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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人来说，北美印第安是个颇为神秘、传奇的民族。人们对他们的印象大多还停留在美国西部片中，头顶羽冠，胯下烈马，手执长矛，只要酋长振臂一呼，全部族便会呼喊着旋风般横扫敌营。
在加拿大，印第安被称为“第一民族”，因为他们在土著民族中人口最多，有633个部落70多万人。现代社会中，印第安人的真实面貌和生活情况到底如何？他们的领袖——加拿大印第安族的全国大酋长又是怎样的人？近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深入印第安保留地，先后两次采访了全国大酋长萧·阿特利奥。
出生于世袭酋长之家
阿特利奥的办公室位于渥太华市中心一座大楼的11层，宽敞而明亮。当记者见到这位加拿大全国印第安大酋长时，发现他很像一位中年华人：个头不高，剪着寸头，黑眼睛黄皮肤，圆圆的脸上挂着亲切的微笑。更出乎记者意料的是，已经当了3年全国大酋长的他，还不到45岁。
他先是带记者在办公室转了一圈，这里与其说是大酋长办公室，不如说是一间小小的印第安艺术馆。墙上挂的印第安画作既朴拙又现代，桌上摆放的手工艺品粗犷而精巧。墙上醒目位置还挂着阿特利奥祖母的照片，“她不久前才去世”， 阿特利奥伤感地说。
落座后，阿特利奥告诉记者：“我所在的阿候索特部落生活在温哥华岛，部落约有1900人，70%多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下。”阿特利奥出生于世袭酋长之家，但世袭酋长现在只是一个荣誉头衔，现职酋长由选举产生。而他所担任的全国大酋长，需要由633个印第安族的酋长共同选举产生，每三年选举一次。
阿特利奥学业优秀，曾就读于卑詩大学，后来他又去了该校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专业是成人教育与全球变化研究。在担任印第安全国大酋长之前，他就已经是温哥华岛大学的校长了，也是卑诗省有史以来第一位印第安人大学校长。
2011年10月，阿特利奥率领加拿大首个印第安酋长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并对在那里吃到的中国菜赞不绝口：“我在加拿大就最爱去中餐馆。不过，我更喜欢在中国吃到的东西，色彩更美，味道也更香，而且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风味，到现在我还觉得回味无穷呢。”
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
印第安人在加拿大的处境与生活状况如何呢？说起来，这位大酋长很不满，“印第安人与主流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他回顾历史说，当第一批欧洲人来到加拿大时，是慷慨热情的印第安人帮他们渡过了难关。最初，英国王室与印第安部落签署了11份条约，承诺在他们进入并开发印第安土地时，承认印第安部落对其传统土地的所有权，承诺为印第安人提供教育、医疗与基本生活保障。
但加拿大联邦成立后，于1876年通过了《印第安法案》，不仅将印第安人赶到偏远的保留地，还把孩子们从父母身边拉走，送到寄宿学校进行强制同化教育。学校不准他们说印第安语言，如果孩子不小心说了，就会被木签钉住舌头作为惩戒。据统计，有15万土著儿童被关进这类学校。直到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关闭。这不仅给儿童带来精神创伤，制造了众多家庭悲剧，不良后果甚至遗毒至今。加拿大印第安部落原有52种语言，但现在仍具活力的仅余3种。说到这里，阿特利奥感触颇深：“我的父亲就是被强行关进寄宿学校的最后一代印第安人，而我则是取消同化教育后的第一代印第安人。”
阿特利奥的话让记者想起了2011年冬天在阿塔保留地看到的情景：冰天雪地中，20多户家庭住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帐篷或棚屋中，只能挤在一起抱团取暖。“这样的悲剧绝非仅此一处，”阿特利奥说，“118个保留地至今还没有清洁的饮用水，有40个保留地至今没有一所学校。”他还告诉记者另外一些数据：印第安人青少年的辍学率高达51%，高中毕业率仅为39%；而主流社会则是80%；仅占全国3% 的土著人口，犯罪监禁率却占到全国的18%；印第安人的平均失业率为40%左右，有的地区高达85%；自杀率是非土著人口的12倍。
造成印第安人处于弱势的原因何在？阿特利奥认为，这首先是殖民主义与同化政策的遗留后果。“将人们赶到偏远的面积有限的保留地中，在那里他们无以为生，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与动力，因而也就失去了生机与活力，养成了依赖政府恩赐的心理。”
其次，《印第安法案》进一步将印第安人置于一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在加拿大，每个印第安部落都有选举产生的酋长以及理事会负责保留地的日常事务，但印第安保留地还是没有真正的自治权，联邦政府控制了保留地从基础建设到教育、医疗卫生等等的一切事务，连住房的产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分配给保留地的拨款也没有制度性保障。更不公平的是，联邦每年给各省用于教育与医疗的拨款增长率为6%，但给印第安部落拨款的增幅却限制在2%。这还抵销不了通胀率呢。”阿特利奥说。
记者还了解到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绝大多数保留地都地处偏僻地区，远离工商业中心，因此青年人即使学成毕业也找不到工作机会。同样因位置偏远，交通不便，运输成本太高，保留地中的物价与生活成本都要远远高于城市和南部地区。
“他们开始正视我们了”
既然认为《印第安法案》不公正合理，为何不加以废除呢？大酋长分析得非常理性：“《印第安法案》实施了100多年，已经根深蒂固，如果将它连根拔起，那将留下一个大洞。法虽废了，但机制与惯性还在，还会起作用。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超越法案限制，而不是立即加以废除。”
展望未来，阿特利奥并不悲观，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所在，也清楚自己的奋斗方向。他说，印第安人的落后状况必须改变，而且也开始有所改变。“2008年，哈珀总理就土著儿童被强制同化一事在议会道歉时，我和87岁的祖母就在现场，她当时动情地对我说：‘孩子，他们开始明白了，开始正视我们了。’”
阿特利奥说，他有三大优先日程：重启同联邦政府的关系；解决联邦的拨款安排不公平问题；改善保留地的生存条件与生活状况。阿特利奥说：“我和各地酋长们都认为：应该结束目前这种印第安与政府在两条道上各自行车，由政府单方决策的局面。我们要求的是建立一种基于平等与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要求的是共同规划设计印第安人的未来发展，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一切事务。”
今年是全加印第安人的选举年。采访过后没两天，记者得到消息，在本届选举中，阿特利奥连任了大酋长。记者衷心地替他高兴。下一个3年，也许这位受过良好教育、雄心勃勃的大酋长，能带领部族创造出他们理想的生活。
编辑：李雪?美编：黄浩?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
在加拿大，印第安被称为“第一民族”，因为他们在土著民族中人口最多，有633个部落70多万人。现代社会中，印第安人的真实面貌和生活情况到底如何？他们的领袖——加拿大印第安族的全国大酋长又是怎样的人？近期，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深入印第安保留地，先后两次采访了全国大酋长萧·阿特利奥。
出生于世袭酋长之家
阿特利奥的办公室位于渥太华市中心一座大楼的11层，宽敞而明亮。当记者见到这位加拿大全国印第安大酋长时，发现他很像一位中年华人：个头不高，剪着寸头，黑眼睛黄皮肤，圆圆的脸上挂着亲切的微笑。更出乎记者意料的是，已经当了3年全国大酋长的他，还不到45岁。
他先是带记者在办公室转了一圈，这里与其说是大酋长办公室，不如说是一间小小的印第安艺术馆。墙上挂的印第安画作既朴拙又现代，桌上摆放的手工艺品粗犷而精巧。墙上醒目位置还挂着阿特利奥祖母的照片，“她不久前才去世”， 阿特利奥伤感地说。
落座后，阿特利奥告诉记者：“我所在的阿候索特部落生活在温哥华岛，部落约有1900人，70%多的人年龄在40岁以下。”阿特利奥出生于世袭酋长之家，但世袭酋长现在只是一个荣誉头衔，现职酋长由选举产生。而他所担任的全国大酋长，需要由633个印第安族的酋长共同选举产生，每三年选举一次。
阿特利奥学业优秀，曾就读于卑詩大学，后来他又去了该校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专业是成人教育与全球变化研究。在担任印第安全国大酋长之前，他就已经是温哥华岛大学的校长了，也是卑诗省有史以来第一位印第安人大学校长。
2011年10月，阿特利奥率领加拿大首个印第安酋长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并对在那里吃到的中国菜赞不绝口：“我在加拿大就最爱去中餐馆。不过，我更喜欢在中国吃到的东西，色彩更美，味道也更香，而且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风味，到现在我还觉得回味无穷呢。”
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
印第安人在加拿大的处境与生活状况如何呢？说起来，这位大酋长很不满，“印第安人与主流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他回顾历史说，当第一批欧洲人来到加拿大时，是慷慨热情的印第安人帮他们渡过了难关。最初，英国王室与印第安部落签署了11份条约，承诺在他们进入并开发印第安土地时，承认印第安部落对其传统土地的所有权，承诺为印第安人提供教育、医疗与基本生活保障。
但加拿大联邦成立后，于1876年通过了《印第安法案》，不仅将印第安人赶到偏远的保留地，还把孩子们从父母身边拉走，送到寄宿学校进行强制同化教育。学校不准他们说印第安语言，如果孩子不小心说了，就会被木签钉住舌头作为惩戒。据统计，有15万土著儿童被关进这类学校。直到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关闭。这不仅给儿童带来精神创伤，制造了众多家庭悲剧，不良后果甚至遗毒至今。加拿大印第安部落原有52种语言，但现在仍具活力的仅余3种。说到这里，阿特利奥感触颇深：“我的父亲就是被强行关进寄宿学校的最后一代印第安人，而我则是取消同化教育后的第一代印第安人。”
阿特利奥的话让记者想起了2011年冬天在阿塔保留地看到的情景：冰天雪地中，20多户家庭住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帐篷或棚屋中，只能挤在一起抱团取暖。“这样的悲剧绝非仅此一处，”阿特利奥说，“118个保留地至今还没有清洁的饮用水，有40个保留地至今没有一所学校。”他还告诉记者另外一些数据：印第安人青少年的辍学率高达51%，高中毕业率仅为39%；而主流社会则是80%；仅占全国3% 的土著人口，犯罪监禁率却占到全国的18%；印第安人的平均失业率为40%左右，有的地区高达85%；自杀率是非土著人口的12倍。
造成印第安人处于弱势的原因何在？阿特利奥认为，这首先是殖民主义与同化政策的遗留后果。“将人们赶到偏远的面积有限的保留地中，在那里他们无以为生，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与动力，因而也就失去了生机与活力，养成了依赖政府恩赐的心理。”
其次，《印第安法案》进一步将印第安人置于一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在加拿大，每个印第安部落都有选举产生的酋长以及理事会负责保留地的日常事务，但印第安保留地还是没有真正的自治权，联邦政府控制了保留地从基础建设到教育、医疗卫生等等的一切事务，连住房的产权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分配给保留地的拨款也没有制度性保障。更不公平的是，联邦每年给各省用于教育与医疗的拨款增长率为6%，但给印第安部落拨款的增幅却限制在2%。这还抵销不了通胀率呢。”阿特利奥说。
记者还了解到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绝大多数保留地都地处偏僻地区，远离工商业中心，因此青年人即使学成毕业也找不到工作机会。同样因位置偏远，交通不便，运输成本太高，保留地中的物价与生活成本都要远远高于城市和南部地区。
“他们开始正视我们了”
既然认为《印第安法案》不公正合理，为何不加以废除呢？大酋长分析得非常理性：“《印第安法案》实施了100多年，已经根深蒂固，如果将它连根拔起，那将留下一个大洞。法虽废了，但机制与惯性还在，还会起作用。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超越法案限制，而不是立即加以废除。”
展望未来，阿特利奥并不悲观，他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所在，也清楚自己的奋斗方向。他说，印第安人的落后状况必须改变，而且也开始有所改变。“2008年，哈珀总理就土著儿童被强制同化一事在议会道歉时，我和87岁的祖母就在现场，她当时动情地对我说：‘孩子，他们开始明白了，开始正视我们了。’”
阿特利奥说，他有三大优先日程：重启同联邦政府的关系；解决联邦的拨款安排不公平问题；改善保留地的生存条件与生活状况。阿特利奥说：“我和各地酋长们都认为：应该结束目前这种印第安与政府在两条道上各自行车，由政府单方决策的局面。我们要求的是建立一种基于平等与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要求的是共同规划设计印第安人的未来发展，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决定一切事务。”
今年是全加印第安人的选举年。采访过后没两天，记者得到消息，在本届选举中，阿特利奥连任了大酋长。记者衷心地替他高兴。下一个3年，也许这位受过良好教育、雄心勃勃的大酋长，能带领部族创造出他们理想的生活。
编辑：李雪?美编：黄浩?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