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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江，亦称白江村，系高丽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
在我国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都无力消灭对方，于是便向东西邻国寻求援助，先后分别于大唐和倭奴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句丽在秦汉时代是隶属于我汉朝的辽东地方政府，李唐有意将它收复，故它靠拢倭奴（注：即当时的日本）；新罗因与倭奴结怨，故和唐王朝亲近；百济与倭奴的关系较为密切，加之公元653年百济、倭奴“通好”以后，就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倭奴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
655年，新罗王金春秋称高句丽与百济、靺鞨（注：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联兵侵入，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然而，唐朝此举未能奏效，支援高句丽的百济继续向新罗发起进攻。660年，新罗王再次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击百济。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之入海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10日，便灭亡了百济。唐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
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周留城，抗击唐军。10月，福信遣使至倭奴，请迎立在倭奴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倭奴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倭奴之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的决定。12月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从内地的飞鸟京迁至沿海的难波城，并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部。661年1月，将战时指挥部迁至九州西岸，在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7月，齐明天皇驾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8月，天智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援助百济的远征军。至9月，遣将狄井槟榔，朴市田来津等率兵5000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王位。
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和浮屠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府城之围遂解。4月，唐军44000人以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7月，唐军进至平攘，因久攻平攘不下，乃于次年2月撤军。是时，唐高宗诏令刘仁轨：“平攘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借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旧唐书·刘仁轨传》）可刘仁轨认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今平攘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不动也。”（《旧唐书·刘仁轨传》）于是他一面“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一面镇兵伺机出击，先后攻拔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栅，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而福信与扶余丰也果如刘仁轨所料，两人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之残余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663年6月，倭奴天智天皇令倭将毛野稚子等率27000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7000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据，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遂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并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8月17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倭奴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倭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周留城即建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倭奴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27日，倭奴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7000余人，170艘战船；倭奴水兵万余，1000多艘战船。倭奴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我方，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倭奴。对于这次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简略。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仅有“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的概括。倭奴史籍对此则有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倭奴“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之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倭奴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倭奴之战船400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而倭奴则是盲目冒进，8月27日刚至白江，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竟“不观天象”，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以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倭将朴市田来津被格毙，百济王扶余丰逃之夭夭。
倭奴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7日率百济守军及倭援军向我天朝投降；倭奴之陆军闻此，也不寒而栗，“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遂于白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滚回了倭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发动进攻，日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于是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日本。
在我国唐朝初年，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都想统一半岛，但又都无力消灭对方，于是便向东西邻国寻求援助，先后分别于大唐和倭奴建立了外交关系。高句丽在秦汉时代是隶属于我汉朝的辽东地方政府，李唐有意将它收复，故它靠拢倭奴（注：即当时的日本）；新罗因与倭奴结怨，故和唐王朝亲近；百济与倭奴的关系较为密切，加之公元653年百济、倭奴“通好”以后，就形成了以高句丽、百济、倭奴为一方，新罗、唐朝为另一方的政治局势。
655年，新罗王金春秋称高句丽与百济、靺鞨（注：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联兵侵入，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调解无效的情况下，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然而，唐朝此举未能奏效，支援高句丽的百济继续向新罗发起进攻。660年，新罗王再次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从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击百济。百济军屯守熊津口（今锦江之入海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接着，唐军与新罗联兵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不到10日，便灭亡了百济。唐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以大将刘仁愿率兵留守。
唐军灭了百济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周留城，抗击唐军。10月，福信遣使至倭奴，请迎立在倭奴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倭奴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倭奴之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的决定。12月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从内地的飞鸟京迁至沿海的难波城，并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部。661年1月，将战时指挥部迁至九州西岸，在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7月，齐明天皇驾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8月，天智天皇任命阿昙比罗夫，阿倍比罗夫，秦田来津分率前军、后军和别动队，组成了一支援助百济的远征军。至9月，遣将狄井槟榔，朴市田来津等率兵5000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王位。
此前，因驻守百济的唐军刘仁愿部被福信和浮屠的百济军围困在熊津府城内，故唐高宗急调刘仁轨率军渡海增援，府城之围遂解。4月，唐军44000人以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起进攻。7月，唐军进至平攘，因久攻平攘不下，乃于次年2月撤军。是时，唐高宗诏令刘仁轨：“平攘军回，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借卿等留镇，宜且停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旧唐书·刘仁轨传》）可刘仁轨认为：“主上欲吞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今平攘之军既回，熊津又拔，则百济余烬，不日更兴……况福信凶暴，残虐过甚，余丰猜惑，外合内离，鸱张共处，势必相害。唯宜坚守观变，乘便取之，不可不动也。”（《旧唐书·刘仁轨传》）于是他一面“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一面镇兵伺机出击，先后攻拔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栅，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遂通新罗运粮之路”。而福信与扶余丰也果如刘仁轨所料，两人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之残余力量因此严重削弱。
663年6月，倭奴天智天皇令倭将毛野稚子等率27000余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7000名唐朝援军也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刘仁轨与诸将计议，认为：“周留，贼之巢穴，群凶所据，除恶务本，须拔其源。若克周留，则诸城自下。”遂制定了进攻周留城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并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8月17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倭奴守军相继投降。周留告急，倭将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江口登陆。周留城即建筑在白江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当时，尽管唐新联军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倭奴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两军都誓在必争。
唐新水军首先到达白江江口。27日，倭奴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江，两军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实力来看，大唐水军7000余人，170艘战船；倭奴水兵万余，1000多艘战船。倭奴虽然在人、船数量上多于我方，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倭奴。对于这次战斗，中国的史书记载简略。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仅有“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的概括。倭奴史籍对此则有详细的记叙：“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阵列于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坚阵而守。己申（28日），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天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是时，百济王丰璋与数人乘船逃去高丽。”（《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
由上可知，此战唐将刘仁轨首先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较量中，轻而易举地就使倭奴“不利而退”。接着在次日的战事中，又利用唐军之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倭奴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倭奴之战船400多艘，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而倭奴则是盲目冒进，8月27日刚至白江，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竟“不观天象”，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以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倭将朴市田来津被格毙，百济王扶余丰逃之夭夭。
倭奴水军惨败的消息传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济王子扶余忠胜见大势已去，遂于9月7日率百济守军及倭援军向我天朝投降；倭奴之陆军闻此，也不寒而栗，“相谓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遂于白江之战的幸存者一道，乘船滚回了倭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战争至此结束，日本势力退出了朝鲜半岛，其入侵中国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日军在朝鲜的惨败证明了当时日本根本不是中国的对手。损失惨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赶紧求和，唐朝一旦下决心发动进攻，日本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于是日本连连派“遣唐使”赴华，对中国天子毕恭毕敬，并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工艺，以此改造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