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一样日本和西方没有的“隐形收入”——就是家庭和社会纽带的互助。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来到中国工作生活，30多年来，几乎走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从一二线大城市到刚脱贫和未脱贫的边远地区。在共享住宿还未出现的年代里，我就睡过老乡家的床，和他们喝过酒，被他们纯朴乐观的心态所打动。
　　这些旅行中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我得以亲眼见证了普通中国人因为国家的崛起发展，收入和生活质量不断增长的“小确幸”。
　　数年前，我的一位上海籍女同事嫁给了来自贵州安顺的大学同学。一开始，女方的父母是不赞成这门亲事的，后来虽然因为女儿坚持勉强答应，但心里始终还是不太乐意。
　　小两口回安顺摆酒的时候，我作为证婚人也去凑了个热闹。没想到，却碰上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热闹场面。
　　新郎是村子里第一个考到上海的大学生，又娶回了一个上海媳妇，村支书于是亲自带着乡亲们前来道贺。我印象中，至少来了好几百人，灯笼高挂，酒菜丰盛，觥筹交错。
　　席间我跟村民们聊了聊。安顺曾经是贫困地区，现在不但脱了贫，而且是“黔中經济区”的新兴工业城市，还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所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不错，而且跟发达大城市相比，发展潜力巨大。
　　女方父母此行之后也改变了看法。他们告诉我，之前小看了贵州——虽然发展程度与上海还有很大差距，但由于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日子又有“奔头”，当地人的可支配收入和幸福感其实并不输上海。
　　同样是乡村，日本农民至少在生活成本上就要远超过中国。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日本政府发放给每位国民10万日元补贴，约合6500元人民币。这听起来不错，但在日本其实也只够买100斤好大米（新潟的越光米一斤要65元人民币）而已。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还有一样日本和西方没有的“隐形收入”——就是家庭和社会纽带的互助。
　　我的另一位朋友来自重庆郊区，在上海打工，家里距离重庆市区有100多公里，不算是富裕地区。去年她回老家结婚时，每月退休金不到1000元的外公，居然给了她一个2万元的大红包。
　　她很吃惊，问外公，钱是哪里来的？外公笑着说，一是平时小辈们给的零花钱没舍得用存起来的，二是平时在外面帮朋友做零工攒的。
　　这样感人的故事在中国比比皆是，在日本和西方却很难想象——发达西方社会里，就算父母能这样做的也不多，更别说除了基本退休金并无收入的外公了。
　　中国社会仍然保有整个家庭团结一致赡养老人和扶助子女的东方优良传统，这是中国独特的国情，也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保持稳定的“压舱石”。在我看来，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式收入”和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