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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于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许多红军老战士、老革命开始寻找人生的伴侣。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王稼祥都是在延安喜结良缘，留下了一个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在洞房里讲党课”
陈云与于若木是在延安相识、相知、相爱的。
大约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陈云流鼻血的旧病复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从陕北公学女生队找一个人担负护理工作，结果选中了于若木。据于若木回忆，在此之前，她曾三次见到陈云，“虽然都是听他讲话，互相之间没有交流，但他给我的印象却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好。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央组织部长，这对于我这个普通党员来说，已经是闻之肃然起敬了”。
于若木护理陈云，只是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做。陈云因医生要求静养，也不能做更多的工作，所以两人便经常聊天。于若木刚到时，陈云就询问于若木的经历，随后也介绍了自己的历史，两人有了初步的认识。于若木回忆说：“我们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彼此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来，比较熟悉了，谈的话题就多了起来，从理想、工作谈到生活、爱好。”陈云得知于若木会唱歌时，便请她唱歌给他听。于若木十分大方地唱了一首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悦耳的歌声在窑洞中回荡。
一次，陈云问起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羞涩地回答：“我还不懂。”陈云便小心地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陈云还说 ：“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陈云与于若木从相识到相爱，就像陕北高原的春天到来那样自然。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来到延安，陈云把他作为于家的代表，郑重其事地向他说明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于若木的二哥对陈云的印象甚佳，欣然同意。
1938年3月，他们幸福地结婚了。那一年，陈云33岁，于若木19岁。
他们的婚礼简朴。陈云只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事后，消息传开，有人嚷着让陈云请客。陈云当时手头还有点钱，请得起，但他不愿意摆排场，所以没有请。
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陈云在给于若木的大哥的信中写到：“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于若木则在信中写到：“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婚后，彼此如何称呼，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在家里，陈云总是喊她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显得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重，因为在她眼里，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且年龄相差较大而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异地分处，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婚后不久，陈云专门用了几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史。
煤油灯映照着窑洞雪白的墙，窗户纸上的红喜字放着红光。
窑洞的炕上放着一张小炕桌，炕桌一边坐着陈云，一边坐着他的新娘于若木。
陈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由于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熟悉并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讲大革命失败后盲动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对党中央的威胁；讲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讲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
于若木则严肃认真，聚精会神地听着。虽然她不是新党员，但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受党史教育，而且讲得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深刻。她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
某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本来想偷听洞房里面的悄悄话，没想到听到的却是严肃的党史课，非常惊讶。于是“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六中全会的喜事”
1939年9月，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太行山来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年，他已年过40，还是孑然一身，战友们不免又关心起来。延安不乏从全国各地拥来的优秀女性，但敌后烽火正烈，彭德怀无意寻觅爱情。
会议期间， 彭德怀接受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老战友李富春邀请， 参加了后方知识分子与华北前线军政干部的茶话会。
彭德怀由李富春陪同，与十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兴致勃勃地交谈着。这时，彭德怀发现角落里坐着一位白皙秀丽、仪态文静的姑娘，心底不免涌起多年未曾涌动过的春潮，于是，走过去，坐在姑娘身边，并与之攀谈起来。
他问:“这位同志贵姓?”
面带腼腆的姑娘连忙站起身, 有些拘束地回道:“我叫浦安修。”
“浦安修。”彭德怀重复了一遍, 将手一摆， 说:“你坐吧。”
随在后面的李富春介绍说:“小浦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 卢沟桥事变后到山西参加抗日救亡， 是山西党组织派到延安来的。”
“这么说，你在大学就加入了党的组织?”
浦安修一边点头一边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参加了民族先锋队， 进到北平女师大就入了党， 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文件、情报的传递。”
彭德怀对这位外貌腼腆、体质纤弱的姑娘，竟有从事地下工作的勇气与经历感到惊讶。从接下来的谈话中，他还知道，浦安修少年失母，父亲续后去南京谋职，她就由边读大学边教小学的两个姐姐抚养，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一种爱慕之情在彭德怀心中油然而生。
瞬间的相识拨动了彭德怀的心弦，催生了他们之间那份催人泪下的情缘。
他们之间的谈话时间很短，一问一答，并不缠绵，但在座的细心人仍然发现彭德怀对浦安修似乎倾注了特别的关注。
李富春第二天就把情况汇报给中组部部长陈云。陈云也十分赞成这件事:“这个情况要向中央反映， 是该帮助德怀同志解决婚姻问题了。”
毛泽东听说大家要为彭德怀解决婚姻问题，非常赞同， 说:“现在， 中央就两个人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 一个是王稼祥，另一个就是彭德怀。彭德怀比王稼祥大8岁, 应当优先考虑。这件任务就交给李富春, 要来个速战速决，争取在六中全会期间拿下来，把这件事当成六中全会的一件喜事。坚决不能让彭德怀单身回到太行山前线去! ”
有李富春主动牵线搭桥，在彭德怀的窑洞前，两人第二次见面。彭德怀向浦安修诚恳地介绍了自己，他的经历、追求、性格，第一次婚姻以及对未来伴侣的期望，就像竹筒倒黄豆一样，哗啦啦倒个一干二净。
说完之后，便纵马而去。不久，浦安修收到彭德怀写给她的第一封信，毛笔字洋洋洒洒写了两页，以独特的情怀向她明确表达了相伴终生的愿望：“我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缠绵细语，却不乏炽热的感情。
1939年10月10日，在彭德怀返回前方之际，彭德怀与浦安修结为夫妻。浦安修怕人闹洞房，彭德怀不愿声张，但红三军团老政委滕代远又不答应草率从事。于是，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5元钱，让炊事班炖了一大盆猪肉，买了一堆红枣、花生。参加婚礼的有新郎新娘双方的朋友：三军团的几个老部下，中组部的几个青年干部，李富春自动做主婚人。热闹了一阵，大家及时告辞，彭德怀素来威严，没人敢闹洞房。
“在洞房里讲党课”
陈云与于若木是在延安相识、相知、相爱的。
大约在1937年底或1938年初，陈云流鼻血的旧病复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从陕北公学女生队找一个人担负护理工作，结果选中了于若木。据于若木回忆，在此之前，她曾三次见到陈云，“虽然都是听他讲话，互相之间没有交流，但他给我的印象却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好。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又是中央组织部长，这对于我这个普通党员来说，已经是闻之肃然起敬了”。
于若木护理陈云，只是按时往鼻子里滴滴药水，并没有更多的事做。陈云因医生要求静养，也不能做更多的工作，所以两人便经常聊天。于若木刚到时，陈云就询问于若木的经历，随后也介绍了自己的历史，两人有了初步的认识。于若木回忆说：“我们最初只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彼此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后来，比较熟悉了，谈的话题就多了起来，从理想、工作谈到生活、爱好。”陈云得知于若木会唱歌时，便请她唱歌给他听。于若木十分大方地唱了一首当时流行的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悦耳的歌声在窑洞中回荡。
一次，陈云问起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羞涩地回答：“我还不懂。”陈云便小心地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问她愿不愿意交个朋友。陈云还说 ：“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能够合得来。”
陈云与于若木从相识到相爱，就像陕北高原的春天到来那样自然。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来到延安，陈云把他作为于家的代表，郑重其事地向他说明打算结婚的想法，征求他的意见。于若木的二哥对陈云的印象甚佳，欣然同意。
1938年3月，他们幸福地结婚了。那一年，陈云33岁，于若木19岁。
他们的婚礼简朴。陈云只花了一块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了。事后，消息传开，有人嚷着让陈云请客。陈云当时手头还有点钱，请得起，但他不愿意摆排场，所以没有请。
对于他们的结合，双方都很满意。陈云在给于若木的大哥的信中写到：“我们在政治上与性格上一切均很合适。唯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35岁。”于若木则在信中写到：“虽然他大了我14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
婚后，彼此如何称呼，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在家里，陈云总是喊她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显得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陈云同志”，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重，因为在她眼里，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这种“无称呼”，在于若木看来，是因为两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悬殊且年龄相差较大而造成的。当然，两人有时异地分处，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婚后不久，陈云专门用了几个晚上给于若木讲党史。
煤油灯映照着窑洞雪白的墙，窗户纸上的红喜字放着红光。
窑洞的炕上放着一张小炕桌，炕桌一边坐着陈云，一边坐着他的新娘于若木。
陈云是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史。由于陈云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非常熟悉并有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讲大革命失败后盲动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讲向忠发、顾顺章叛变对党中央的威胁；讲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讲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挽救等等。
于若木则严肃认真，聚精会神地听着。虽然她不是新党员，但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受党史教育，而且讲得那样的生动、那样的深刻。她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对敌斗争的故事，了解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党内斗争的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共产主义献身的信念。
某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本来想偷听洞房里面的悄悄话，没想到听到的却是严肃的党史课，非常惊讶。于是“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六中全会的喜事”
1939年9月，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太行山来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年，他已年过40，还是孑然一身，战友们不免又关心起来。延安不乏从全国各地拥来的优秀女性，但敌后烽火正烈，彭德怀无意寻觅爱情。
会议期间， 彭德怀接受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老战友李富春邀请， 参加了后方知识分子与华北前线军政干部的茶话会。
彭德怀由李富春陪同，与十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兴致勃勃地交谈着。这时，彭德怀发现角落里坐着一位白皙秀丽、仪态文静的姑娘，心底不免涌起多年未曾涌动过的春潮，于是，走过去，坐在姑娘身边，并与之攀谈起来。
他问:“这位同志贵姓?”
面带腼腆的姑娘连忙站起身, 有些拘束地回道:“我叫浦安修。”
“浦安修。”彭德怀重复了一遍, 将手一摆， 说:“你坐吧。”
随在后面的李富春介绍说:“小浦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 卢沟桥事变后到山西参加抗日救亡， 是山西党组织派到延安来的。”
“这么说，你在大学就加入了党的组织?”
浦安修一边点头一边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参加了民族先锋队， 进到北平女师大就入了党， 担任地下交通员，负责文件、情报的传递。”
彭德怀对这位外貌腼腆、体质纤弱的姑娘，竟有从事地下工作的勇气与经历感到惊讶。从接下来的谈话中，他还知道，浦安修少年失母，父亲续后去南京谋职，她就由边读大学边教小学的两个姐姐抚养，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一种爱慕之情在彭德怀心中油然而生。
瞬间的相识拨动了彭德怀的心弦，催生了他们之间那份催人泪下的情缘。
他们之间的谈话时间很短，一问一答，并不缠绵，但在座的细心人仍然发现彭德怀对浦安修似乎倾注了特别的关注。
李富春第二天就把情况汇报给中组部部长陈云。陈云也十分赞成这件事:“这个情况要向中央反映， 是该帮助德怀同志解决婚姻问题了。”
毛泽东听说大家要为彭德怀解决婚姻问题，非常赞同， 说:“现在， 中央就两个人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 一个是王稼祥，另一个就是彭德怀。彭德怀比王稼祥大8岁, 应当优先考虑。这件任务就交给李富春, 要来个速战速决，争取在六中全会期间拿下来，把这件事当成六中全会的一件喜事。坚决不能让彭德怀单身回到太行山前线去! ”
有李富春主动牵线搭桥，在彭德怀的窑洞前，两人第二次见面。彭德怀向浦安修诚恳地介绍了自己，他的经历、追求、性格，第一次婚姻以及对未来伴侣的期望，就像竹筒倒黄豆一样，哗啦啦倒个一干二净。
说完之后，便纵马而去。不久，浦安修收到彭德怀写给她的第一封信，毛笔字洋洋洒洒写了两页，以独特的情怀向她明确表达了相伴终生的愿望：“我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缠绵细语，却不乏炽热的感情。
1939年10月10日，在彭德怀返回前方之际，彭德怀与浦安修结为夫妻。浦安修怕人闹洞房，彭德怀不愿声张，但红三军团老政委滕代远又不答应草率从事。于是，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5元钱，让炊事班炖了一大盆猪肉，买了一堆红枣、花生。参加婚礼的有新郎新娘双方的朋友：三军团的几个老部下，中组部的几个青年干部，李富春自动做主婚人。热闹了一阵，大家及时告辞，彭德怀素来威严，没人敢闹洞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