致麻烦。无论成败，他们都比庸碌之人更能在历史上留名，王荆公就是最好的典型。在此之下一个层次，有着基本责任心的官员们，虽然缺乏主动性，但对职责范畴内之事，还是能负责地完成，他们是帝国官僚系统中忠实运转的齿轮，在史书上总是被一笔带过。再往下，就是最差劲的一类了，他们不一定无能，但却缺乏哪怕是最基本的责任心。他们虚与委蛇，乃至拖延和逃避必须完成的任务，那个一天之内从平壤逃过鸭绿江的叶志超将军即为他们的表率。
那么，乾隆三十三年的官员们，各自都在哪个层次？当时官场风气的主流是什么？如果仅以叫魂案中的表现来看的话，结果大致如下：军机处的大学士们，办案不可谓不尽心尽力，且不偏不倚的原则一以贯之，没有欺主罔上之举。各省巡抚，从弘历的观点来说他们有“化有为无”的恶习，但如果说他们本就认为叫魂乃常见的流言骚动，尚不足以用来打扰圣上，也是不无道理的（只是，无人敢向乾隆爷如是说罢了）。各省巡抚在处理案件时也基本没有滥权行为，唯有山东的富尼汗所作所为有着明显的污点，至少也是纵容滥刑和教供。
也就是說，弘历的官员大多数处在第二个层次上，对于太平天下来说，这样的官员班子是能够维持运转而不出大问题的。这就引出了与乾隆爷有关的第二个问题：他对官员作风问题是否担忧过度了？就此问题，孔飞力努力为我们挖掘了与之相联系的事件，从伪稿案到马朝柱谋反，再到那些细微的，读史书者读不出来皇帝亲自感受到的官员态度的变化……弘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官员作风有滑坡的征兆。只是，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弘历所担忧的具体问题其实不是最值得担忧的那个，毕竟“沾染日深”的“江南习气”尚未影响到官僚系统的运作，真正值得他担忧但却没有被他发觉的问题其实是，高层官员的行为已经与官僚系统的原本设计发生了偏移。
孔飞力在结尾处（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写道，“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坚持原则从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高层官员“已属凤毛麟角”。结合语境来理解，这段话的意思并不在于强调高度强的化君主专制下皇权的不受限制，而是旨在说明官员们已经偏离了他们在体系中被设计的角色。所谓“君君，臣臣”，当人君“不君”时，为人臣者有义务纠正人君的作为——谏死被看作是莫大的荣耀，相对应的能纳谏的君主被称为明主。儒家思想中的这种政治理想，其实质是试图设计一种既不否定人君绝对权威同时又尽量保证人臣“纠偏”作用的“两全法”。在一些历史时期，这样的设计运行得不错，即使在皇权相当强化的明代，也有蹇义、张居正等诤臣发挥巨大作用的实例。然而就像在叫魂案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清代中后期高层官员不能也不愿直言犯上。可以肯定，文字狱对此的影响绝对不小。 抛开上述问题不谈的话，我们可对书的第三章出这样的总结：弘历对清朝步入中期时官场渐起的腐败和颓靡之风颇为不满，并提倡重建初入关时满人浑朴厚重的精气，但是失败了，这之后官场风气就不可避免地急转直下了。这似乎是一种唯心史观阐述，因为如果阐述到此为止的话，那么这个论断的反面就是——如果弘历成功地扭转了统治阶层的风气，那么清中后期的历史将会改写。然而，继续深究风气为何无法得到逆转，就会自然地回到唯物史观的轨道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帝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江南，封建盛世所孕育出来的种种社会特征交互影响，所谓的社会风气就是由此而形成的。仅凭统治者的一厢情愿，不能逆转这样的风气，因为他无法逆转历史规律。而当到嘉庆朝，腐化已经侵蚀到官员难以履行正常职责的程度时，大清之后的命运可以说已经注定了……
3.乾隆之后
与叫魂案直接相关的话题，到这里为止算是说完了。但是包括叫魂案在内，乾隆中期的一系列风波，显然对吏治产生了长期性的影响。
弘历借叫魂案对他所认为的沾染恶习的官员们进行了“敲打”，很可惜，这种敲打从现在看来起了反面的作用。例如实际上没有什么责任的山西苏尔德被贬新疆，让其他侥幸未被敲打的官员们噤若寒蝉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同样的命运，这就助推了官场风气向消极的方向转变。
清朝中后期官场两方面不良风气，第一是“唯上”。在高度的君主专制之下，皇帝显然认为对上级唯命是从乃最大美德。可是，官员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中存在着可以为己所用的途径——将本该由自己职权决断之事推给上级，显得自己谨慎的同时也把责任推脱了出去。这样层层往上推的结果除了大大增加那个没有上级可以推的可怜人——皇帝——的工作负担，也使得本来还算负责的官员显得无所适从。在乾隆朝担任学使时敢于上奏“江南吏治恶习”的刘墉最终也变得圆滑了。某天，嘉庆皇帝咨询刘墉：“你看某某人当知府怎么样？”刘墉支吾了老半天，就挤出两个字“尚可。”嘉庆帝苦笑说：“这么大的官也在混日子，怎么得了！”。
第二个方面则是“不作为”。能踢的皮球尽量踢走，踢不走的话，按照上峰想要看到的结果文饰一番即可。像叫魂案中，认真查案，同时坚持原则尽量不造成冤狱的的巡抚们，最终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反倒是从一开始就虚与委蛇的江西“老菩萨”吴绍诗被提任刑部尚书。
这样一来，吏治的腐败就不限于被社会风气沾染最多的基层，而是开始蔓延至知府、巡抚等中层地方官一级，最终侵染至紫禁城内。嘉庆皇帝并非昏庸无能之君，在川楚白莲教起义（1795-1804）之间，他也狠狠地敲打了官僚系统（而且就结果而言比其父皇更为公平）。可惜的时，即使经历了如此大的动荡，也叫不醒一心装睡的官员们。官场“因循疲玩”（嘉庆发明的新成语）的结果就是，直到矛盾激烈爆发为止都无人对其进行处理。癸酉之变前各级官员早已接到预警，却未有一人禀报皇帝也没有主动搜捕天理教徒，乃至于起义者攻入紫禁城，要靠二阿哥的火枪稳定禁军军心才将其击退。
“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不知嘉庆在气愤之余，有没有思考过，祸根或許早半个世纪前其父落下朱批时就已经埋下了。
注释
①史志宏.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的估计[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
参考文献
[1]孔飞力 著，陈 兼等 译.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
[2]史志宏.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的估计[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
[3]石 泉.清代官员案件处理过程中 “审慎”观念的形成及具体表现[J].昆明学院学报，2019，41 （5）： 85-89.
[4]黄屺鑫.盛世背后的危机[J].文化学刊，2019（12）.
[5]张 浩.《叫魂》与疾病的社会学反思[J].中国图书评论，2020，20-23.
[6]中央纪委监察部.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N].党风廉政建设教育之以史为鉴（九），2018.
【关键词】 孔飞力;清代历史
引言
关于昭穆制度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是，得配庙号“高宗”的君主，基本都处于朝代由盛转衰的节点上。而对此说法最有力的支撑，必然是我们的乾隆爷了。“叫魂”的故事即发生在乾隆一朝的中后期，孔飞力将之称为“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1.乾隆爷的选择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叫魂”恐慌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自雍正以来，随着摊丁入亩的推行和红薯、玉米等高产杂粮的广泛种植，帝国人口急剧增长。至乾隆统治中后期，全国人口已经超过3亿，而可供开垦之地已所剩无几：1724至1766年间，全国人口数大约增加了1亿，而耕地面积仅仅增加了7.3%①，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严重。然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贸易顺差带来的白银流入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围绕着手工业品进行的经济活动繁多，少地和失地的农民得以依靠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获得生计，而即使是不幸被社会“挤出去”的形形色色的流浪者，也多少能从尚有盈余者那里乞得一口饭吃。但被缓解的矛盾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是流民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句半句的谣言就可以激起巨大的动荡。
虽说如此，考虑到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恐惧蔓延的速度绝不会快过马车。当“叫魂”最早在浙江省出现时，至少以现存文献来判断，其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案件数量不多，在司法上最高也只到知府一级。而知府对案件的处理也是较为公平且妥当的。孔飞力推测原因可能在于相较于差役和知县，他们较少受到底层繁杂事务的打扰，得以有心情不那么粗暴地行事。而参考同时期其他司法案件记录，可以发现中层官员在处理供词有矛盾的案件时确实比较审慎。
可是，当处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乾隆爷接到密报时，情况就发生了质变。考虑到信息传播到承德所需的时间，弘历的上谕显然是在接报后第一时间给出的，他对此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那么是否可以说他对叫魂案的反应是“过激”的？弘历显然不是一个迷信的皇帝，换言之，如果他不是皇帝而是地方官的话，他对叫魂相关案件的态度与其他知府应该没什么不同。他迅速且严肃的反应至少八成以上来自于对地方官员瞒报的愤怒。虽然对发生的案件本身来说，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当初各地低层地方官的处置并无不妥，但弘历对于省一级官员没有向他呈报信息显然颇为不满。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亦可以佐证以上论断——如果弘历只是担心叫魂本身，那么他大可以派出直属于中央的特务，去调查相关事件。由其父皇所创设的粘杆处，能为他提供精干且绝对忠诚可靠的探员。虽然粘杆处的活动范围仅在京师之内，而不是像明代的特务一样遍及全国，但既然乾隆爷在江南有能够向他汇报事件的可靠耳目，那么这些耳目显然也能胜任配合粘杆处探员的工作。有充分理由相信，仅就调查和处理叫魂案件来说，这样看起来有些类似武侠片桥段的方式，相比通过诏书命令各个地方官进行处理，在准确性和效率上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这样秘密进行调查既不会惊扰地方百姓，也不容易打草惊蛇从而使喽啰背后的要犯（假设有的话）逃脱。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弘历（至少在一开始）认为叫魂本身只是“鼠窃之徒”的计俩，他不认为这背后有着严重威胁朝廷的煽动乃至造反计划。甚至可以说，乾隆选择让各省大员们分别负责清剿各地叫魂妖党，很大程度上是要借着此考察地方官们的能力和忠诚度问题，之后再顺理成章地进行整肃。
2.滑坡的征兆
按照官员责任心的差异，我们可以将他们分为三个层次。最有责任心的官员往往会积极推进兴利除弊的事业，即使这意味着更多的责任甚至可能招致麻烦。无论成败，他们都比庸碌之人更能在历史上留名，王荆公就是最好的典型。在此之下一个层次，有着基本责任心的官员们，虽然缺乏主动性，但对职责范畴内之事，还是能负责地完成，他们是帝国官僚系统中忠实运转的齿轮，在史书上总是被一笔带过。再往下，就是最差劲的一类了，他们不一定无能，但却缺乏哪怕是最基本的责任心。他们虚与委蛇，乃至拖延和逃避必须完成的任务，那个一天之内从平壤逃过鸭绿江的叶志超将军即为他们的表率。
那么，乾隆三十三年的官员们，各自都在哪个层次？当时官场风气的主流是什么？如果仅以叫魂案中的表现来看的话，结果大致如下：军机处的大学士们，办案不可谓不尽心尽力，且不偏不倚的原则一以贯之，没有欺主罔上之举。各省巡抚，从弘历的观点来说他们有“化有为无”的恶习，但如果说他们本就认为叫魂乃常见的流言骚动，尚不足以用来打扰圣上，也是不无道理的（只是，无人敢向乾隆爷如是说罢了）。各省巡抚在处理案件时也基本没有滥权行为，唯有山东的富尼汗所作所为有着明显的污点，至少也是纵容滥刑和教供。
也就是說，弘历的官员大多数处在第二个层次上，对于太平天下来说，这样的官员班子是能够维持运转而不出大问题的。这就引出了与乾隆爷有关的第二个问题：他对官员作风问题是否担忧过度了？就此问题，孔飞力努力为我们挖掘了与之相联系的事件，从伪稿案到马朝柱谋反，再到那些细微的，读史书者读不出来皇帝亲自感受到的官员态度的变化……弘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官员作风有滑坡的征兆。只是，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弘历所担忧的具体问题其实不是最值得担忧的那个，毕竟“沾染日深”的“江南习气”尚未影响到官僚系统的运作，真正值得他担忧但却没有被他发觉的问题其实是，高层官员的行为已经与官僚系统的原本设计发生了偏移。
孔飞力在结尾处（官僚制度：谨慎的喝彩）写道，“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坚持原则从而限制君主权力的高层官员“已属凤毛麟角”。结合语境来理解，这段话的意思并不在于强调高度强的化君主专制下皇权的不受限制，而是旨在说明官员们已经偏离了他们在体系中被设计的角色。所谓“君君，臣臣”，当人君“不君”时，为人臣者有义务纠正人君的作为——谏死被看作是莫大的荣耀，相对应的能纳谏的君主被称为明主。儒家思想中的这种政治理想，其实质是试图设计一种既不否定人君绝对权威同时又尽量保证人臣“纠偏”作用的“两全法”。在一些历史时期，这样的设计运行得不错，即使在皇权相当强化的明代，也有蹇义、张居正等诤臣发挥巨大作用的实例。然而就像在叫魂案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清代中后期高层官员不能也不愿直言犯上。可以肯定，文字狱对此的影响绝对不小。 抛开上述问题不谈的话，我们可对书的第三章出这样的总结：弘历对清朝步入中期时官场渐起的腐败和颓靡之风颇为不满，并提倡重建初入关时满人浑朴厚重的精气，但是失败了，这之后官场风气就不可避免地急转直下了。这似乎是一种唯心史观阐述，因为如果阐述到此为止的话，那么这个论断的反面就是——如果弘历成功地扭转了统治阶层的风气，那么清中后期的历史将会改写。然而，继续深究风气为何无法得到逆转，就会自然地回到唯物史观的轨道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帝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江南，封建盛世所孕育出来的种种社会特征交互影响，所谓的社会风气就是由此而形成的。仅凭统治者的一厢情愿，不能逆转这样的风气，因为他无法逆转历史规律。而当到嘉庆朝，腐化已经侵蚀到官员难以履行正常职责的程度时，大清之后的命运可以说已经注定了……
3.乾隆之后
与叫魂案直接相关的话题，到这里为止算是说完了。但是包括叫魂案在内，乾隆中期的一系列风波，显然对吏治产生了长期性的影响。
弘历借叫魂案对他所认为的沾染恶习的官员们进行了“敲打”，很可惜，这种敲打从现在看来起了反面的作用。例如实际上没有什么责任的山西苏尔德被贬新疆，让其他侥幸未被敲打的官员们噤若寒蝉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同样的命运，这就助推了官场风气向消极的方向转变。
清朝中后期官场两方面不良风气，第一是“唯上”。在高度的君主专制之下，皇帝显然认为对上级唯命是从乃最大美德。可是，官员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中存在着可以为己所用的途径——将本该由自己职权决断之事推给上级，显得自己谨慎的同时也把责任推脱了出去。这样层层往上推的结果除了大大增加那个没有上级可以推的可怜人——皇帝——的工作负担，也使得本来还算负责的官员显得无所适从。在乾隆朝担任学使时敢于上奏“江南吏治恶习”的刘墉最终也变得圆滑了。某天，嘉庆皇帝咨询刘墉：“你看某某人当知府怎么样？”刘墉支吾了老半天，就挤出两个字“尚可。”嘉庆帝苦笑说：“这么大的官也在混日子，怎么得了！”。
第二个方面则是“不作为”。能踢的皮球尽量踢走，踢不走的话，按照上峰想要看到的结果文饰一番即可。像叫魂案中，认真查案，同时坚持原则尽量不造成冤狱的的巡抚们，最终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反倒是从一开始就虚与委蛇的江西“老菩萨”吴绍诗被提任刑部尚书。
这样一来，吏治的腐败就不限于被社会风气沾染最多的基层，而是开始蔓延至知府、巡抚等中层地方官一级，最终侵染至紫禁城内。嘉庆皇帝并非昏庸无能之君，在川楚白莲教起义（1795-1804）之间，他也狠狠地敲打了官僚系统（而且就结果而言比其父皇更为公平）。可惜的时，即使经历了如此大的动荡，也叫不醒一心装睡的官员们。官场“因循疲玩”（嘉庆发明的新成语）的结果就是，直到矛盾激烈爆发为止都无人对其进行处理。癸酉之变前各级官员早已接到预警，却未有一人禀报皇帝也没有主动搜捕天理教徒，乃至于起义者攻入紫禁城，要靠二阿哥的火枪稳定禁军军心才将其击退。
“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不知嘉庆在气愤之余，有没有思考过，祸根或許早半个世纪前其父落下朱批时就已经埋下了。
注释
①史志宏.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的估计[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
参考文献
[1]孔飞力 著，陈 兼等 译.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
[2]史志宏.清代农业生产指标的估计[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
[3]石 泉.清代官员案件处理过程中 “审慎”观念的形成及具体表现[J].昆明学院学报，2019，41 （5）： 85-89.
[4]黄屺鑫.盛世背后的危机[J].文化学刊，2019（12）.
[5]张 浩.《叫魂》与疾病的社会学反思[J].中国图书评论，2020，20-23.
[6]中央纪委监察部.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N].党风廉政建设教育之以史为鉴（九），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