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川陕省苏维埃邮票的真伪一直在邮学界存有争论，对其真伪的判断应该建立在新资料的发掘与合理的推论之上。从现有资料看川陕苏维埃邮票应为真品。
【关键词】川陕省苏维埃邮票 真伪
天津博物馆馆藏众多邮票中有三枚图案相同的川陕省苏维埃持枪战士图邮票，单枚、横双连各一件。该邮票为竖式长方形，毛齿，浅红色单色印刷，票面为持枪战士图，左上角有五角星，右侧竖写“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右下为镰锤图及阿拉伯数字“1”，应该是面值，但没有单位；左下角有年份“1934”字样（见图1—图2）。这种邮票十分少见，一直以来对其真伪难以盖棺定论，人民邮电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解放区邮票目录》也未将此票收录，因此判断此种邮票的真伪便成为邮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要解决此难题先要搞清楚邮学界对这种邮票争论的来龙去脉。
一、川陕苏维埃邮票的真伪之争
首先，在1959年第5期的《集邮》杂志上，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的李常发表了一篇名为《现代中国革命史的缩影—记天津市的中国革命邮票展》一文，文中对这枚川陕省苏维埃邮票有这样的介绍：“这种邮票发行的历史，以前未见记录，根据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记载，红军第四方面军曾进入四川、陕西边境，取得很大的胜利，在1933年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种邮票上有‘川陕省’及‘1934’字样，所以历史博物馆把它定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后次年发行的邮票……印在一枚有光的淡黄色土纸上，左边上角有红五星发出万丈光芒，下为持枪军人像，右下角是镰锤图，中嵌大‘1’字，大概是代表1分的意思。这种票的四周有针形齿孔，像是人工刺成的。”其次，《集邮》1963年第3期刊登的孙志平《也谈老苏区的邮政和邮票》一文中也有对川陕省苏维埃邮票的记载，这说明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邮家认为川陕省苏维埃邮票为真。
但近年来又有诸多人士对此邮票产生疑义，例如兰为汉《川陕省苏维埃老革命根据地的邮政、邮票一些有关记载资料情况及我的几点看法》和张立《追剿“珍邮”“宝中宝”》，均对此邮票提出了不同的质疑，二人的文章有一共同点就是认为邮票面值与当时货币面值、货币单位及物价水平不符。此外张立在文章中还提出此邮票存世品皆为新票，没有盖销票及实寄封这一重要疑点，认为盖销票及实寄封作伪更难，甚至认为川陕省苏维埃邮票是根据当时纸（布）币的票面图案臆造出来的。以上质疑虽然不无道理，但也只是推论。
二、关于川陕苏维埃邮票真伪及相关问题的几点补充
第一，此邮票的最先认可者是李常。李常当时为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是现天津博物馆的前身之一，据老馆员介绍，李常其实就是中国著名集邮家黎震寰的笔名。黎震寰1941年自费出版《近代中国邮票图鉴》《近代中国邮票图鉴补刊》；1943年出版《中国邮票图鉴全集》，后与杨耀增合编《解放区邮票手册》；1951年用中英文编写《中国人民邮票图鉴》（香港版）。后应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聘请，整理、鉴定馆藏邮票，并在京沪等地代该馆购进不少邮品。黎震寰不仅自身邮识丰富，而且与诸多邮坛名宿如钟笑炉、杨耀增等交往甚密。如果此票确为伪造，这些著名集邮家一定会提出质疑。
第二，在2014年10月31日的《达州日报》中报道：“前不久，在宣汉王维舟纪念馆，见到一位宣汉老人捐赠的价值25万元的川陕苏维埃政府邮票真品，让记者欣喜不已。今年6月，年届花甲的宣汉籍在外工作人员符纯孝听说家乡要举行红三十三军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他立即把已经卖出的川陕苏维埃政府邮票，以25万元高价收购回来，捐献给了家乡……据史料记载，这枚川陕苏区红军邮票，是1934年川陕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红军战士图和马克思头像邮票，由时任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构思设计。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时任赤色邮局副局长期间，曾管理和使用过这批邮票，对研究川陕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位符纯孝是香港中华集邮公司总裁及《中华集邮》杂志主编，20世纪80年代在广州从事文物收藏时，收集到了这枚十分罕见的邮票，后来他以20万元的价格将邮票转让他人。报道中的这件“红军战士图”邮票是一件八方连，与天津博物馆馆藏的川陕省苏维埃持枪战士图邮票正是同一种。文中提到王维舟军长参与设计此邮票虽然没有指出史料来源，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符纯孝多年辗转于收藏界，其学识眼界想必十分丰富，却并未对此邮票提出质疑，高价卖出后又高价购回，王维舟纪念馆接受捐赠也代表了对川陕省苏维埃邮票的认可。
第三，同时被质疑的川陕省苏维埃邮票不止持枪战士图这一种，还有一种是绿色马克思像邮票，被质疑程度更甚于持枪战士图邮票。有学者认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没有邮票存世，而陈雪涛《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邮票》一文从各个方面对这种马克思像邮票做出了充分肯定的论述。
第四，通常邮票的作伪者为了获利，伪品一般会在市场上大量流通，也会被集邮者大量购入，这种假邮票应该较为常见。但已知的几种川陕省苏维埃邮票，如今能见到的仍然十分稀少，这一点与制假动机不符。
第五，张立《追剿“珍邮”“宝中宝”》一文中指出，川陕省苏维埃邮票上印有“邮票”字样，属于此地无银和画蛇添足。但对比早期的赤色邮票就会发现，这一做法是再平常不过，因为赤色邮票中也有在票面印上“邮票”字样的。张立文章中还指出此邮票的面值及单位与当时川陕地区物价水平不符。但据1934 年在通江县邮政局工作过的张光诚同志回忆：“当时一般寄一封信需付500文钱的邮资。挂号一串，包裹按斤两计每两收200文。”这样看来，面值“1串”的可能性较大。邮票虽然是通信、邮寄包裹的邮资凭证，但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有许多特殊功能，即在某些地区曾起到过货币流通的作用。《中国邮票史》记载：“1932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连续取得江西乐安、宜黄、南丰和福建宁化等战役的胜利，既使老苏区得到巩固，又开辟了新的苏区。当时，红军带的苏维埃纸币都是1元以上的大钞，到新区买东西没零钱找，战士们向干部提意见，要求苏维埃国家银行多印写小面额钞票。‘当时，小票子不够，上级就发给我们一些邮票当钞票用，用来买东西找零’。1935年长征途中，在中央红军第十五大队任宣传员的黄亚光，两次用保存的苏维埃5分邮票缴纳党费。”川陕省苏维埃邮票面值的设计，有可能是用于包裹物资邮递及弥补当时纸币流通的不足。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川陕省苏维埃邮票为真品的可能性较大，但也只是通过现有资料的一些推论，如果王维舟纪念馆或者符纯孝能够提供王维舟亲自参与设计此邮票的直接可靠的史料来源，那么这将是证明此邮票为真品的铁证，到此川陕省苏维埃邮票的真伪之争便可画上一个句号。倘若此邮票为真，那么解放区邮票中又多了一枚大珍品，更是川陕省苏维埃政权历史的见证。
参考文献：
[1]中国邮政文史中心.中国近期集邮文献集成第三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222.
[2]中国邮政文史中心.中国近期集邮文献集成第六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718.
[3]龚其明，漆楚良.宣汉老人25万回购川陕苏区珍邮赠家乡[N].达州日报，2014-10-31，（7）.
[4]王顺模.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邮票[J].中国老区建设，2015，（02）.
[5]陈雪涛.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邮电事业[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5）.
[6]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中国邮票史第五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7.
【关键词】川陕省苏维埃邮票 真伪
天津博物馆馆藏众多邮票中有三枚图案相同的川陕省苏维埃持枪战士图邮票，单枚、横双连各一件。该邮票为竖式长方形，毛齿，浅红色单色印刷，票面为持枪战士图，左上角有五角星，右侧竖写“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右下为镰锤图及阿拉伯数字“1”，应该是面值，但没有单位；左下角有年份“1934”字样（见图1—图2）。这种邮票十分少见，一直以来对其真伪难以盖棺定论，人民邮电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解放区邮票目录》也未将此票收录，因此判断此种邮票的真伪便成为邮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要解决此难题先要搞清楚邮学界对这种邮票争论的来龙去脉。
一、川陕苏维埃邮票的真伪之争
首先，在1959年第5期的《集邮》杂志上，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的李常发表了一篇名为《现代中国革命史的缩影—记天津市的中国革命邮票展》一文，文中对这枚川陕省苏维埃邮票有这样的介绍：“这种邮票发行的历史，以前未见记录，根据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记载，红军第四方面军曾进入四川、陕西边境，取得很大的胜利，在1933年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种邮票上有‘川陕省’及‘1934’字样，所以历史博物馆把它定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成立后次年发行的邮票……印在一枚有光的淡黄色土纸上，左边上角有红五星发出万丈光芒，下为持枪军人像，右下角是镰锤图，中嵌大‘1’字，大概是代表1分的意思。这种票的四周有针形齿孔，像是人工刺成的。”其次，《集邮》1963年第3期刊登的孙志平《也谈老苏区的邮政和邮票》一文中也有对川陕省苏维埃邮票的记载，这说明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集邮家认为川陕省苏维埃邮票为真。
但近年来又有诸多人士对此邮票产生疑义，例如兰为汉《川陕省苏维埃老革命根据地的邮政、邮票一些有关记载资料情况及我的几点看法》和张立《追剿“珍邮”“宝中宝”》，均对此邮票提出了不同的质疑，二人的文章有一共同点就是认为邮票面值与当时货币面值、货币单位及物价水平不符。此外张立在文章中还提出此邮票存世品皆为新票，没有盖销票及实寄封这一重要疑点，认为盖销票及实寄封作伪更难，甚至认为川陕省苏维埃邮票是根据当时纸（布）币的票面图案臆造出来的。以上质疑虽然不无道理，但也只是推论。
二、关于川陕苏维埃邮票真伪及相关问题的几点补充
第一，此邮票的最先认可者是李常。李常当时为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是现天津博物馆的前身之一，据老馆员介绍，李常其实就是中国著名集邮家黎震寰的笔名。黎震寰1941年自费出版《近代中国邮票图鉴》《近代中国邮票图鉴补刊》；1943年出版《中国邮票图鉴全集》，后与杨耀增合编《解放区邮票手册》；1951年用中英文编写《中国人民邮票图鉴》（香港版）。后应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聘请，整理、鉴定馆藏邮票，并在京沪等地代该馆购进不少邮品。黎震寰不仅自身邮识丰富，而且与诸多邮坛名宿如钟笑炉、杨耀增等交往甚密。如果此票确为伪造，这些著名集邮家一定会提出质疑。
第二，在2014年10月31日的《达州日报》中报道：“前不久，在宣汉王维舟纪念馆，见到一位宣汉老人捐赠的价值25万元的川陕苏维埃政府邮票真品，让记者欣喜不已。今年6月，年届花甲的宣汉籍在外工作人员符纯孝听说家乡要举行红三十三军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他立即把已经卖出的川陕苏维埃政府邮票，以25万元高价收购回来，捐献给了家乡……据史料记载，这枚川陕苏区红军邮票，是1934年川陕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红军战士图和马克思头像邮票，由时任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构思设计。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时任赤色邮局副局长期间，曾管理和使用过这批邮票，对研究川陕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位符纯孝是香港中华集邮公司总裁及《中华集邮》杂志主编，20世纪80年代在广州从事文物收藏时，收集到了这枚十分罕见的邮票，后来他以20万元的价格将邮票转让他人。报道中的这件“红军战士图”邮票是一件八方连，与天津博物馆馆藏的川陕省苏维埃持枪战士图邮票正是同一种。文中提到王维舟军长参与设计此邮票虽然没有指出史料来源，但应该不是空穴来风。符纯孝多年辗转于收藏界，其学识眼界想必十分丰富，却并未对此邮票提出质疑，高价卖出后又高价购回，王维舟纪念馆接受捐赠也代表了对川陕省苏维埃邮票的认可。
第三，同时被质疑的川陕省苏维埃邮票不止持枪战士图这一种，还有一种是绿色马克思像邮票，被质疑程度更甚于持枪战士图邮票。有学者认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没有邮票存世，而陈雪涛《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邮票》一文从各个方面对这种马克思像邮票做出了充分肯定的论述。
第四，通常邮票的作伪者为了获利，伪品一般会在市场上大量流通，也会被集邮者大量购入，这种假邮票应该较为常见。但已知的几种川陕省苏维埃邮票，如今能见到的仍然十分稀少，这一点与制假动机不符。
第五，张立《追剿“珍邮”“宝中宝”》一文中指出，川陕省苏维埃邮票上印有“邮票”字样，属于此地无银和画蛇添足。但对比早期的赤色邮票就会发现，这一做法是再平常不过，因为赤色邮票中也有在票面印上“邮票”字样的。张立文章中还指出此邮票的面值及单位与当时川陕地区物价水平不符。但据1934 年在通江县邮政局工作过的张光诚同志回忆：“当时一般寄一封信需付500文钱的邮资。挂号一串，包裹按斤两计每两收200文。”这样看来，面值“1串”的可能性较大。邮票虽然是通信、邮寄包裹的邮资凭证，但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有许多特殊功能，即在某些地区曾起到过货币流通的作用。《中国邮票史》记载：“1932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连续取得江西乐安、宜黄、南丰和福建宁化等战役的胜利，既使老苏区得到巩固，又开辟了新的苏区。当时，红军带的苏维埃纸币都是1元以上的大钞，到新区买东西没零钱找，战士们向干部提意见，要求苏维埃国家银行多印写小面额钞票。‘当时，小票子不够，上级就发给我们一些邮票当钞票用，用来买东西找零’。1935年长征途中，在中央红军第十五大队任宣传员的黄亚光，两次用保存的苏维埃5分邮票缴纳党费。”川陕省苏维埃邮票面值的设计，有可能是用于包裹物资邮递及弥补当时纸币流通的不足。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川陕省苏维埃邮票为真品的可能性较大，但也只是通过现有资料的一些推论，如果王维舟纪念馆或者符纯孝能够提供王维舟亲自参与设计此邮票的直接可靠的史料来源，那么这将是证明此邮票为真品的铁证，到此川陕省苏维埃邮票的真伪之争便可画上一个句号。倘若此邮票为真，那么解放区邮票中又多了一枚大珍品，更是川陕省苏维埃政权历史的见证。
参考文献：
[1]中国邮政文史中心.中国近期集邮文献集成第三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222.
[2]中国邮政文史中心.中国近期集邮文献集成第六卷[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718.
[3]龚其明，漆楚良.宣汉老人25万回购川陕苏区珍邮赠家乡[N].达州日报，2014-10-31，（7）.
[4]王顺模.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邮票[J].中国老区建设，2015，（02）.
[5]陈雪涛.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邮电事业[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4，（5）.
[6]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中国邮票史第五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