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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端木蕻良笔下塑造了一系列漂泊者形象。本文探讨作者漂泊情怀产生的原因，从比较分析中，揭示其漂泊情怀在文化传承、生存环境、生活经历等方面的特点，具体分析作品人物的漂泊情怀以及自由意志的内涵和表现层次。
关键词：端木蕻良；漂泊；自由；意志
人的生存状态有两种，或者离开本土“漂泊”，或者“坚守”。本土这个概念可以是故乡，可以是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影响较大的地方。对漂泊者来说，如果心中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有民族文化的根，那么，漂泊中会有乡思，有心灵的归宿和依靠。漂泊与生命息息相关，尽管前进每一步都意味着一次冒险，却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探索。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作品塑造了漂泊者形象，如过客、爱牟、蒋少祖、蒋纯祖、汪中、小黑子等一系列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值得称赞的是，端木蕻良在塑造漂泊者形象的同时，还给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漂泊者形象：“胡子”和地主。那么，端木蕻良漂泊情怀有着怎样的特点?
一
端木蕻良漂泊情怀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历史的原因。东北大地上先民以鸟为图腾，这种鸟图腾崇拜，“实质上反映了在自然生存环境的严酷和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东北先民借助想象力对自然的征服，反映了他们超越自然与生存局限的企望和对不受拘束纵情来往与天地之间的自由的向往。”游牧民族自由不羁的天性与后来清代中叶大批中原人民冒死闯关东的冒险精神互相融合，潜移默化的渗透、积淀在一代代东北人的心理结构中。二是现实原因。作为生长在东北大地的后裔，端木蕻良也秉承着这种天性和气质，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就带有流浪者的形态。他11岁到天津求学1年，16岁再次离家求学，直至抗战结束，先后有18年颠沛流离在外。特别是“九·一八”事件后，端木蕻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的家乡，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亡者。勃兰兑斯在论及十九世纪波兰文学时说：“作为流亡者和浪迹天涯的人”，“他们没有定居，没有家。”
他们被人从故土连根拔起，这影响到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变得不稳定。”除了漂泊无家的悬浮感，又增添了亡国亡家之痛，流亡处境使他的“感情冲动增强了一倍”，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能体会那种切肤之痛。
谭桂林先生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一文中，认为古老中国在祖先本位观念的制约下，人们聚族而居，安土重迁，“非不得已不会远徙他乡作浪子游”；近代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醒了老大帝国的酣梦，中国社会开始了由封建宗法制向民主共和制转型，转型必然会给社会带来“动荡、裂变、分化与新的组合”。笔者以为谭先生的这段分析比较切合关内作家。这里引用他的观点，试图说明：第一，端木蕻良和关内作家在漂泊情怀的文化传承上存在着质的区别。第二，端木蕻良和关内作家处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和遭遇不同的生活，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流浪情怀。端木蕻良生活在东北大地，一望无际的草原，极其严寒的气候，培养了自由不羁、粗犷的性格，敢于冒险的精神。在关内求学和漂泊期间，他既表现出在生活上惊人的适应性，又丝毫没有流露出新旧文化冲突的痕迹和痛苦。关内作家中的大部分来自农村(或小城镇)，大都市光怪陆离，道德沦丧，冲击着他们的视野，挤压着生存的空间，炙烤着漂泊的灵魂。他们负芨海外，从西学中找到了中国文化的参照系，同时又处于一种两难境地，“西方文化是他们所服膺的，但它毕竟是他者的话语，而且在话语的背后还隐藏着霸权与歧视，血缘决定了他们与本土文化不可割断的联系，但他们实在难以掩饰自己对本土文化传统的深深失望。”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他们就是在这两种社会迁移的大趋势中上下求索，“寻觅着自己的生存与文化之根，煎熬着一颗焦灼不安的漂泊之魂。”端木蕻良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大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漂泊对他来说是一种暂时的与家分别，家在他心灵中永远是一个温馨的记忆。他早期小说《故乡》就通过儿童之口表达出对回归故乡的强烈期盼，40年代的《初吻》、《早春》则通过对故乡童年生活的回忆，表达浓烈的怀旧情绪。在其他作者那里，封建大家庭简直是罪恶的渊薮，家成为意识深处的一个历史噩梦和一种恐惧的化身。鲁迅、巴金在作品中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因此，鲁迅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萧红不愿成为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为了追求幸福人生，毅然与家庭决裂，从此再未回过家。
二
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认为：“每一个从事创作的人都具有双重性。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各种自然倾向的综合。一方面，他是一个有个人生活的人，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表现为非个人的、创造性的过程。”这段话说明两点：一是文学作品是建立在抒发人类情感的基础上，二是必将深深打上作者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社会生活实践的烙印。那么，端木笔下的漂泊者又打上作者怎样的印记?
《科尔沁草原》中刻画了两个地主阶级漂泊者形象。丁小爷身上具有黑土地上流浪者的共同特点，内心躁动不安，渴望冒险、挑战、刺激的生活。年轻时，“他每天带着打手，不管天，不管地，不管山乡，不管野，八九匹马并辔跑”，“这圈子还不够他转，……又突出了这塞北的荒寒，东渡扶桑，在那日出的瀛海里盘桓。”日俄战争的战火使这个土地上的骄子成为狼狈的逃亡者，到哈尔滨“倒羌贴”，差点弄得家破人亡。为了寻求刺激，摆脱空虚，不惜孤注一掷，最后客死他乡。丁小爷年轻时的流浪体现着草原大地主骄横放纵的性格，年老时的流浪则预示着他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末路鬼”所作的最后挣扎。丁宁是大草原新一代地主，他与《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少祖有一定的可比性。蒋少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逃离了黑暗、腐朽的封建家庭，却成了无根的浮萍，最终抵制不住家的诱惑而回归家庭作了蒋家新的掌门人，重新步入父亲衰亡的后尘。丁宁年轻时到南方求学，受到了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熏陶，他重归家乡就是希图改造和重建大草原，失败后，又重新回到南方继续求学。蒋少祖的漂泊是从追求个性解放到向封建势力妥协，散发出糜烂的气息，丁宁漂泊的实质是为了寻找重建家园的思想和精神武器，洋溢着强劲和昂扬向上的生命活力。
《新都花絮》中的宓君是知识分子，她身上没有其他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在大都市挤压的痛苦，也没有遭受中西文化碰撞的煎熬。宓君从北京辗转到天津、香港、重庆，是为了排遣失恋的痛苦。她唯一关心的是爱与被爱。她爱上梅之实，就完全抛掉了曾经全身心为之工作过的保育院，抛弃了曾经怀着圣母般感情关心过的此时正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的孤儿。她无意中触击了恋人内心的隐痛，就永远失去了恋人。只好无奈地继续漂泊。宓君把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作为自己一生中唯一的目标，把爱情作为失意人生的救命稻草，在国难当头的严酷现实中缺乏存在的意义，漂泊的最终收获只能是虚无 和幻灭。
端木蕻良笔下的漂泊者大都由于内心躁动不安，不甘心过平庸和宁静的生活，尽管他们失望于家并挥别故土，但都是为了寻觅自在的生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没有一般流浪作品中常有的漂泊异乡的忧愁感和悬浮感。他们漂泊在外就是为了保持永久的生命力。如铁岭(《大江》)在东山打猎场面的描写充满着智慧和野性力量。由于多年的积蓄被搜山的日军和朝鲜人抢劫一空，生活无所归依才被迫回家，家乡的愚昧使过惯了不受拘束生活的他彻底失望。为了寻找自由快意的人生，他离家到关内寻找出路。大山(《科尔沁草原》)没有铁岭回家时失意和离家时痛苦的消极心理，他离家参加义勇军就是为了更好施展自己的才华。作为“胡子”的李三麻子(《大江》)，年轻时啸聚山林，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既没有家的概念，也没有家的牵挂和拖累。因此，他漂泊的目的就是为了活着，追求一种无拘无束、无欲无求、无喜无悲的生活。总之，漂泊者流浪不是个人生命的放逐，也不再是个体感情的无处皈依，流浪是为了不使自己的本性受到蒙蔽，不使自己的生命力萎缩，不使自己生命本质和意志遭受戕害，并且把自我的感情、自我的生命、自我的力量与民族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
三
漂泊与自由紧密相连。大山、铁岭、李三麻子、丁宁等都有追求自由自在人生的愿望，并且都付诸于一定的行动。尽管端木蕻良出于功利的需要，塑造了铁岭、李三麻子这些反抗者。由于缺乏先进思想的引导，他们的斗争也是历代农民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淋漓尽致的展示。因此，自由意志是质朴的、感性层面的东西，还未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毋庸置疑，新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是不可能在铁岭这些青年农民的身上产生。因为，“思想，借助的不仅仅是经验，更是一种思维形式。没有一种新的思维形式，没有一种穿透经验层面现实人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就不可能产生超越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新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因此，没有新思想的武装，没有洞穿现实的独立思考能力，就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生成新的社会理想，一切行动将是盲目的，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作者倾注全力塑造的铁岭在思想境界上并未超出农民的范畴。他除了信赖自己的体力，是不会反思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也没有能力对现实的是非曲直作出正确的判断。正如端木在《大地的海·后记》中所分析：“铁岭对于自己的命运是茫然的，他觉得自己最正当的命运是农夫，这个理由是非常单纯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农夫呀，或者说他是比农夫更单纯的一个猎人。”战争磨练了意志，提高了生存和斗争的技巧，却不可能提升思想和认识。与铁岭相比，大山是一位农民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没有拘囿于家族复仇的狭小圈子，而是将一家之仇扩展到阶级仇恨，将单纯的土地之争上升到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觉悟上要高于其他农民。非常不足的是，大山形象塑造得比较粗糙，看不到他性格发展和思想觉悟的过程。特别是大山革命思想的启蒙者“大老俄”在小说中仅是一个影子。因而，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原始生命力爆发带来的震撼力，而不是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的感召力。自由意志还停留在较低层次上。
真正体现自由意志的人物形象应当是丁宁。他通过对草原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考察，得出了完全不同于本阶级和大山、铁岭的看法，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斗争，还是为何而斗争。尽管他是以封建家族继承者的身份出现的，剥削者的本性难以改变，但是他有先进思想作指导，有不同于历代统治者的人生理想，有对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全新感受，有对现实、自身和家族的清醒认识。第一，鄙视迷信习俗，仇恨一切封建的旧东西。实际上，巫术迷信与丁氏家族具有浓郁的渊源关系，丁家的祖先丁半仙就是凭借它得以发家，四太爷利用萨满教来遮盖巧取豪夺的罪行，使百姓误认丁家发的是“仙财”，从而增加敬畏之心。丁宁对巫医神汉和迷信活动极为反感，用憎恨的眼光赶走为母亲诊病的大法师，抗议母亲为父亲“孝佛”。在父亲的“祓苦”仪式中，大家都期望得到神灵的庇护，他却感到“静穆的悲哀”。第二，对现实生活有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一是精确剖析社会经济形势。丁宁已经意识到东北经济被日本人操纵着，父亲要去“捣把”，“只是给日本人作菜而已”。二是清醒认识到家族血腥发家过程中种下的罪恶，并敏锐意识到丁氏王朝在历史大潮的冲击下即将崩溃的命运。丁宁发现大草原这些“吸血狼”，是看不见的“制度”“包庇荫封他们”，三奶家正是制度下压扁了的“渣滓”“沥滴”和“贫血的人行”。他意识到父亲的哀伤，是什么都不能医治的精神上的痈疽!他在得知水水一家就是北天王仅剩的余脉时，罪恶感充斥了心田：“而我今天却又作了祖上罪恶的最高明的鉴赏者了，这该是一件何等的罪恶的事实哟!”三是大胆进行自我反思。在“推地”运动中，丁宁感觉到他的同情和悲悯与大草原是两条永不交叉的平行线，经过痛苦地反思，终于意识到大山才是草原未来的主人。第三，有新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丁宁雄心勃勃地回归草原，其目的就是要改造和重建大草原。对自我失望后，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改造“新人”的计划中。他给春兄筹集学费，鼓励她树立向上的意志和自主的意识，还准备把她介绍给新人社的那些同学，把大山看作大草原的希望，倍加珍惜和爱护。当三奶欲置大山于死地时，他坚决反对，准备把这些情形在报纸上“整个的暴露”，“同时代大山起诉!”丁宁在情感和行动上已完全背离了他所在阶级的立场。
不可否认，承载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重担的丁宁并不是一个完人。他雄心勃勃地希望做大草原的主人，却没有摆脱贵族阶级的身份，骨子里面还保存着剥削阶级的本性，必然得不到农民的信任与支持，自始至终处于孤立无援之中，无法成为大草原的拯救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最后不得不伤心、失意地离开了大草原。丁宁有材补天，以补天为念，令人惋惜不已。丁宁的失败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行动。大山与之刚好相反，只有将他的勇武与丁宁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科尔沁草原真正的主人。
关键词：端木蕻良；漂泊；自由；意志
人的生存状态有两种，或者离开本土“漂泊”，或者“坚守”。本土这个概念可以是故乡，可以是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影响较大的地方。对漂泊者来说，如果心中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有民族文化的根，那么，漂泊中会有乡思，有心灵的归宿和依靠。漂泊与生命息息相关，尽管前进每一步都意味着一次冒险，却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探索。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作品塑造了漂泊者形象，如过客、爱牟、蒋少祖、蒋纯祖、汪中、小黑子等一系列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值得称赞的是，端木蕻良在塑造漂泊者形象的同时，还给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漂泊者形象：“胡子”和地主。那么，端木蕻良漂泊情怀有着怎样的特点?
一
端木蕻良漂泊情怀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历史的原因。东北大地上先民以鸟为图腾，这种鸟图腾崇拜，“实质上反映了在自然生存环境的严酷和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东北先民借助想象力对自然的征服，反映了他们超越自然与生存局限的企望和对不受拘束纵情来往与天地之间的自由的向往。”游牧民族自由不羁的天性与后来清代中叶大批中原人民冒死闯关东的冒险精神互相融合，潜移默化的渗透、积淀在一代代东北人的心理结构中。二是现实原因。作为生长在东北大地的后裔，端木蕻良也秉承着这种天性和气质，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就带有流浪者的形态。他11岁到天津求学1年，16岁再次离家求学，直至抗战结束，先后有18年颠沛流离在外。特别是“九·一八”事件后，端木蕻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的家乡，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亡者。勃兰兑斯在论及十九世纪波兰文学时说：“作为流亡者和浪迹天涯的人”，“他们没有定居，没有家。”
他们被人从故土连根拔起，这影响到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变得不稳定。”除了漂泊无家的悬浮感，又增添了亡国亡家之痛，流亡处境使他的“感情冲动增强了一倍”，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能体会那种切肤之痛。
谭桂林先生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漂泊母题》一文中，认为古老中国在祖先本位观念的制约下，人们聚族而居，安土重迁，“非不得已不会远徙他乡作浪子游”；近代以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醒了老大帝国的酣梦，中国社会开始了由封建宗法制向民主共和制转型，转型必然会给社会带来“动荡、裂变、分化与新的组合”。笔者以为谭先生的这段分析比较切合关内作家。这里引用他的观点，试图说明：第一，端木蕻良和关内作家在漂泊情怀的文化传承上存在着质的区别。第二，端木蕻良和关内作家处于不同的生存环境和遭遇不同的生活，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流浪情怀。端木蕻良生活在东北大地，一望无际的草原，极其严寒的气候，培养了自由不羁、粗犷的性格，敢于冒险的精神。在关内求学和漂泊期间，他既表现出在生活上惊人的适应性，又丝毫没有流露出新旧文化冲突的痕迹和痛苦。关内作家中的大部分来自农村(或小城镇)，大都市光怪陆离，道德沦丧，冲击着他们的视野，挤压着生存的空间，炙烤着漂泊的灵魂。他们负芨海外，从西学中找到了中国文化的参照系，同时又处于一种两难境地，“西方文化是他们所服膺的，但它毕竟是他者的话语，而且在话语的背后还隐藏着霸权与歧视，血缘决定了他们与本土文化不可割断的联系，但他们实在难以掩饰自己对本土文化传统的深深失望。”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外，他们就是在这两种社会迁移的大趋势中上下求索，“寻觅着自己的生存与文化之根，煎熬着一颗焦灼不安的漂泊之魂。”端木蕻良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大家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漂泊对他来说是一种暂时的与家分别，家在他心灵中永远是一个温馨的记忆。他早期小说《故乡》就通过儿童之口表达出对回归故乡的强烈期盼，40年代的《初吻》、《早春》则通过对故乡童年生活的回忆，表达浓烈的怀旧情绪。在其他作者那里，封建大家庭简直是罪恶的渊薮，家成为意识深处的一个历史噩梦和一种恐惧的化身。鲁迅、巴金在作品中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因此，鲁迅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萧红不愿成为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为了追求幸福人生，毅然与家庭决裂，从此再未回过家。
二
荣格在《心理学与文学》中认为：“每一个从事创作的人都具有双重性。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各种自然倾向的综合。一方面，他是一个有个人生活的人，但在另一方面，他又表现为非个人的、创造性的过程。”这段话说明两点：一是文学作品是建立在抒发人类情感的基础上，二是必将深深打上作者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社会生活实践的烙印。那么，端木笔下的漂泊者又打上作者怎样的印记?
《科尔沁草原》中刻画了两个地主阶级漂泊者形象。丁小爷身上具有黑土地上流浪者的共同特点，内心躁动不安，渴望冒险、挑战、刺激的生活。年轻时，“他每天带着打手，不管天，不管地，不管山乡，不管野，八九匹马并辔跑”，“这圈子还不够他转，……又突出了这塞北的荒寒，东渡扶桑，在那日出的瀛海里盘桓。”日俄战争的战火使这个土地上的骄子成为狼狈的逃亡者，到哈尔滨“倒羌贴”，差点弄得家破人亡。为了寻求刺激，摆脱空虚，不惜孤注一掷，最后客死他乡。丁小爷年轻时的流浪体现着草原大地主骄横放纵的性格，年老时的流浪则预示着他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末路鬼”所作的最后挣扎。丁宁是大草原新一代地主，他与《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少祖有一定的可比性。蒋少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逃离了黑暗、腐朽的封建家庭，却成了无根的浮萍，最终抵制不住家的诱惑而回归家庭作了蒋家新的掌门人，重新步入父亲衰亡的后尘。丁宁年轻时到南方求学，受到了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熏陶，他重归家乡就是希图改造和重建大草原，失败后，又重新回到南方继续求学。蒋少祖的漂泊是从追求个性解放到向封建势力妥协，散发出糜烂的气息，丁宁漂泊的实质是为了寻找重建家园的思想和精神武器，洋溢着强劲和昂扬向上的生命活力。
《新都花絮》中的宓君是知识分子，她身上没有其他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在大都市挤压的痛苦，也没有遭受中西文化碰撞的煎熬。宓君从北京辗转到天津、香港、重庆，是为了排遣失恋的痛苦。她唯一关心的是爱与被爱。她爱上梅之实，就完全抛掉了曾经全身心为之工作过的保育院，抛弃了曾经怀着圣母般感情关心过的此时正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的孤儿。她无意中触击了恋人内心的隐痛，就永远失去了恋人。只好无奈地继续漂泊。宓君把追求舒适安逸的生活作为自己一生中唯一的目标，把爱情作为失意人生的救命稻草，在国难当头的严酷现实中缺乏存在的意义，漂泊的最终收获只能是虚无 和幻灭。
端木蕻良笔下的漂泊者大都由于内心躁动不安，不甘心过平庸和宁静的生活，尽管他们失望于家并挥别故土，但都是为了寻觅自在的生活，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没有一般流浪作品中常有的漂泊异乡的忧愁感和悬浮感。他们漂泊在外就是为了保持永久的生命力。如铁岭(《大江》)在东山打猎场面的描写充满着智慧和野性力量。由于多年的积蓄被搜山的日军和朝鲜人抢劫一空，生活无所归依才被迫回家，家乡的愚昧使过惯了不受拘束生活的他彻底失望。为了寻找自由快意的人生，他离家到关内寻找出路。大山(《科尔沁草原》)没有铁岭回家时失意和离家时痛苦的消极心理，他离家参加义勇军就是为了更好施展自己的才华。作为“胡子”的李三麻子(《大江》)，年轻时啸聚山林，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既没有家的概念，也没有家的牵挂和拖累。因此，他漂泊的目的就是为了活着，追求一种无拘无束、无欲无求、无喜无悲的生活。总之，漂泊者流浪不是个人生命的放逐，也不再是个体感情的无处皈依，流浪是为了不使自己的本性受到蒙蔽，不使自己的生命力萎缩，不使自己生命本质和意志遭受戕害，并且把自我的感情、自我的生命、自我的力量与民族解放紧紧联系在一起。
三
漂泊与自由紧密相连。大山、铁岭、李三麻子、丁宁等都有追求自由自在人生的愿望，并且都付诸于一定的行动。尽管端木蕻良出于功利的需要，塑造了铁岭、李三麻子这些反抗者。由于缺乏先进思想的引导，他们的斗争也是历代农民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淋漓尽致的展示。因此，自由意志是质朴的、感性层面的东西，还未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毋庸置疑，新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是不可能在铁岭这些青年农民的身上产生。因为，“思想，借助的不仅仅是经验，更是一种思维形式。没有一种新的思维形式，没有一种穿透经验层面现实人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就不可能产生超越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新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因此，没有新思想的武装，没有洞穿现实的独立思考能力，就不可能超越自身的局限生成新的社会理想，一切行动将是盲目的，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作者倾注全力塑造的铁岭在思想境界上并未超出农民的范畴。他除了信赖自己的体力，是不会反思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也没有能力对现实的是非曲直作出正确的判断。正如端木在《大地的海·后记》中所分析：“铁岭对于自己的命运是茫然的，他觉得自己最正当的命运是农夫，这个理由是非常单纯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农夫呀，或者说他是比农夫更单纯的一个猎人。”战争磨练了意志，提高了生存和斗争的技巧，却不可能提升思想和认识。与铁岭相比，大山是一位农民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没有拘囿于家族复仇的狭小圈子，而是将一家之仇扩展到阶级仇恨，将单纯的土地之争上升到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觉悟上要高于其他农民。非常不足的是，大山形象塑造得比较粗糙，看不到他性格发展和思想觉悟的过程。特别是大山革命思想的启蒙者“大老俄”在小说中仅是一个影子。因而，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原始生命力爆发带来的震撼力，而不是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的感召力。自由意志还停留在较低层次上。
真正体现自由意志的人物形象应当是丁宁。他通过对草原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考察，得出了完全不同于本阶级和大山、铁岭的看法，他看到的不仅仅是斗争，还是为何而斗争。尽管他是以封建家族继承者的身份出现的，剥削者的本性难以改变，但是他有先进思想作指导，有不同于历代统治者的人生理想，有对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全新感受，有对现实、自身和家族的清醒认识。第一，鄙视迷信习俗，仇恨一切封建的旧东西。实际上，巫术迷信与丁氏家族具有浓郁的渊源关系，丁家的祖先丁半仙就是凭借它得以发家，四太爷利用萨满教来遮盖巧取豪夺的罪行，使百姓误认丁家发的是“仙财”，从而增加敬畏之心。丁宁对巫医神汉和迷信活动极为反感，用憎恨的眼光赶走为母亲诊病的大法师，抗议母亲为父亲“孝佛”。在父亲的“祓苦”仪式中，大家都期望得到神灵的庇护，他却感到“静穆的悲哀”。第二，对现实生活有清醒而又深刻的认识。一是精确剖析社会经济形势。丁宁已经意识到东北经济被日本人操纵着，父亲要去“捣把”，“只是给日本人作菜而已”。二是清醒认识到家族血腥发家过程中种下的罪恶，并敏锐意识到丁氏王朝在历史大潮的冲击下即将崩溃的命运。丁宁发现大草原这些“吸血狼”，是看不见的“制度”“包庇荫封他们”，三奶家正是制度下压扁了的“渣滓”“沥滴”和“贫血的人行”。他意识到父亲的哀伤，是什么都不能医治的精神上的痈疽!他在得知水水一家就是北天王仅剩的余脉时，罪恶感充斥了心田：“而我今天却又作了祖上罪恶的最高明的鉴赏者了，这该是一件何等的罪恶的事实哟!”三是大胆进行自我反思。在“推地”运动中，丁宁感觉到他的同情和悲悯与大草原是两条永不交叉的平行线，经过痛苦地反思，终于意识到大山才是草原未来的主人。第三，有新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丁宁雄心勃勃地回归草原，其目的就是要改造和重建大草原。对自我失望后，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改造“新人”的计划中。他给春兄筹集学费，鼓励她树立向上的意志和自主的意识，还准备把她介绍给新人社的那些同学，把大山看作大草原的希望，倍加珍惜和爱护。当三奶欲置大山于死地时，他坚决反对，准备把这些情形在报纸上“整个的暴露”，“同时代大山起诉!”丁宁在情感和行动上已完全背离了他所在阶级的立场。
不可否认，承载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重担的丁宁并不是一个完人。他雄心勃勃地希望做大草原的主人，却没有摆脱贵族阶级的身份，骨子里面还保存着剥削阶级的本性，必然得不到农民的信任与支持，自始至终处于孤立无援之中，无法成为大草原的拯救者，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最后不得不伤心、失意地离开了大草原。丁宁有材补天，以补天为念，令人惋惜不已。丁宁的失败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行动。大山与之刚好相反，只有将他的勇武与丁宁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科尔沁草原真正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