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以它无数精美的雕塑和壁画而成为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国外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有个甘肃省，却知道中国有个敦煌，敦煌有个莫高窟。敦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也成了著名的旅游城市。以莫高窟为主要景点，加上阳关、玉门关、月牙泉等，都是人们去敦煌参观旅游的目的。
　　很少有人知道，莫高窟其实也是一块沙漠绿洲。它坐落在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西面背靠终年流沙的鸣沙山，面对着的是岩石嶙峋的三危山，四周是茫茫戈壁，唯有这一条长约4.5公里、最宽处不足1里的沙漠绿洲，生长着高大的树木，还有草丛，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遥想在公元366年的一天，一位叫乐僔的和尚西游到了这个地方，他穿过沙漠之后，发现沙漠中难得的清凉之地，不免歇息一番。他坐在参天大树之下，听着流水潺潺，感觉舒心无比。恰逢雨后，只见对面的三危山上忽然出现了万道霞光，状若千佛奇景。乐僔和尚眼观此景，顿悟此处乃是一方圣地，仿佛是佛祖指引、显灵，他不走了，发下誓愿在这里开凿石窟，为佛塑造全身，一来弘扬佛法，二来在这里修习禅定。打从乐僔和尚开凿石窟起，历朝历代都在此处不断开凿石窟，一直到清代前期。
　　乐僔和尚看到的情景我有幸见过一次。1972年春，甘肃省革委会政治部落实政策小组在莫高窟住了76天，任务是把“文革”中下放到各地农村的研究人员一个个请回来重新工作，请回的有段文杰、贺世哲……“解放”了常书鸿夫妇，为他们平了反。5月末的一个下午，下了一场大雨，雨后天晴若洗，敦煌研究所的樊锦诗、马世长等同志邀请我们四个人上洞窟游览，他们说，在这样的季节，这种时间的雨后，三危山可能有奇特景观出现。大家一起上了洞窟，不久，我们站在宋代洞窟的栈道上，便目睹了罕见的美景。只见三危山映着斜阳，随着水气升腾，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绚丽霞光放射开来，仿佛一条条彩带蜿蜒升空，忽红忽黄，忽绿忽蓝，变幻万千，幻化出许多形象，太美了！这就是当年乐僔和尚所见的状若千佛吧！如此美景，久住莫高窟的人也难得遇上几次。
　　自1943年常书鸿来到这里成立了敦煌研究所以来，工作人员借小河之利，坚持植树，在这片小绿洲上种植了榆树、杨树、核桃树、沙枣、李广杏、梨等树木，成为一片繁茂的林区。这片树林犹如一道绿色的帷幕，为洞窟抵制枯风、流沙，抵挡烈日、强光，使得洞窟保持着一定温度和湿度，使得那大大小小的彩塑千佛、飞天和壁画，延续着艺术青春。
　　这条小河，不仅养育了莫高窟的植物，造就了一个小小的绿洲，而且是几十年来研究所几十口人的饮用水，这条小河功莫大焉！
　　这条河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它发源于莫高窟南30公里的祁连山麓中一个名叫大源的地方，一路涓涓流下，流到三危山与鸣沙山的峡谷前，汇入了一条小溪。大泉流下的水是甜的，三危山流出的水是苦涩的，是由于三危山多云母等矿，含有镁和一些微量元素融化在水中。这条河流到莫高窟，让树木、小草饮饱喝足，不多远便消失在沙漠中了。但这水太珍贵了，没有它，就没有莫高窟。想想千年来开凿石窟的工匠、在此修行的高僧大德，还有敦煌研究所的人们，都靠它生活。我们在这里工作时也同大家一样，喝过这带着苦味、咸味的水，虽不好喝，但可以维持生命的需要。
　　就在1973年夏初，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敦煌文物研究所（当时的名称）通过电话向甘肃省文化局（当时名称）报告，敦煌县的农民在大泉开荒种地，大量用大泉水，大批砍伐涵养水源的红柳，以致造成大泉水量减少，莫高窟部分树木枯死！
　　这是关乎保护莫高窟的大事！一旦水源被截断，小河断流，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甘肃省文化局领导对敦煌所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决定派人实地查看，而后与敦煌县协商解决。局里派副局长郑啟友和我前往，我们乘坐一辆北京吉普，即刻出发。我记不得具体的日期了，但记得正是沙枣花盛开的季节，由兰州到敦煌莫高窟，1000多公里，我们两天赶到。
　　郑局长和我都感到事关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第二天清晨，便由敦煌研究所保护组组长李云鹤带我们前往大泉。
　　往大泉去是没有公路的，可以说是没路的，只能沿河而上。30公里，往返60公里只能靠自己的双脚了。早上7时出发，我们沿着河流在三危山与鸣沙山之间的峡谷穿行，峡谷幽暗，深一脚浅一脚走了约10公里，看到由东南方流出了一条溪流汇入主河道。李云鹤说，这就是那条苦水，它一流入主河道，流到莫高窟的水就变苦了，如果只有这条苦水，莫高窟前的树就无法存活，人也不能饮用了。峡谷里长些杂草，还有一些不太高的红柳，光线不好，植物长得不太好。经过了三个多小时跋涉，10时许我们走出了峡谷，前面豁然开朗，原来阳光是那么灿烂，走不多时，一阵香气袭来，似乎是玫瑰的香味。紧赶几步，我们看到好大一片盛开的黄玫瑰，面积四五十平方米，这么大片的黄玫瑰，我从没有见过，花朵个头都有茶杯大小，金色夺目，花香四溢，李云鹤说，这就是真正的好品种——蒙古黄。在这里居然看见大片黄玫瑰，也算是段奇遇了，使我至今不忘。我们一面赞叹大自然的神工造化，一面感到滋润生命的沙漠之水，真是太伟大了。
　　穿过这片开阔地继续山行，路越发难走。溪流两边的红柳长得很旺，又高又密，有的长得有三四米高，直径3～5厘米，它们的树龄最少也有几十年了，红柳开着淡红的穗状花束，细细的树干，小小的树叶，依然袅娜动人。大泉水滋养着红柳，红柳掩映着河水，在贫瘠的沙山中，互相扶持，度过悠久的岁月。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砍伐红柳的痕迹，在前面的开阔地上，发现了车辙，不由发出不应该砍伐红柳的感慨，人们怎么能这样破坏自然，毁掉生存的环境呢，那些被砍的红柳，真让我们心痛，它们多少年才长了这么大！
　　我们三个人沿河艰难地走着，边走边叹，没有停歇，到了下午1时多，终于来到了大泉。
　　这里是祁连山下的一个缓坡，我们看到了一块块被开垦的农田，台阶式地散布在山坡上。大泉是从山麓几处涌出来的泉水，大的泉眼仅有10多平方米，农民在此处挖了水渠，水缓缓地浇灌着农田。地里种着小麦、胡豆等作物，都长得很好，麦苗约有3厘米高。山坡下方有块平地，盖有数间土坯房，住着三个人，我们进到房里，看到有炕、有灶台。 　　我们和农民拉起了话，郑局长问，你们是哪个县，哪个公社的，怎么到这里开荒种地，知道不知道这条河流到哪里，你们在这生活方便不方便，吃的什么，烧的什么等等。农民回答得非常清楚，说这是敦煌县和公社的决定，要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让他们到此开荒种地，这里有水源，能种庄稼，先开了这些地，以后根据水的情况再扩大面积。吃的面是从村里运来的，取暖做饭烧的是红柳，不是大队的决定，谁愿意到离村庄这么远的地方种地。他们给我们烧了一壶开水，我们三个人吃着自带的干粮。这壶水喝起来又干净又甘甜，和在莫高窟喝得水大相径庭。有如此甘美的水，难怪庄稼长得好。
　　我们又上泉眼和小块农田细看了一番，稍事休息，下午3时多动身原路返回。
　　返回的路上，我们三个人很少说话，心里都不是滋味，一方面想，县里的领导明知大泉水是莫高窟的命脉，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难道再无别的措施，非要在这里开垦十来亩地。就算县上能多收万把斤粮食，与莫高窟的保护孰轻孰重？这样机械教条地贯彻“以粮为纲”方针，究竟是为什么？另一方面，如此下去，莫高窟的树木浇不上水怎么办，眼看夏季来临，用水量还需增大。红柳是水源涵养林，这样大量砍伐，生态会遭到破坏……就这样，30公里路比来时走得慢多了，天黑后，我们回到了研究所。敦煌天黑大概在晚上10时多，夏天大约11时太阳才西沉。
　　我们和研究所的领导交换了意见后，决定第二天一起去县里，向县委作汇报。第二天，我们去到县委，向接待人员说明来意，介绍了来人，可以这么说，基本上吃了闭门羹。县委书记和主要领导不愿见我们，过了较长时间终于等来了一位领导，我们把敦煌所的反映和我们实地查看的情况一一说明，尽管郑局长汇报的态度十分缓和，但我们的意见十分明确，我们在大泉源头作了考察，希望县上本着省革委会对莫高窟“保护、研究、发展”的原则，保护水源，立即制止在大泉源头开荒种地，大量砍伐红柳的行为，让大泉之水顺畅地流到莫高窟。
　　鉴于敦煌县的态度，我们觉得事不宜迟，越过了酒泉地委先向甘肃省文化局党组作汇报，党组又立即向省革委会汇报。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泉水源保护问题才得以解决。
　　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情的人已为数寥寥，郑啟友已作古数年了，近40年来类似的事件再没有发生过。如今的敦煌市，十分注重环境的保护，敦煌研究所早已用上了自来水，阳关遗址得到保护，建立了阳关博物馆，在南湖建起了葡萄长廊，采取了很多办法来保持月牙泉的水量……2011年，敦煌斥资57亿，加强敦煌市的环境保护工作。
　　在这件事情上，敦煌的教训和经验都是丰富的。但在中国的大地上，为了眼前的利益牺牲环境保护的事件还有很多。山林被砍伐，江河湖海的污染，土壤的毒化，纵有许多需要的理由，但终究是目光短浅，饮鸩止渴，不计后果。孰不知，资源破坏了，发展便是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