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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18日一大早，吴英的辩护律师——北京京都律所的杨照东还在睡梦中。电话铃响了，来电的是浙江金华中院审理吴英案的金法官。金法官通知杨照东下午赶紧赶到金华中院，“别问那么多了，有要事。”
杨照东乘坐11点多从首都机场到杭州的航班，又从杭州打车到金华，17点20 分，杨照东走进金华市中级法院，才知晓原来是要进行二审宣判。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和吴英的妹妹也赶到了中院。皮肤黑黑、面庞消瘦的吴永正穿着一身黑棉夹克，看上去精神不错，和守候在此的几位媒体记者打招呼。
吴永正说他事先也没有接到通知，他是看了法院门口的公告才知道的。
对二审最终的宣判结果，杨照东和吴永正都很乐观。杨照东觉得在此前的庭审中他的辩护很有力，至少推翻一审的死刑判决的可能性很大。“尤其是快过春节了，历史上就没听说快过春节时向家属宣判死刑的。”杨照东按照自己几十年的办案经验猜测。
扎着马尾长辫的吴英被两位女警带上法庭，她穿着一件及膝红色羽绒服，外披黄夹克囚服，脚戴镣铐。法官宣判之前，吴英回头看了看父亲，欲言又止。
当天下午，审判长宣读了吴英案二审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时，距离吴英案发四年十一个月；距离一审判决两年一个月；距离龙年春节还有四天。
呼声四起
宣读完判决书后，法官宣布闭庭，将吴英押回看守所。临走前，吴英再一次回头，用东阳方言对父亲说了一句，“给我带两双棉鞋进来”。
吴永正坐在旁听席上，一言不发，沉默了许久。吴英的二妹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失声痛哭。对于这个结果，杨照东也称自己事先没有想到。他说，二审宣判结果出来之后，吴英家人感到有些迷茫，但吴永正最后表现还是非常坚强，仍然决定要让律师积极申诉。下一步，案件结果将移交最高人民法院复核。他们已经和吴英的家属商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期间，仍然会进行申诉，把自己的辩护意见反映上去，作最后的努力。
接下来的春节，吴英的判决结果在节日的欢乐海洋近乎淹没，只是在微博上有零星的评论，而那时网络最热闹的话题是韩寒与方舟子的论战。
春节刚过，决心挽救女儿生命的吴永正来到了北京，住在最高人民法院旁边的一座名叫“法官之家”的酒店里，他说他选择这里是因为觉得这里安全。有时到了晚上，吴永正就着方便面喝点酒后脸开始发红，他会为自己没有儿子而懊恼，“吴英的妈妈，一个妇道人家，能怎么样？只会在家偷偷地哭。吴英两个妹妹也顶不上用，只能是我在跑。”
2月1日，吴永正来到京都律所和杨照东律师商议怎样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诉材料的事情，除了和律师打交道，吴永正每天接受将近10家媒体的轮番采访，还要参加2月7日的一个法律研讨会。
就在这段时间，网络开始出现“吴英不该死”“人死不得复生。吴英罪不当死”。“拯救吴英”的呼声。其中不乏叶檀、薛蛮子、李开复、易中天等学者。
2月7日，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持举办了吴英案法律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陈光中、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以及律师田文昌、许兰亭等多名法律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会上宣读了著名法律专家张思之致函最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的信，张思之信中认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事发于集资，而问题在于：对于民间金融、地下金融所起的市场作用，认识分歧，意见不一；对集资诈骗罪的罪状描述，也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而有变化。他对吴英案的理解为，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同时，此案的最终结果，将对数以千亿计的民间金融产生示范效应，如何判处，需要高度的法律智慧。
阴谋论
在吴永正看来，女儿之所以二审维持死刑原判，和背后有一些势力想要吴英死有很大关系。吴永正说，吴英案一审之后，东阳坊间开始传言，有十几名东阳市政府干部联名写信，要求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另外，东阳本地的富豪也曾经低价得到吴英本已升值的财产。
但是对于是否有人要置吴英于死地的具体指认，吴永正也承认缺乏明确的证据。
吴英曾检举官员一事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据媒体报道，吴英在看守所中曾检举了多名官员，希望通过立功争取宽大处理。吴英辩护律师张雁峰称，他认为检举高官不是律师的职责，应该交给公检法部门，所以他没有拿到吴英检举官员的名单。
而此后，中新社记者在采访浙江高院时，浙江高院声称：吴英确实在侦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举揭发他人受贿犯罪事实。经查实的均是吴英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向公务人员行贿，尽管相关被检举人已经被处以刑罚，但吴英的行为属于坦白交代自己的行贿行为，依法不构成立功。
田文昌律师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法律研讨会上认为：现实中，受贿案很少将行贿人与受贿人作为共犯论处，他举例称，被吴英举报的三个贪官被判受贿罪之后，也并没有指控吴英在其中构成行贿罪，这就说明，至少在上述没有追究吴英行贿责任的案件中，吴英应该被视为立功。
二审宣判后，吴英的律师在网上提出吴英被判处死刑与“银监会关注此案”及地方行政干预等因素有关；还有人在网上说，吴英案件审理过程中，有十几名东阳市政府干部联名写信，要求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
对此，浙江高院2月7日的回应中称，“我们注意到这方面的报道。但是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和法院审理过程中，都没有发现任何所谓与‘银监会关注此案’及地方行政干预有关的情况，吴英辩护人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法院审理中也没有发现政府部门的干部写信或以其他方式上书要求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的情况。”
浙江高院在就吴英案回答中新社记者提问时，亦提出了几条有“针对性”的回应。
“吴英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向社会公众作虚假宣传的方法进行非法集资的。证据证实，吴英在向他人进行高利集资时，均虚构投资商铺、做煤和石油生意、炒期货赚钱、资金周转等各种虚假理由，并许以每季高达50%的利润分成。吴英为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采用短时间大量虚假注册公司，并用这些公司装扮东阳市本色一条街。一旦有中间人拉来资金大户，吴英即带其参观本色公司一条街，提供大堆虚假购买房地产协议和用诈骗款购买的房产证，从而使得为数众多的受害人对吴英的财富信之不疑，‘自愿’将巨额款项投给她。”
“这证明吴英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浙江高院回应中认为，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集资，一、二审法院认定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与本案的事实和我国的刑法规定相符。
杨照东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认为，按照现行法律，没有什么样的法律规定明知道他人的钱是从社会公众处非法吸收来的仍向其借款，借款人的行为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杨照东还说，吴英是不是以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方法进行集资仍有疑问。吴英在借款时都是通过电话、见面或者吃饭等方式与各债权人联系洽谈，没有一笔借款是通过钱数的公开宣传手段借来的，因此辩方认为吴英没有以公开宣传的方式向社会集资，因此不构成集资诈骗罪。
争议未平
二审被判死刑后，吴英案出人意料地引发了公众对社会公平、死刑改革、民间资本出路、金融垄断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在吴英的家乡人看来，吴英的案子并不该发生，在民间借贷盛行的浙江，这本来就是一个“民不举，官不究”的行为。事实上，至今借给吴英巨款的被外界称为“七掮客”的七名民间借贷者并不认为吴英是诈骗。
今年46岁的徐玉兰曾是东阳一家颇有名气的打字店老板。上世纪90年代末，她经常光顾吴英所在的美容院，两人便熟络起来。“吴英为人豪爽，敢想敢干，跟我性格很像，所以我感觉非常投缘。”
徐玉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英开美容院后，她俩便合伙做生意，如果缺钱了，都是徐玉兰去筹款，每次大概五万到十万左右。但徐玉兰从来不插手经营，也不问盈亏，到时吴英就会把钱打到徐玉兰的卡上。“因为我信任她，她赚了就会主动分给我。”
常年积累的信用以及对吴英人品的认可，让徐玉兰对吴英越来越放心。随着吴英生意越来越大，吴英借的数目也越来越大。尽管日后徐玉兰不再与吴英合伙做生意，但因姐妹情谊，每次吴英张口，徐玉兰都会应承，并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借款，月利息也只有2分，这在当地已是极低的利息。
徐玉兰还记得，一次银行将吴英还贷日期提前，她仅一天时间帮忙吴英东拼西凑了七百万。然而，徐玉兰并不知道，吴英还在向其他人借钱，直到吴英被抓前两三个月她才知道吴英的“摊子铺得有多大”。“如果我早知道，就会劝她了，毕竟我比她经历的风雨多。”徐玉兰感叹。
在学界，关于吴英案的讨论超出了案件本身。2月5日，在2012年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包括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内的多名企业家、学者开始由吴英案引申到中国当前的金融问题。
张维迎在发言中称，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没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吴英案意味中国公民没融资自由。在中国，获得融资仍是特权，而不是基本权利。”
张维迎认为，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自由，创业的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上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
财经作家吴晓波2月7日亦撰文称，在现行经济犯罪活动中，被处以死刑的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增值税发票犯罪，另一项就是非法集资。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是在如此高压的政策之下，处于非法地位的民间金融业似乎仍然有扩大之势，放眼全国，大大小小的“吴英”当以万计。所以，应从制度的角度来思考吴英案，以警后人。
经济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就吴英案发表讲话称：我最为关注的是从研讨吴英案寻求打破不断强化的金融垄断的途径。
在胡星斗看来，近年一系列集资诈骗案例说明，中国的金融垄断不是放松了而是强化了，中国存贷款利息差远高于发达国家，使得企业贷款利滚利，实体经济利润率极其低下；正规金融的高贷款利息又带动和维系了民间高利贷，从而使得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支持的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越来越高。
“垄断的国有金融效率低下，易生腐败，浪费了中国巨额的资本财富。”胡星斗说，解决中国中小企业和农村融资问题的途径只有一条，即疏导而不是堵塞民间金融，应大力发展私人银行、中小银行、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农民银行、企业债券等，允许多渠道融资，同时加强法治与监管，对私营中小金融机构予以优惠政策扶持。“只有打破垄断，给民间更多空间，才能真正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天天关注吴英案的还有徐玉兰。她盼着吴英最终能活着出来，“我还会带着她做生意，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有她的。”
在2009年吴英寄给徐玉兰的明信片上写道：“也许我以后没有机会当面赎罪了……如果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我选择做一个平凡的人，选择平平凡凡过一生。”
杨照东乘坐11点多从首都机场到杭州的航班，又从杭州打车到金华，17点20 分，杨照东走进金华市中级法院，才知晓原来是要进行二审宣判。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和吴英的妹妹也赶到了中院。皮肤黑黑、面庞消瘦的吴永正穿着一身黑棉夹克，看上去精神不错，和守候在此的几位媒体记者打招呼。
吴永正说他事先也没有接到通知，他是看了法院门口的公告才知道的。
对二审最终的宣判结果，杨照东和吴永正都很乐观。杨照东觉得在此前的庭审中他的辩护很有力，至少推翻一审的死刑判决的可能性很大。“尤其是快过春节了，历史上就没听说快过春节时向家属宣判死刑的。”杨照东按照自己几十年的办案经验猜测。
扎着马尾长辫的吴英被两位女警带上法庭，她穿着一件及膝红色羽绒服，外披黄夹克囚服，脚戴镣铐。法官宣判之前，吴英回头看了看父亲，欲言又止。
当天下午，审判长宣读了吴英案二审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时，距离吴英案发四年十一个月；距离一审判决两年一个月；距离龙年春节还有四天。
呼声四起
宣读完判决书后，法官宣布闭庭，将吴英押回看守所。临走前，吴英再一次回头，用东阳方言对父亲说了一句，“给我带两双棉鞋进来”。
吴永正坐在旁听席上，一言不发，沉默了许久。吴英的二妹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失声痛哭。对于这个结果，杨照东也称自己事先没有想到。他说，二审宣判结果出来之后，吴英家人感到有些迷茫，但吴永正最后表现还是非常坚强，仍然决定要让律师积极申诉。下一步，案件结果将移交最高人民法院复核。他们已经和吴英的家属商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期间，仍然会进行申诉，把自己的辩护意见反映上去，作最后的努力。
接下来的春节，吴英的判决结果在节日的欢乐海洋近乎淹没，只是在微博上有零星的评论，而那时网络最热闹的话题是韩寒与方舟子的论战。
春节刚过，决心挽救女儿生命的吴永正来到了北京，住在最高人民法院旁边的一座名叫“法官之家”的酒店里，他说他选择这里是因为觉得这里安全。有时到了晚上，吴永正就着方便面喝点酒后脸开始发红，他会为自己没有儿子而懊恼，“吴英的妈妈，一个妇道人家，能怎么样？只会在家偷偷地哭。吴英两个妹妹也顶不上用，只能是我在跑。”
2月1日，吴永正来到京都律所和杨照东律师商议怎样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诉材料的事情，除了和律师打交道，吴永正每天接受将近10家媒体的轮番采访，还要参加2月7日的一个法律研讨会。
就在这段时间，网络开始出现“吴英不该死”“人死不得复生。吴英罪不当死”。“拯救吴英”的呼声。其中不乏叶檀、薛蛮子、李开复、易中天等学者。
2月7日，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持举办了吴英案法律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陈光中、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以及律师田文昌、许兰亭等多名法律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会上宣读了著名法律专家张思之致函最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的信，张思之信中认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事发于集资，而问题在于：对于民间金融、地下金融所起的市场作用，认识分歧，意见不一；对集资诈骗罪的罪状描述，也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而有变化。他对吴英案的理解为，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同时，此案的最终结果，将对数以千亿计的民间金融产生示范效应，如何判处，需要高度的法律智慧。
阴谋论
在吴永正看来，女儿之所以二审维持死刑原判，和背后有一些势力想要吴英死有很大关系。吴永正说，吴英案一审之后，东阳坊间开始传言，有十几名东阳市政府干部联名写信，要求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另外，东阳本地的富豪也曾经低价得到吴英本已升值的财产。
但是对于是否有人要置吴英于死地的具体指认，吴永正也承认缺乏明确的证据。
吴英曾检举官员一事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据媒体报道，吴英在看守所中曾检举了多名官员，希望通过立功争取宽大处理。吴英辩护律师张雁峰称，他认为检举高官不是律师的职责，应该交给公检法部门，所以他没有拿到吴英检举官员的名单。
而此后，中新社记者在采访浙江高院时，浙江高院声称：吴英确实在侦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举揭发他人受贿犯罪事实。经查实的均是吴英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而向公务人员行贿，尽管相关被检举人已经被处以刑罚，但吴英的行为属于坦白交代自己的行贿行为，依法不构成立功。
田文昌律师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法律研讨会上认为：现实中，受贿案很少将行贿人与受贿人作为共犯论处，他举例称，被吴英举报的三个贪官被判受贿罪之后，也并没有指控吴英在其中构成行贿罪，这就说明，至少在上述没有追究吴英行贿责任的案件中，吴英应该被视为立功。
二审宣判后，吴英的律师在网上提出吴英被判处死刑与“银监会关注此案”及地方行政干预等因素有关；还有人在网上说，吴英案件审理过程中，有十几名东阳市政府干部联名写信，要求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
对此，浙江高院2月7日的回应中称，“我们注意到这方面的报道。但是本案全部案卷材料和法院审理过程中，都没有发现任何所谓与‘银监会关注此案’及地方行政干预有关的情况，吴英辩护人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法院审理中也没有发现政府部门的干部写信或以其他方式上书要求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的情况。”
浙江高院在就吴英案回答中新社记者提问时，亦提出了几条有“针对性”的回应。
“吴英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向社会公众作虚假宣传的方法进行非法集资的。证据证实，吴英在向他人进行高利集资时，均虚构投资商铺、做煤和石油生意、炒期货赚钱、资金周转等各种虚假理由，并许以每季高达50%的利润分成。吴英为给社会公众造成其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假象，采用短时间大量虚假注册公司，并用这些公司装扮东阳市本色一条街。一旦有中间人拉来资金大户，吴英即带其参观本色公司一条街，提供大堆虚假购买房地产协议和用诈骗款购买的房产证，从而使得为数众多的受害人对吴英的财富信之不疑，‘自愿’将巨额款项投给她。”
“这证明吴英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浙江高院回应中认为，吴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集资，一、二审法院认定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与本案的事实和我国的刑法规定相符。
杨照东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认为，按照现行法律，没有什么样的法律规定明知道他人的钱是从社会公众处非法吸收来的仍向其借款，借款人的行为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杨照东还说，吴英是不是以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方法进行集资仍有疑问。吴英在借款时都是通过电话、见面或者吃饭等方式与各债权人联系洽谈，没有一笔借款是通过钱数的公开宣传手段借来的，因此辩方认为吴英没有以公开宣传的方式向社会集资，因此不构成集资诈骗罪。
争议未平
二审被判死刑后，吴英案出人意料地引发了公众对社会公平、死刑改革、民间资本出路、金融垄断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在吴英的家乡人看来，吴英的案子并不该发生，在民间借贷盛行的浙江，这本来就是一个“民不举，官不究”的行为。事实上，至今借给吴英巨款的被外界称为“七掮客”的七名民间借贷者并不认为吴英是诈骗。
今年46岁的徐玉兰曾是东阳一家颇有名气的打字店老板。上世纪90年代末，她经常光顾吴英所在的美容院，两人便熟络起来。“吴英为人豪爽，敢想敢干，跟我性格很像，所以我感觉非常投缘。”
徐玉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英开美容院后，她俩便合伙做生意，如果缺钱了，都是徐玉兰去筹款，每次大概五万到十万左右。但徐玉兰从来不插手经营，也不问盈亏，到时吴英就会把钱打到徐玉兰的卡上。“因为我信任她，她赚了就会主动分给我。”
常年积累的信用以及对吴英人品的认可，让徐玉兰对吴英越来越放心。随着吴英生意越来越大，吴英借的数目也越来越大。尽管日后徐玉兰不再与吴英合伙做生意，但因姐妹情谊，每次吴英张口，徐玉兰都会应承，并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借款，月利息也只有2分，这在当地已是极低的利息。
徐玉兰还记得，一次银行将吴英还贷日期提前，她仅一天时间帮忙吴英东拼西凑了七百万。然而，徐玉兰并不知道，吴英还在向其他人借钱，直到吴英被抓前两三个月她才知道吴英的“摊子铺得有多大”。“如果我早知道，就会劝她了，毕竟我比她经历的风雨多。”徐玉兰感叹。
在学界，关于吴英案的讨论超出了案件本身。2月5日，在2012年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包括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内的多名企业家、学者开始由吴英案引申到中国当前的金融问题。
张维迎在发言中称，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没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吴英案意味中国公民没融资自由。在中国，获得融资仍是特权，而不是基本权利。”
张维迎认为，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的基本精神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自由，创业的自由，赚钱的自由，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发展，调动中国人的创业精神。“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上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
财经作家吴晓波2月7日亦撰文称，在现行经济犯罪活动中，被处以死刑的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增值税发票犯罪，另一项就是非法集资。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是在如此高压的政策之下，处于非法地位的民间金融业似乎仍然有扩大之势，放眼全国，大大小小的“吴英”当以万计。所以，应从制度的角度来思考吴英案，以警后人。
经济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就吴英案发表讲话称：我最为关注的是从研讨吴英案寻求打破不断强化的金融垄断的途径。
在胡星斗看来，近年一系列集资诈骗案例说明，中国的金融垄断不是放松了而是强化了，中国存贷款利息差远高于发达国家，使得企业贷款利滚利，实体经济利润率极其低下；正规金融的高贷款利息又带动和维系了民间高利贷，从而使得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支持的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越来越高。
“垄断的国有金融效率低下，易生腐败，浪费了中国巨额的资本财富。”胡星斗说，解决中国中小企业和农村融资问题的途径只有一条，即疏导而不是堵塞民间金融，应大力发展私人银行、中小银行、社区银行、村镇银行、农民银行、企业债券等，允许多渠道融资，同时加强法治与监管，对私营中小金融机构予以优惠政策扶持。“只有打破垄断，给民间更多空间，才能真正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天天关注吴英案的还有徐玉兰。她盼着吴英最终能活着出来，“我还会带着她做生意，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有她的。”
在2009年吴英寄给徐玉兰的明信片上写道：“也许我以后没有机会当面赎罪了……如果有机会让我重新选择，我选择做一个平凡的人，选择平平凡凡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