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惟演聪明好学，才华卓绝。有一次，宋真宗召集朝会，临时安排钱惟演起草诏令，他当即在笏板上起草，迅即而就，而且文理俱佳，让宋真宗以及满朝文武赞不绝口。
　　可钱惟演却像当时许多有才华的士大夫一样，把“致君尧舜上”作为自己的毕生理想，希望当上一人下万人上的宰相，为此，他不断攀附权贵。丁谓任宰相，他与丁谓联姻；丁谓失势，他转身趋附寇准；刘太后“垂帘听政”，他想方设法与其攀亲。尽管后来他也的确官至翰林学士、枢密使，权倾一时，但他攀龙附凤、朝秦暮楚的品格，颇为时论所鄙薄，在士大夫间声誉不好。
　　不过，这样一个在朝廷口碑甚差的人，却有一个让士大夫们非常钦佩的爱好，那就是爱读书、爱藏书、爱编书、爱写书，近乎痴狂。《宋史》记载他：“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高度概括了他的两个特点。
　　“于书无所不读”，说明他涉猎书籍之多，阅读范围之广，非一般士大夫仅为一纸进士“文凭”而读书的狭窄与浅薄可比拟。据欧阳修《归田录》说：“钱思公（钱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宋代西京洛阳，今河南洛阳）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钱惟演平生嗜好不多，惟钟情读书，他的理由是：“学士备顾问，不可不赅博。”要当好皇帝的参谋，学问不能不渊博。因此，他坐着时读经史，躺着时读先秦百家和历代杂记，连蹲在厕所里都要吟诵几首小令，到了逢书必读、手不释卷的程度。
　　钱惟演不但爱读书，更爱藏书。他家藏书极富，堪与秘阁即皇家藏书相比，是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他曾参与《册府元龟》的编纂，为这一史学巨著的完成，奠定了基础。钱惟演平生著述较多，著有诗歌集《典懿集》30卷，还有《枢庭拥旄前后集》《伊川汉上集》《金坡遗事》等一系列散文随笔。
　　爱书之人，即使是对书桌上的文具，都爱得痴狂。《归田录》还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钱惟演有一个珊瑚笔架，置于案头，十分珍惜。他生性严格，持家节俭，孩子们平时不能多花一分钱。为此，孩子们想出了一个“馊主意”，缺钱花的时候，便把父亲的笔架藏起来。钱惟演发现笔架丢了，心急如焚，无奈之下只得在家里贴出寻物启事，悬赏十千钱（相当于十两银子）找寻笔架。藏笔架的孩子故意拖延两天，然后佯装找来的，把笔架送还他，他果然如数兑现赏金。于是，这成了一条生财之道，谁缺钱花，就藏笔架，一年总有那么五六回。孩子们乐此不疲，而且屡试不爽，钱惟演也始终没有觉察到这是个“圈套”。
　　钱惟演去世后，朝廷为给他赠谥号而争论不休。开始，根据《谥法》“敏而好学曰‘文’，贪而败官曰‘墨’”的规定，拟谥号“文墨”，颇有鄙夷；后来改成“文思”，有所改进；宋仁宗时代，再改为“文僖”，充满尊敬。谥号越改越好，是地位越来越高的表现，这也说明，士大夫渐渐忘却了攀龙附凤的钱惟演，而记住了勤勉好学的钱惟演。
　　以爱书如痴名垂青史，这或许是钱惟演当初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