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巴金称其为“奇才”的萧乾，和妻子文洁若二人因译著结缘，本书为二人合著的书评集，该书前后收集了二人半个多世纪以来评书、话书及与书结缘的文字故事，从七十多年前萧乾先生的毕业论文《书评研究》开篇，以文洁若女士的最新书评《宗璞和她的代表作<野葫芦引>》收尾。一篇篇散文，记录了两位文学大家半个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和翻译心得。
　　
　　我的同辈人中间，有的已经四世同堂了，一般也多是儿孙满堂。逢年过节，总会热闹一番。像我和洁若这样三个子女都远走高飞的，寥寥无几。而且，从四十开外的老大到已过而立之年的老三，都还是单身，像这样的情况，恐怕就更少了。
　　我们还有一种共识——更重要的共识：人生最大的快乐莫如工作。我们有许多乐趣。楼下一个读小学的姑娘每周上来跟我学点英语。我爱听她那娇滴滴的发音，爱看她翻翻眼皮若有所悟的憨态。我还经常听音乐和相声，种花，搜集小摆设，饲养乌龟，揣着小半导体去湖边林间散步。洁若抽不出空来散步。她帮助三姐常韦做些家务(如扫地，倒垃圾，收拾卫生间)，借此活动一下筋骨，运动量足够了——连锻炼身体也是生产性的。
　　我们都庆幸搞的是文字工作。干这行当，无所谓离退休。只要有纸笔，随处都可以出活儿。这不但矿工瓦匠办不到，就连搞科研的，也未必能如此便当。
　　洁若常说，退下来四年了，如今反而比在班上还忙多了。她又编，又写，又译。忽而是《小说神髓》，忽而是《万叶集》，忽而是《天人五衰》。有时电话铃响个不停——好在电话机就在她椅后。然而今后几年她的主要工作是完成那部80万字的英语世界名著——《尤利西斯》的翻译。我最佩服她那搞“定额”的办法(据她说，是小时她父亲训练出来的)。不论多么艰巨的工作，都能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去完成。
　　相形之下，我就疏懒多了，我从来也不是个“拼命三郎”。1954年同洁若结缡后，我变得勤快点了。1955年当上了专业作家后，就碰上审干，未能下去写作。然而三年之内，我一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选》)、《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我手中的笔就被夺走了。
　　1978年以还，我又连写带译了近百万字。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完成了关于我一生经历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当然，还花了不少时间去整理旧著译。20世纪90年代，我着手写起文学生涯的回忆录，并已开始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
　　洁若的书桌放在卧室，挤在我们那张大床旁边。由于搞翻译，她整个被英、日文工具书包围起来了。她是能坐下来就干上几个钟头的。
　　我的书房兼会客室，空间比她的大，设备也比她的齐全。我们两个就分头搞着各自的工作。有时她会探进头来问我要点什么。当然，我也短不了打搅她。我的“手稿”称得起是“天书”，而且经常长得像蜈蚣。我总是利用一些废纸的反面写，并且随写随接。每完成一篇，洁若不论手头有什么工作，都立即放下，替我誊成在编辑部够得上是甲级(指工整程度)的稿子。誊清时，凡她读来不顺口的地方，必然提出。有时我马上首肯，有时商榷，有时难免争执不下。
　　我和洁若都没有老迈感，因为我们的思维都还清楚，而且效率也不减当年。工作最大的报偿，是从完成了它而得到的快慰。等它变成铅字，能与广大读者见面时，所感到的幸福就更大了。
　　我们对眼下这种“车间生活”十分满意，不论拿什么阔绰舒适的生活来换，我们也不干。
　　1991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