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隆一声巨响，“塌方了！”王叔喊了一声，矿井里的灯霎时尽熄……
　　这是二十三年前的一个镜头。那年我才十九岁，父亲病重要一大笔钱，可家徒四壁，我只得辍学去邻县煤矿背煤。王叔和我是一个乡的，到矿上干活时才认识。就在进矿满五个月的那天中午，我到距地面290多米的矿井下喊王叔吃饭，刚来王叔跟前，没容得我吐出一个字，就发生了塌方。
　　我当时完全吓疯了，嘴里“啊啊”乱叫。王叔把我拉到他身旁，给我说宽心话：“小黄，莫怕！我年轻时当过兵，啥场面都见识过，有我在，莫怕！”说着王叔拧亮一盏矿灯，四下里瞅，发现我俩被矿石堵死在旮旯里了。他拿过铁镐在地上刨了个坑，我问他这是干啥，他说：“我们现在没吃的，再不能没水呀。把地上的脏水聚起来，活命就靠它哩。”
　　什么？靠脏水活命？这就是说我们已死定了嘛！我上牙一咬下唇，向井壁一头撞去。王叔一把抱住了我，还啪地扇了我一巴掌：“孬种！”王叔还对我说：“我女儿豆花18岁了，可俊呢，我村那一拨儿后生都打她的小九九哩。”一听他这话，我仿佛看见一个俏丽的村姑羞红着脸向我招手……
　　王叔见我痴痴地望着他，就说：“信不过？我发誓：我把女儿豆花许给小黄，老天作证！”说完，拍我一把：“你也得发誓，发誓咱俩一定要活着走出去！谁也不得灰心丧气！”我就发了誓。那个生死瞬间，是王叔点亮了我生命的一盏灯，使我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在以后的几天里，王叔教我如何挖洞自救——当然他也挖，但一想到他已是我的“岳父大人”了，我就抢着多挖多干，让他多歇歇，可他却倔强地说：“咱俩轮换着挖，一个人得挖到什么时候去？”
　　挖了七天七夜，我们俩粒米未进，只有坑里的脏水还没喝完，我和王叔都躺在地上动不了啦。我艰难地一点点爬到王叔身边，凄绝地呻吟……王叔无力地说：“别忘了，咱们发……发过誓的，一定要……要活着出去！我的俊……俊女儿还等着你……你哩！”听了这话，我哭得更伤心了……绝望中，耳边仿佛有一个姑娘在说：“莫灰心，莫灰心，我等你！”我就又强撑着，一点一点爬进洞继续挖……
　　八天过去了，九天过去了，我和王叔都不能动弹了……我已感到死神带着腐臭气味向我和王叔逼来。模糊中，我又看到了一张俏脸在向我笑……我不死！我要活……
　　直到第十一天，昏迷不醒的我俩终于被营救人员抬出了矿井。
　　在我们住院的时候，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农村妇女来照看王叔，一块来的还有一个中年庄稼汉子。他们进病房时，王叔吃力地向我扭过头，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小黄，这是我女儿豆花和他男人，对不起你了。”虽然王叔神情尴尬，但我在霎时间明白了王叔在那种绝境里的良苦用心，明白了面临生死时他善意欺骗背后的博大内涵。
　　此事已过去整整二十三年了，这个美丽的谎言一直让我终生回味和珍藏！
　　
　　小时候，我家四世同堂，八十岁高龄的曾祖父是家中惟一可以享受每天早上一碗鸡蛋茶待遇的。我至今清晰记得儿时的情景，晨曦初现，母亲就把滚开水冲好的鸡蛋茶用青瓷碗盛着，小心翼翼地端到东屋躺着的曾祖父床前。
　　鸡蛋茶的表面浮着一丝菜油星儿，看上去金灿灿、黄橙橙的，它散发出的浓郁香气，对五岁的我来说简直是种难以抗拒的诱惑。等母亲走后，我就躲躲闪闪地蹭进屋里，直勾勾地盯着碗咽唾沫。
　　记忆中曾祖父总是披着一件陈旧的羊皮夹袄，半躺在屋子靠窗的土炕上，脸上沟壑纵横，沧桑得仿佛一幅木版年画。他吃力地向我挥动着青筋暴露的手，颤巍巍地唤我过去，然后抿着嘴细心地溜着碗边把稀汤喝个差不多了，留下稠的给我。
　　曾祖父那时的目光已经混浊了，而且总是流泪，或许年纪大了的人都是这样吧。这种一老一少同喝一碗鸡蛋茶的境况一直持续到曾祖父去世。
　　分家以后，父亲也喜欢早上喝碗鸡蛋茶。他起初是在离村子十多里的镇上教书，无论寒冬酷暑总要天不亮就动身赶往学校。这时候，母亲的鸡蛋茶代表的已不再仅仅是富含营养的食品，而且还是父亲上路的动力和亲情的支持。父亲的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光阴逝去无痕，转眼间我也到了将为人父的年纪，双鬓泛霜的母亲有时在给父亲沏茶的同时也捎带着给我沏一碗，我拗不过勉强喝了，却怎么也找不到童年的感觉。
　　近几年，倒是全国各地的媒体都在不遗余力地为牛奶宣传，还总结出了“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口号。我和妻子商量，索性在楼下装了个订奶箱，这样每天早晨都能保证会有新鲜的牛奶跟母亲的鸡蛋茶同时摆上餐桌。
　　现在我虽然已经不爱喝鸡蛋茶了，但是以后我有了孩子，仍然会把鸡蛋茶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应该同我一样记住那些喝碗鸡蛋茶也算做奢侈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