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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起，我国结婚登记数出现七连降，从1347万对大幅下降到2020年的813万对，结婚率从9.92‰下降到2019年的6.6‰。这将直接影响未来我国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发展趋势，影响“三孩”政策的实施成效，影响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的稳定。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婚晚婚人口会增多。当前我国结婚率下降有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导致的适婚人群下降的因素，更有不想结、不敢结、推迟结和结不起的经济社会因素。
不想结。随着现代化推进，人们的婚育观念日益多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崇尚单身文化，享受独立自由、不受拘束的高品质生活。与此同时，社会对不婚、晚婚、丁克等婚育观念也更加包容，这些构成年轻人结婚意愿低的重要因素。随着生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得后代、精神伴侣的方式更加多样，生育、情感与婚姻的关系开始脱离，这也为不想结提供了支持。这其中，由于经济社会地位的快速提高，女性独立意识和能力增强，对家庭的依赖度在降低，促进了不想结比重的快速提高。1990-2000年，全国15岁及以上女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2.7年，远高于男性的1.5年。2019年，我国女性本科生（含大专）和硕士生占比分别达到51.7%和52.2%。通过教育实现的人力资本提升，使得女性在职场上有更大发展，收入稳定、经济日趋独立，婚育观念深刻变革，对家庭和丈夫依赖降低，尤其是大城市的高知女性主动选择独身、不婚、晚婚的人群越来越多。
不敢结。家庭不和、婚姻失败等现象有增多趋势，以及婚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挤出效应，也让部分年轻人不敢轻易步入婚姻殿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离婚率从1978年的0.18‰持续上升至2001年的0.98‰；进入新世纪，离婚率增长加速，2019年达到3.4‰。离婚的普遍性不仅对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也影响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甚至改变子女对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受原生家庭夫妻、亲子、婆媳等关系不和的影响，许多年轻人对亲密关系失去信心，惧怕恋爱、结婚和生育。我国家庭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较为普遍，婚育对女性意味着要付出更多时间，职业发展会受到更多影响，这也让部分重视自我价值实现、追求事业有成的女性不敢轻易结婚。
推迟结。教育年限和工作时长双上升导致平均结婚年龄不断推迟，也是当前结婚率低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1990-2020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从6.45年增至9.91年。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周工作时间不断增加，2019年达到46.8小时，“996”工作模式成为常态，年轻人谈婚论嫁的时间也受到较大挤压。这些均导致结婚年龄的推迟。1990-2016年，我国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24.1岁升至27.2岁，女性则从22.0岁升至25.4岁。2013-2019年，我国20-24岁、25-29岁结婚的人数占比均有大幅下降，而30-34岁的结婚人数占比则从17.9%升至19.9%。结婚年龄推迟使得结婚率进一步被拉低。
结不起。婚育成本不断增加是当前妨碍年轻人组建家庭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我国房价长期居高不下，年轻人购置婚房压力大。数据显示，近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持续上升，2019年高达23.9。一些地区结婚彩礼高昂，攀比之风盛行，“天价彩礼”成为影响年轻人结婚的重要因素。2005-2019年，我国20-24岁适婚年龄人口的性别比（女性=100）已从93.1一路攀升至114.6，这使得彩礼攀升问题更加严重，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同时，当前我国养育托育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课外培训市场发展不规范，儿童养育教育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均在上升，也影响到年轻人的结婚意愿。
加强面向家庭领域的顶层设计。建立婚姻与家庭变动数据监测平台，鼓励国家高端智库、科研院所开展婚姻与家庭领域的政策理论研究，及时解读重大政策，把握发展趋势，研判社会與情，疏导公众情绪。立足于新时期我国人口、家庭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大局，以推进落实“三孩”政策为契机，统筹构建婚姻、住房、生育、养育、教育、就业等联动融合的政策体系，加强对婚姻与家庭发展的宏观引导。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由关注劳动者个人向关注流动家庭转变，健全人口流动引导机制，有序推进流动人口和新落户居民市民化，解除流动人口在婚育方面的后顾之忧。
健全婚姻和家庭支持保障政策体系。研究适度缩短学制年限，探索建立高等教育学历学位弹性获取机制，允许停学结婚生育。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人地挂钩制度，建立面向新婚家庭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体系，适度放宽对新婚家庭购房资格限制，有效降低住房成本。加快婚姻消费补贴专项基金由试点向全国推广，探索婚嫁金融服务，为有特殊困难的家庭和个人提供低于市场利率或免息小额贷款，用于婚育开支。探索对新婚夫妇在一定年限内给予个人所得税减免。适当延长婚假、男性陪产假，优化调整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尽量避免调休，允许双职工灵活安排假期，实现家庭和工作更好平衡。创新生育保险，探索养育保险和育儿补贴，加大财政对教育支出的保障力度，试点将普惠性的义务教育向学前、高中阶段延伸，降低“三育”成本。
提升婚姻和家庭公共服务水平。鼓励基层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婚姻服务类社会组织充当“红娘”，提供公益性、多样化单身男女交流平台。尽快向全国推广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成熟经验。鼓励合法跨国婚姻，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强化法律监督执行，严厉惩处市场对新婚、生育女性的就业歧视，保障女性就业权益。打通公安、民政、卫健等部门数据平台，提高公民身份信息核查精准度，严厉打击骗婚、重婚、假结婚、重复登记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婚配秩序。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作用，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鼓励婚姻管理部门设置婚姻辅导室，提供专业、人性化的婚姻咨询、婚姻心理调适等服务，帮助结婚个人或家庭克服恐婚、亲密关系障碍等问题。
鼓励婚姻和家庭相关产业发展。加快制定生活性服务业、社区服务业发展战略规划，不断完善行业政策法规体系，健全行业国家标准，推进家庭服务规范化、信息化、连锁化、社区化发展，为家庭提供安全放心的社会化服务，减轻家庭负担，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鼓励发展婚姻产业、园区和婚介服务机构，支持新型数字化婚配资源整合平台发展，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高配对成功率。
傳承和创新优秀家庭文化。尊重年轻人对婚姻、生育的多样化多元化选择，主流媒体要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姻观。挖掘中国传统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创新婚礼婚俗，提升结婚的仪式感、神圣感、幸福感。鼓励发展大家庭和多代同堂家庭。加强最美夫妻、最美家庭的评选，营造美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良好舆论环境。重视中国优秀传统婚姻文化教育，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融合现代文明理念，倡导适龄婚育、性别平等、代际和谐、责任共担、共建共享的新型家庭文化。
一、多种因素导致结婚率逐年下降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婚晚婚人口会增多。当前我国结婚率下降有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导致的适婚人群下降的因素，更有不想结、不敢结、推迟结和结不起的经济社会因素。
不想结。随着现代化推进，人们的婚育观念日益多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崇尚单身文化，享受独立自由、不受拘束的高品质生活。与此同时，社会对不婚、晚婚、丁克等婚育观念也更加包容，这些构成年轻人结婚意愿低的重要因素。随着生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得后代、精神伴侣的方式更加多样，生育、情感与婚姻的关系开始脱离，这也为不想结提供了支持。这其中，由于经济社会地位的快速提高，女性独立意识和能力增强，对家庭的依赖度在降低，促进了不想结比重的快速提高。1990-2000年，全国15岁及以上女性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2.7年，远高于男性的1.5年。2019年，我国女性本科生（含大专）和硕士生占比分别达到51.7%和52.2%。通过教育实现的人力资本提升，使得女性在职场上有更大发展，收入稳定、经济日趋独立，婚育观念深刻变革，对家庭和丈夫依赖降低，尤其是大城市的高知女性主动选择独身、不婚、晚婚的人群越来越多。
不敢结。家庭不和、婚姻失败等现象有增多趋势，以及婚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挤出效应，也让部分年轻人不敢轻易步入婚姻殿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离婚率从1978年的0.18‰持续上升至2001年的0.98‰；进入新世纪，离婚率增长加速，2019年达到3.4‰。离婚的普遍性不仅对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也影响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甚至改变子女对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受原生家庭夫妻、亲子、婆媳等关系不和的影响，许多年轻人对亲密关系失去信心，惧怕恋爱、结婚和生育。我国家庭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较为普遍，婚育对女性意味着要付出更多时间，职业发展会受到更多影响，这也让部分重视自我价值实现、追求事业有成的女性不敢轻易结婚。
推迟结。教育年限和工作时长双上升导致平均结婚年龄不断推迟，也是当前结婚率低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1990-2020年，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从6.45年增至9.91年。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周工作时间不断增加，2019年达到46.8小时，“996”工作模式成为常态，年轻人谈婚论嫁的时间也受到较大挤压。这些均导致结婚年龄的推迟。1990-2016年，我国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24.1岁升至27.2岁，女性则从22.0岁升至25.4岁。2013-2019年，我国20-24岁、25-29岁结婚的人数占比均有大幅下降，而30-34岁的结婚人数占比则从17.9%升至19.9%。结婚年龄推迟使得结婚率进一步被拉低。
结不起。婚育成本不断增加是当前妨碍年轻人组建家庭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我国房价长期居高不下，年轻人购置婚房压力大。数据显示，近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持续上升，2019年高达23.9。一些地区结婚彩礼高昂，攀比之风盛行，“天价彩礼”成为影响年轻人结婚的重要因素。2005-2019年，我国20-24岁适婚年龄人口的性别比（女性=100）已从93.1一路攀升至114.6，这使得彩礼攀升问题更加严重，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同时，当前我国养育托育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课外培训市场发展不规范，儿童养育教育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均在上升，也影响到年轻人的结婚意愿。
二、加快构建面向家庭的支持保障体系，形成有利于婚育的政策环境
加强面向家庭领域的顶层设计。建立婚姻与家庭变动数据监测平台，鼓励国家高端智库、科研院所开展婚姻与家庭领域的政策理论研究，及时解读重大政策，把握发展趋势，研判社会與情，疏导公众情绪。立足于新时期我国人口、家庭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大局，以推进落实“三孩”政策为契机，统筹构建婚姻、住房、生育、养育、教育、就业等联动融合的政策体系，加强对婚姻与家庭发展的宏观引导。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由关注劳动者个人向关注流动家庭转变，健全人口流动引导机制，有序推进流动人口和新落户居民市民化，解除流动人口在婚育方面的后顾之忧。
健全婚姻和家庭支持保障政策体系。研究适度缩短学制年限，探索建立高等教育学历学位弹性获取机制，允许停学结婚生育。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人地挂钩制度，建立面向新婚家庭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体系，适度放宽对新婚家庭购房资格限制，有效降低住房成本。加快婚姻消费补贴专项基金由试点向全国推广，探索婚嫁金融服务，为有特殊困难的家庭和个人提供低于市场利率或免息小额贷款，用于婚育开支。探索对新婚夫妇在一定年限内给予个人所得税减免。适当延长婚假、男性陪产假，优化调整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尽量避免调休，允许双职工灵活安排假期，实现家庭和工作更好平衡。创新生育保险，探索养育保险和育儿补贴，加大财政对教育支出的保障力度，试点将普惠性的义务教育向学前、高中阶段延伸，降低“三育”成本。
提升婚姻和家庭公共服务水平。鼓励基层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婚姻服务类社会组织充当“红娘”，提供公益性、多样化单身男女交流平台。尽快向全国推广婚姻登记“跨省通办”试点成熟经验。鼓励合法跨国婚姻，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强化法律监督执行，严厉惩处市场对新婚、生育女性的就业歧视，保障女性就业权益。打通公安、民政、卫健等部门数据平台，提高公民身份信息核查精准度，严厉打击骗婚、重婚、假结婚、重复登记等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婚配秩序。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作用，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鼓励婚姻管理部门设置婚姻辅导室，提供专业、人性化的婚姻咨询、婚姻心理调适等服务，帮助结婚个人或家庭克服恐婚、亲密关系障碍等问题。
鼓励婚姻和家庭相关产业发展。加快制定生活性服务业、社区服务业发展战略规划，不断完善行业政策法规体系，健全行业国家标准，推进家庭服务规范化、信息化、连锁化、社区化发展，为家庭提供安全放心的社会化服务，减轻家庭负担，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鼓励发展婚姻产业、园区和婚介服务机构，支持新型数字化婚配资源整合平台发展，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提高配对成功率。
傳承和创新优秀家庭文化。尊重年轻人对婚姻、生育的多样化多元化选择，主流媒体要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姻观。挖掘中国传统优秀婚姻家庭文化，创新婚礼婚俗，提升结婚的仪式感、神圣感、幸福感。鼓励发展大家庭和多代同堂家庭。加强最美夫妻、最美家庭的评选，营造美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良好舆论环境。重视中国优秀传统婚姻文化教育，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融合现代文明理念，倡导适龄婚育、性别平等、代际和谐、责任共担、共建共享的新型家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