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代表着这个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取得了良好成就。文物法制从无到有，基本形成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6部行政法规、7部部门规章及一大批地方立法共同构成的文物法律制度体系;全国文物从业人员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6万人发展到2017年底的16余万人，中央财政文物保护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从1 978年的0.07亿元发展为2018年的108亿元。
　　1985年，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对国际社会作出了为人类妥善保护世界遗产的庄严承诺：1987年，长城、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秦始皇陵与兵马俑、敦煌莫高窟和泰山等首批6处遗产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至今，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53项，位居全球第二。
　　从保护到“活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展升了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探索。
　　以长城为例，这一成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重要文化遗产，其体量之大、分布范围之广，世所罕见，保护难度极大。但通过政府、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群策群力，长城保护的社会效应不断彰显，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新局面。
　　可圈可点的实践包括：各地文物部门从长城沿线居民中聘请“长城保护员”;“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募活动的开展;“长城小站”“国际长城之友”等民间志愿队伍的组建……
　　如果说长城保护实践为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南粤古驿道近年来的探索，则为遗产“活化”提供了颇有参考价值的路径探索——通过大量品牌活动的开展，曾经干枯的古驿道被输入新功能，公众及社区对共同历史的记忆被唤醒，在广东省内形成一股强劲的“古驿道热”“历史文化热”。
　　在保护的同时活化善用，即是寻找可持续的方式，让文化遗产焕发活力，从而提升遗产地的内涵与魅力。
　　当前，文物保护的社会共识已经形成，然而，对于一个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文化遗产保护如何更深刻地与当地普通百姓的生活发生关联，形成全民关注、全民参与的局面，成为迫在眉睫又高度复杂的问题。
　　归根到底，文化遗产保护需走出既定框架，只有将遗产、经济、社会、生态纳入同一视野，才能“打通任督二脉”。文化遗产并非静止、孤立的保护对象，而是有可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助力;发展不应牺牲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而应采取遗产保护包容性策略，通过零强度或者低强度的开发路径，将遗产地打造成一个没有围墙、没有门票的文化教育体验区域。
　　由此，承担“属地管理”责任的政府和遗产地的民众，不仅共担责任，也共享利益。
　　长远来看，遗产保护不仅需要一次次的单项行动，更需要机制、法治的力量去拉动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在发展中实现保护。
　　历经40年春华秋实，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还有无穷的想象空间。
　　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依法履行对文物资源的守护之责，这是对一脉相传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与尊重，是后人对前人遗产成果的坚守与传承，也是全体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