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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纲高度强调“东北亚局势紧张论”，进一步将矛头转向中国，声称“中国在周边海域加强了与主权权利相关的单方面要求”，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频繁，军事实力不断增强，“是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新大纲对中国动向的表述升级为明白无误的“担忧”和强烈的警戒。
备受关注的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几经周折后终于在2010年12月17日正式问世。这是二战后日本制定的第四份防卫大纲，它将成为日本今后10年防卫政策和军备建设的指导性纲领。与前几份大纲相比，新大纲 “大处落笔”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推动日本整体防卫思路和战略
的转换
突破基本政策框架，推动“国防正常化”。在大纲制定的过程中，日本国内有关摆脱传统安全路线、推动国防正常化的提议可谓此起彼伏。建议政府修改有关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规定、“武器出口三原则”以及“国际维和五原则”等基本政策，并要求将来修改“无核三原则”、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的呼声不断。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主张在新大纲中仅得到了部分的反映和实现。但是，这些在若干年前还是日本政治禁忌的议题，现在不仅可以被公开讨论，而且还轻易取得民主党的党内共识，就足以说明：作为一种主流趋势，这些基本政策迟早是要被突破的。事实上，就拿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来说，如果不是菅直人首相在最后一刻出于“政局”原因而叫停，它应该是可以通过并被写入新大纲的。
开启防卫力量建设基本方针的重大调整。新大纲提出防卫力量建设和部署的新方针和核心内容，即从“基础防卫力量构想”转换到“机动防卫力量构想”。日本在1976年制定的第一份防卫大纲中，提出了基于冷战环境而设定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即：保持最小限度的防卫力量，以避免出现力量真空状态而招致侵略；以苏联为假想敌，为抵御其进攻而在北海道及全国各地比较均衡地配置自卫队及其装备。冷战后1995年的第二份防卫大纲基本沿袭了该构想，仅做了局部调整，同时还提出了“合理、精干、高效”的防卫力量建设方向。新世纪2004年的第三份防卫大纲对该构想的态度是在“继承有效部分”的基础上施以大幅改造，同时提出了“多功能、灵活、有效”的防卫力量建设目标。而此次的新大纲正式提出“机动防卫力量构想”，提出打破自卫队的全国均衡部署态势，以防范“多种事态”为主要目标，重视部队的机动性和快速反应能力，力求：平时做到不间断的侦察、监控和演练，达到动态威慑效果；战时或有事时能够灵活调动军力，实施快速和机动的应对。
新大纲正面提出转换防卫力量建设和部署的基本方针，有以下几种原因。首先，冷战后日本早就提出将防卫重点由西北转向西南，进入21世纪后又提出要应对新型威胁和多样化事态，但实际上自卫队（尤其是陆上自卫队）的部署和装备调整迟迟没有跟上和到位，这次正式确立新方针，表明了要推动以上调整尽速到位的政策决心。其次，就物理条件而言，这实际上也是日本财力和兵员不足条件下的一种“折中选择”，即在难以实现大幅“增量”的条件下，尽可能“盘活存量”，靠机动和快速反应能力来弥补绝对力量的不足：在装备上抑陆向海（空），充实海空战斗力；在部署上，防卫重心进一步向西南方向推进和前出。
加紧防华，从政策到行动
整篇新大纲，直接提及中国的不过寥寥两处。但是，正如外界所观察到的，大纲所要推动的政策转换，基本都与中国有关。例如，大纲首次提出要在亚太地区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韩国、澳大利亚以及印度开展安全合作，变相提议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竭力推动安保机制“正常化”等，这些都被认为有部分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国。当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态还是上述防卫力量建设方针的转换。
有日本主流媒体称，进行这种转换的主要背景是“中国军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扩大海洋权益的动作持续不断”，而转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西南诸岛的防卫为中心，抵御包括中国军力“扩张”在内的各种事态。
日本迄今制定的四份防卫大纲中，有关中国的表述几经演变，从中可以清晰看出其对中国防范意识的日益增强。1976年的第一份大纲，在冷战时代下（中日已经复交）注重“美中苏战略平衡论”，重视基础防卫力量建设，防卫重点指向西北，对中国并无“防备”之意。1995年的第二份大纲提到了日本周边的不透明和不安定因素，没有提及中国但已开始发出了某种暗示。2004年小泉内阁制定的第三份大纲，渲染“周边不稳论”，明确提出鉴于中国海空军、导弹和核力量等的发展和活动，“有必要对中国的动向予以关注”。而这次的新大纲，则高度强调“东北亚局势紧张论”， 进一步将矛头转向中国，声称“中国在周边海域加强了与主权权利相关的单方面要求”，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频繁，军事实力不断增强，“是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至此，新大纲对中国动向的表述升级为明白无误的“担忧”和强烈的警戒，中国被作为潜在的“主要威胁源”甚或某种意义上的“假想敌”。
2004年出台的防卫大纲，虽然已经开始强调“岛屿防卫”和“周边海空领域的警戒”，但那时日本并没有采取重大的实际措施。这次新大纲不光从政策上表示强烈担忧，而且还特别着意于实际推动日本的防卫重心向西南诸岛转移，要加强针对中国的具体对抗措施。为此，新大纲要求适当削减或调整本土的陆上防卫力量，把过去全国均衡部署的陆海空自卫队有所倾斜地调动到西南重点地区，加强西南诸岛（从鹿儿岛至冲绳海域）的防卫态势，在不设防的空白离岛适当配置部队，同时强化日本周边海空领域的警戒监视能力。而为了与这一防卫政策倾向相配合，增加“西南海域”防卫上的预算投入，新大纲提出对自卫队武器配置进行调整，相应减少陆上自卫队的坦克、火炮和人员数量，用以加强海上自卫队（尤其是强化潜艇规模）和航空自卫队的力量。
思考题：令人疑虑的大纲指向
新大纲表明，日本安全政策的最终指向令人疑虑。民主党上台前后曾表示要重新审视国家安全防卫政策，但其主导制定的新大纲却基本沿袭了自民党联合政权时代的主要政策观点。虽然个中原因复杂，不一而足，但这一事实起码表明，日本主要政治力量在关乎国家安全的“大政治”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在“整军、联美、合纵、防华、走出去”等大方向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也就是说，日本安全防卫政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自身规律，与政权更替关联不大。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虽然有“激进保守”和“渐进保守”两种政治路线的交替互动，但日本安全防卫政策的主流演变趋势却是清晰的，客观上是朝着“国防正常化”的目标逐步前行和靠近的。
虽然日本政府在新大纲中一如既往地声称坚持“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但现实却是这种口头宣示与政策行为之间的反差和脱节越来越大，日本离专守防卫渐行渐远，名已不能副实。越来越多的人不禁怀疑，日本高举这块空头招牌用意何在？日本的整军及其外向步伐究竟会止于何处？日本注定要在沿着上述螺旋式上升路线、攀爬到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大国顶峰吗？
新大纲显示，日本的对华安全政策缺乏明智与远见。新大纲为何在对华关系上如此以邻为壑、与邻为恶？原因似乎并不太复杂：冷战后中国发展迅速，国力和影响大幅提升，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开始对中国“放心”不下，防范与制衡的功课一直常抓不懈。全球金融危机后更是如此，日本GDP被中国赶超，中日实力对比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对此，日本从零和心态出发，认为自己的安全利益正在遭受严重的不安和威胁。危机感十足之际，又遇到美国高调重返东亚、中日摩擦骤发、东北亚局势紧张，日本国内的民族保守势力遂趁势同气相求、操纵局面，主导出台了这份对华强硬和敌视的新防卫大纲。
中日两国在有关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第四份政治文件”中，明确提出“互不构成威胁，互相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但是对照现实——看看这份新防卫大纲的对华基调，看看东海方向上刚刚结束的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疑虑和不安应当是人们的主要感受。
备受关注的日本新《防卫计划大纲》几经周折后终于在2010年12月17日正式问世。这是二战后日本制定的第四份防卫大纲，它将成为日本今后10年防卫政策和军备建设的指导性纲领。与前几份大纲相比，新大纲 “大处落笔”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推动日本整体防卫思路和战略
的转换
突破基本政策框架，推动“国防正常化”。在大纲制定的过程中，日本国内有关摆脱传统安全路线、推动国防正常化的提议可谓此起彼伏。建议政府修改有关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规定、“武器出口三原则”以及“国际维和五原则”等基本政策，并要求将来修改“无核三原则”、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的呼声不断。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主张在新大纲中仅得到了部分的反映和实现。但是，这些在若干年前还是日本政治禁忌的议题，现在不仅可以被公开讨论，而且还轻易取得民主党的党内共识，就足以说明：作为一种主流趋势，这些基本政策迟早是要被突破的。事实上，就拿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来说，如果不是菅直人首相在最后一刻出于“政局”原因而叫停，它应该是可以通过并被写入新大纲的。
开启防卫力量建设基本方针的重大调整。新大纲提出防卫力量建设和部署的新方针和核心内容，即从“基础防卫力量构想”转换到“机动防卫力量构想”。日本在1976年制定的第一份防卫大纲中，提出了基于冷战环境而设定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即：保持最小限度的防卫力量，以避免出现力量真空状态而招致侵略；以苏联为假想敌，为抵御其进攻而在北海道及全国各地比较均衡地配置自卫队及其装备。冷战后1995年的第二份防卫大纲基本沿袭了该构想，仅做了局部调整，同时还提出了“合理、精干、高效”的防卫力量建设方向。新世纪2004年的第三份防卫大纲对该构想的态度是在“继承有效部分”的基础上施以大幅改造，同时提出了“多功能、灵活、有效”的防卫力量建设目标。而此次的新大纲正式提出“机动防卫力量构想”，提出打破自卫队的全国均衡部署态势，以防范“多种事态”为主要目标，重视部队的机动性和快速反应能力，力求：平时做到不间断的侦察、监控和演练，达到动态威慑效果；战时或有事时能够灵活调动军力，实施快速和机动的应对。
新大纲正面提出转换防卫力量建设和部署的基本方针，有以下几种原因。首先，冷战后日本早就提出将防卫重点由西北转向西南，进入21世纪后又提出要应对新型威胁和多样化事态，但实际上自卫队（尤其是陆上自卫队）的部署和装备调整迟迟没有跟上和到位，这次正式确立新方针，表明了要推动以上调整尽速到位的政策决心。其次，就物理条件而言，这实际上也是日本财力和兵员不足条件下的一种“折中选择”，即在难以实现大幅“增量”的条件下，尽可能“盘活存量”，靠机动和快速反应能力来弥补绝对力量的不足：在装备上抑陆向海（空），充实海空战斗力；在部署上，防卫重心进一步向西南方向推进和前出。
加紧防华，从政策到行动
整篇新大纲，直接提及中国的不过寥寥两处。但是，正如外界所观察到的，大纲所要推动的政策转换，基本都与中国有关。例如，大纲首次提出要在亚太地区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韩国、澳大利亚以及印度开展安全合作，变相提议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竭力推动安保机制“正常化”等，这些都被认为有部分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国。当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态还是上述防卫力量建设方针的转换。
有日本主流媒体称，进行这种转换的主要背景是“中国军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扩大海洋权益的动作持续不断”，而转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西南诸岛的防卫为中心，抵御包括中国军力“扩张”在内的各种事态。
日本迄今制定的四份防卫大纲中，有关中国的表述几经演变，从中可以清晰看出其对中国防范意识的日益增强。1976年的第一份大纲，在冷战时代下（中日已经复交）注重“美中苏战略平衡论”，重视基础防卫力量建设，防卫重点指向西北，对中国并无“防备”之意。1995年的第二份大纲提到了日本周边的不透明和不安定因素，没有提及中国但已开始发出了某种暗示。2004年小泉内阁制定的第三份大纲，渲染“周边不稳论”，明确提出鉴于中国海空军、导弹和核力量等的发展和活动，“有必要对中国的动向予以关注”。而这次的新大纲，则高度强调“东北亚局势紧张论”， 进一步将矛头转向中国，声称“中国在周边海域加强了与主权权利相关的单方面要求”，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频繁，军事实力不断增强，“是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至此，新大纲对中国动向的表述升级为明白无误的“担忧”和强烈的警戒，中国被作为潜在的“主要威胁源”甚或某种意义上的“假想敌”。
2004年出台的防卫大纲，虽然已经开始强调“岛屿防卫”和“周边海空领域的警戒”，但那时日本并没有采取重大的实际措施。这次新大纲不光从政策上表示强烈担忧，而且还特别着意于实际推动日本的防卫重心向西南诸岛转移，要加强针对中国的具体对抗措施。为此，新大纲要求适当削减或调整本土的陆上防卫力量，把过去全国均衡部署的陆海空自卫队有所倾斜地调动到西南重点地区，加强西南诸岛（从鹿儿岛至冲绳海域）的防卫态势，在不设防的空白离岛适当配置部队，同时强化日本周边海空领域的警戒监视能力。而为了与这一防卫政策倾向相配合，增加“西南海域”防卫上的预算投入，新大纲提出对自卫队武器配置进行调整，相应减少陆上自卫队的坦克、火炮和人员数量，用以加强海上自卫队（尤其是强化潜艇规模）和航空自卫队的力量。
思考题：令人疑虑的大纲指向
新大纲表明，日本安全政策的最终指向令人疑虑。民主党上台前后曾表示要重新审视国家安全防卫政策，但其主导制定的新大纲却基本沿袭了自民党联合政权时代的主要政策观点。虽然个中原因复杂，不一而足，但这一事实起码表明，日本主要政治力量在关乎国家安全的“大政治”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在“整军、联美、合纵、防华、走出去”等大方向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共识。也就是说，日本安全防卫政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和自身规律，与政权更替关联不大。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虽然有“激进保守”和“渐进保守”两种政治路线的交替互动，但日本安全防卫政策的主流演变趋势却是清晰的，客观上是朝着“国防正常化”的目标逐步前行和靠近的。
虽然日本政府在新大纲中一如既往地声称坚持“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但现实却是这种口头宣示与政策行为之间的反差和脱节越来越大，日本离专守防卫渐行渐远，名已不能副实。越来越多的人不禁怀疑，日本高举这块空头招牌用意何在？日本的整军及其外向步伐究竟会止于何处？日本注定要在沿着上述螺旋式上升路线、攀爬到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大国顶峰吗？
新大纲显示，日本的对华安全政策缺乏明智与远见。新大纲为何在对华关系上如此以邻为壑、与邻为恶？原因似乎并不太复杂：冷战后中国发展迅速，国力和影响大幅提升，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开始对中国“放心”不下，防范与制衡的功课一直常抓不懈。全球金融危机后更是如此，日本GDP被中国赶超，中日实力对比开始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对此，日本从零和心态出发，认为自己的安全利益正在遭受严重的不安和威胁。危机感十足之际，又遇到美国高调重返东亚、中日摩擦骤发、东北亚局势紧张，日本国内的民族保守势力遂趁势同气相求、操纵局面，主导出台了这份对华强硬和敌视的新防卫大纲。
中日两国在有关推动战略互惠关系的“第四份政治文件”中，明确提出“互不构成威胁，互相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但是对照现实——看看这份新防卫大纲的对华基调，看看东海方向上刚刚结束的日美大规模联合军演，疑虑和不安应当是人们的主要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