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家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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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我14岁。那一年的除夕是2月12日。早在几天前,父亲就跟母亲说,今年春节,他打算向领导申请值班,从除夕到初三。母亲坚决不同意,说:“家家户户都在家团圆过年,你却要在最关键的4天值班,不行!”
  父亲附在母亲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仿佛往蜡像上吹了口热风,母亲刚刚还愤怒不满的表情,瞬间变得柔和了,还高兴地点头表示认同。这是我记忆中唯一的父亲用言语说服母亲的场景,说服速度之快,母亲的配合度之高,出人意料。
  父亲的计划是带我们全家一起去值班,一起在厂子里过年。届时,厂子里只有我们一家人,整个厂子都是我们的!
  如果你没有一家四口在13平方米的房间里挤住多年的经历,便永远不会明白父亲那句话对母亲产生的诱惑有多大。父亲所在的分厂厂区在主厂区几里地外,宿舍、食堂、浴室和电视机一应俱全。一想到电视机前不是数以百计的人头,而是只有我们一家人,我们甚至还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母亲、我还有弟弟都变得异常兴奋,恨不得把那几页日历撕掉,让除夕快点到来。


  我永远记得2月12日早晨我们出发的场景。父亲骑着一辆加重自行车载着全家,我坐前面,母亲拎着一大篮吃食和弟弟一起坐后面。我至今都觉得很神奇,那辆自行车怎么就把我们全家给装下了呢?唯一的解释就是那时候我们都太瘦弱,而父亲的腿与腰还很健壮。
  自行车碾过白霜,在水墨画一样的风景里穿行了13公里。到達厂区后我们发现,果真如他所言,厂区里只有我们一家人,巨大的厂房因为没有机器的轰鸣声而显得异常奇怪,而厂房的对面,一排小二层砖楼因为有烟囱和电视天线而显得很温馨。
  我们选了电视机所在的会议室落脚,这里有乒乓球台、藤椅、沙发和茶几,看起来最适合生活。平心而论,我们并不知道真正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是感觉那里稍稍舒服一点儿。
  父亲教会母亲使用电炉、碘钨灯和电视机之后,就去巡视厂区了。母亲拉开包裹,把她提前大半年就开始准备的宝贝吃食一件件小心地请出来,在茶几上次第摆开。一时间,卤菜、香肠、米花糖、花生、瓜子、红豆沙、汤圆和油菜头,红红白白、黄黄绿绿地铺了一桌,在碘钨灯强烈而温暖的照射下,发出绚烂而美丽的光泽。
  在这些食物面前,母亲很高兴。做了小半辈子饭的她,第一次不用在横撞屁股竖撞腰的昏暗憋屈的环境中做饭,电炉里通红炽烈的炉丝发出的热量,比灰黑的蜂窝煤炉里发出的恹恹火光强烈得多。遗憾的是,会议室里没有炒锅,不能展示她炒菜的手艺,她只能用腊肉、香肠炖一大锅汤,往里加入萝卜、白菜、豆腐还有粉丝,边吃边捞,形似乱炖。母亲乐呵呵地说那是火锅。没人反对,因为那时的我们,没能力知道真正的火锅是什么样子。



  我和弟弟终于能近距离看电视了,虽然不许伸手摸,但能偶尔趁大人不注意,去掰一下频道按钮就很兴奋。我们还首次在用网子而非砖头做隔断的木头桌上打了乒乓球,因为没有突如其来的小沙粒影响球的转向,我们在水泥台上练出的球技居然施展不开。


  细细回想起来,那一年春节是这辈子我与父母、弟弟难得的一次团聚——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没有各种原因的缺席和不得已。没有烟花爆竹的喧闹,在孤悬于田野中心的这片灯光下,母亲往锅里添着菜,父亲坐在热气蒸腾的汤锅前,一口酒,一口菜,眉眼之间荡漾着满足的笑意。我和弟弟难得有了玩乐的兴致,你往我碗里夹一个鸡屁股,我往你碗中扔一块肉骨头,然后以筷子为剑,一番击打追逐。这时的父母没有像平常那样制止和呵斥,因为任我们怎么打闹,也不会像在家中那样撞倒水桶或打碎油瓶。
  那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是第一届,李谷一连续唱了好多首歌曲。父亲母亲创造了四天没有吵架的和平纪录。我和弟弟第一次不恐惧在冬天洗澡,洗完之后,我们在值班室的大床上快乐地翻跟斗。
  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宁静与安详,我们在借来的会议室里过了一个梦幻般的新年,所有的一切都是借来的,唯有我们的快乐不是。这种观念影响了我大半生,多年后,我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摆出月饼,邀妻儿赏月,源头就在此。
  东西可以借,但欢乐一定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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