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方面从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汲取了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学术独立和批判精神等现代知识分子言说和身体建构的资源，但另一个方面则直接继承了传统“士”的教化者身份资源，借道德思想文化的正当性召唤来寻求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解决”。这样，他们把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等理解为一种道德精神，而不是把它们理解为现代知识生产-话语竞争的自由空间的社会制度安排，他们对“根本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启蒙”设定．也就主要不是勇敢使用理性的知识论启蒙，而是教化式的道德启蒙，将“致良知”凌驾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