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在建筑和文学上的造诣众人皆知，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她和中国空军之间难分难舍的关系和深厚感情。
　　 我父亲抗日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空军服役，他对林徽因一直非常敬佩，对林徽因和中国空军的掌故比较熟悉，特别希望要纠正一些不实之词。
　　 林徽因的三弟林桓刚入清华大学就在林徽因的支持下投笔从戎，成为国民党中央航校第十期的学员，并以同期百余人中第二名的出色成绩毕业，官衔少尉。中央航校的校训就是振聋发聩的著名誓言——“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1937年抗戰爆发，林徽因和梁思成拒绝了日汪“东亚共荣协会”的拉拢，带着全家五口（子、女和母亲）加入了成千上万人的“逃难”大军。他们从北平、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长沙暂歇。在敌机的连续空袭和缺乏食品和营养的条件下，继续向昆明赶路。此时梁思成因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穿上了钢制的“铁布衫”，而林徽因身体极度虚弱染上了肺炎，到了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高烧达40度而已经不能行走。
　　 在整个家庭风雨飘零的时候，他们忽然听到了优雅婉转的小提琴曲声。梁思成断定能在这个穷乡僻壤演奏这种曲子的绝非一般人，就决意去寻求帮助。
　　 在一个客满的小旅馆里，他循音见到了八个穿着空军服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叫黄栋权的正在拉小提琴。听了梁思成的诉求，八人二话不说立即把自己租下的房子让一间给梁家，把林徽因扶进了房间。
　　 相谈之下，梁思成知道他们是航校第七期的学员，大多出身于华侨、名校和殷实人家，正准备去昆明归队，因此是林桓的校友或学长。而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大名学员们早有所仰。彼此很快就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而且学员们都还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林徽因也亏得这次巧遇，再加上一位好心的中医诊治调理，才起死回生。
　　 大家分头到了昆明后又汇聚起来了。这七八个小伙子管林徽因叫“大姐”，林徽因也把他们当作和林桓一样的“大孩子”。林徽因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就有每周过“习明讷尔”（Seminar 研讨班）的习惯，因此就每周在家里或野外和他们一起讨论国事和战情，有时也在小提琴伴奏下唱歌，这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
　　 “大孩子”们1938年毕业时，因为他们的亲人都在沦陷区或在国外，所以邀请林徽因夫妻以他们“家长”的名义出席毕业典礼，并在会后正式聘请林徽因夫妻为“荣誉家长”，处理他们今后的一切。会上林徽因慷慨激昂的讲话和梁思成的表态使学员们备受鼓舞，也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好评。
　　 “大孩子”们很快就分配到各地去了，噩耗也不断传来。第一个就是小提琴手黄栋权。1939年初，当林徽因以“荣誉家长”的名义收到黄栋权的死亡通知书和遗物，特别是看到那把给她带来生命之音的小提琴时悲痛欲绝。接下来的两年中，林徽因隔三差五地收到这种通知和遗物时，由于过分伤感，原来的肺炎就加剧为肺结核了。
　　 1941年4月梁思成回家时，带来了林桓在成都空战时殉国的噩耗，林徽因得知后当场昏厥过去。姐弟情深，使林徽因有足足三年不能举笔写悼念三弟的文章。三年后林徽因才断断续续地挥泪写下著名的《哭三弟桓》长诗。
　　 林徽因一直保存着两块用黄绫包着的飞机残片，一块是徐志摩的，一块就是林桓的，这还都是梁思成千辛万苦寻觅到的。
　　 关于林桓的牺牲，有一些有意或无知的不实之词，我想不客气地予以“斧正”。林徽因曾亲手写下：“我的小弟弟，他是一个出色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在击落一架日寇飞机以后，我可怜的弟弟，他自己也因为被击中头部坠落牺牲了。”另外在梁思成《致费慰梅的信》和女儿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乃至台湾纪录片《冲天》上，都有类似的叙述。
　　 但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杜撰说：那天因为日机偷袭，警报官昏庸，当日机已经飞临机场上空时，林桓等仓促来不及起飞，被炸死在跑道尽头，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一次像样的战斗就身亡，云云（《最美林徽因》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6页）。这种荒诞的谣言竟以讹传讹一直流传到近年的一些著作。
　　 我父亲抗战时虽然没有和林桓并肩作战，但对情况还比较了解。正因为当时日寇的“96-式”和后来的“零式”飞机都比我们的“霍克-3”和“伊-15”等飞得快，况且日本的偷袭是臭名昭著的，所以战局最紧之时，地面上战斗机是24小时待命的，每天12班，飞行员就坐在机舱里，替补队员和机械师就站在旁边，哪怕机舱队员要上厕所，替补队员马上爬上去。日机要不经战斗，越过重庆空防区再飞一个多小时到达重庆西北203公里的成都而不被发现，是绝无可能的。
　　林徽因1937年在晃县邂逅的八个飞行员中的最后一个林耀，也于1944年牺牲，但林徽因并没有卸掉“荣誉家长”光荣身份，后来不少没有家庭联系人的飞行员，都选择林徽因为自己的“荣誉家长”。林徽因当仁不让地履行着这个崇高的使命直到抗战胜利，对此，纪录片《冲天》里也有叙述。坊间流传的不少文章都是有些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