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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黄崖教案前后太谷学派与当局的关系，讨论了太谷学派对官场的态度和学派思想转变的主客观原因，探讨了民间团体对当局的态度与其生存发展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 太谷学派 黄崖教案 民间团体 官场 关系
黄崖教案是太谷学派第二代传人张积中在山东黄崖山聚众讲学居住，受到当局围剿，死伤数千人，致太谷学派北宗一支几乎荡然无存的惨案。黄崖教案是太谷学派与官场冲突的典型，在其发生前后太谷学派对官场的态度与交往截然不同，之前学派与官场多冲突、未积极与官府沟通，最终酿成惨剧，之后学派中人积极入仕，与官场中人多交往，学派走出“叛逆”阴影，并取得南北合宗的发展，学派思想及行动也由侧重内圣转而内圣外王兼通。可见，取得当局的认同与支持是民间团体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的一条路径。
一、黄崖教案前太谷学派与官场的关系
黄崖教案前，周太谷、张积中、李光炘基本未入仕途，且与清廷多有冲突。
周太谷“相传为池州府属庠生，或以其膂力过人，疑为武庠生”。［1］111798年周太谷得道后，到处传道，相传徒众中有大官僚。在1814或1815年，两江总督百龄了解到周太谷徒众竟达数千人，认为对清廷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决定予以拘捕，周太谷在狱中得到狱长、狱卒等下层人士的保护，后来被狱长或狱卒们偷偷释放，却以《瘐毙》上报。可见周太谷一生未入仕途，与当局有矛盾。
张积中为官僚乡绅家庭出身，“宗族中多举人、进士，官至封疆大吏者亦不乏其人”。［2］5他约于十七岁（1821年）时与江都知县陈文述相识，成忘年之交。《肥城县乡土志》卷四《兵事录》记载，张积中“以贡就教职”。［2］11张积中早年多次科考失利后，无心仕途，及从师周太谷后，一心向学，并承担其传道于北的重任。劝张积中求官的人很多，他在1835年做诗《述怀二首，答人劝求官纳妾》：“听鼓应官梦已销。”［3］71以表明志向。之后张积中被举荐或不见用，或政见不合，终未入仕途。1851年，“督兵大臣周天爵以积中有奇才，荐朝廷，未得用”。［2］861853年，“三月，刑部侍郎、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諴拟请张积中、李光炘入军幕。敦请再三，积中二人乃往晤焉，后因政见不一而辞出”。［2］93综上可见，张积中一生未入仕。但是张积中并不排斥官场，首先表现在为其子张绍陵疏通谋求功名上。1854年三月十四日，太平军克山东临清州，张积功全家殉难。清廷为表彰张积功之忠义，以积中子张绍陵嗣，袭云骑尉。积功忠烈，立传《清史稿》。［2］99-1011857年，为其子张绍陵谋县贰一职，至1859年，张绍陵保升知县。但张绍陵即使积极入仕也未见用。至1862年，“绍陵听鼓省门，数年未得一摄篆，殊困”，［4］372“明年刘德培事发，张绍陵因而获议”。［2］153张积中与官场的关系还表现在他的家人亲族中人多人做官。其兄张积功在临清知州任上于太平军攻城后全家殉难。族兄张集馨、表弟吴载勋等也做官。
统观张积中的一生，其家庭出身及其才学使其于官场之人多相识相交。由于个人志趣与才学不见用，一生未做官。他积极为儿子谋求官职，其亲朋为官亦多，可见他对政府当局没有持反对的态度。定居黄崖后虽徒众众多，但未见其谋反之举，甚至在围剿时未见其反抗之举，也未见其与清政府之官员协调谈判，而是在官员几次催请下山相商而未能露面，最后被清廷以谋逆之心武装镇压。诚然，这与当局对谋逆的敏感及操办官员求功不求实有相当关系，但在太谷学派一方，也可见在被当做叛逆受官兵围剿时，张积中等并未与官府达成积极有效的沟通，最终酿成惨剧。
李光炘与张积中家庭出身类似，同时拜周太谷为师，志向无差，担当太谷学派传道于南的重任。黄崖教案之前，李光炘与张积中对待官场的态度大致相同。与张积中同被雷以諴相请并共同前往一起辞出。在悟道传道中接收门人也不乏官宦之人家子弟，例如1848年春，李光炘游金陵，寓王绍府太守家，收其子王启英、王启俊为徒［1］40。1862年十月起李光炘经营龙川草堂并维持五年，至1866年受黄崖之难牵连四处避祸。可见李光炘在黄崖教案前交往之人也有官員等，但自己未做官。
黄崖教案前，太谷学派中人周太谷、张积中、李光炘等与官场多冲突，或未积极入仕，学派在民间发展繁荣，但一度受官府敌视，在受官府怀疑时，交流不畅未能化解危机，最后酿成黄崖教案的惨剧，北宗由此式微，学派活动转入地下，太谷学派受重创。
二、黄崖教案后太谷学派与官场的关系
黄崖教案后，太谷学派北宗几乎覆灭，其余太谷学派中人多有牵连，或牵连获罪，或逃亡避难。但是黄崖教案让幸存的南宗领导人认识到获得官方认可甚至支持的重要性，一改之前被动、清高不入仕的态度而积极敦促学派中人考取功名，学派众人为官者多，且为太谷学派的南北合宗及生存发展甚至是力图平反黄崖教案提供了众多便利条件。
黄崖教案后，“吴载勋因积中戚属故，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并发黑龙江当苦差，至1869年获清廷批准其还籍”。［2］168李光炘因黄崖案四处避祸，直至黄崖教案后第四年，即1870年，迁居泰州徐家桥，方才安定。黄崖教案后，为官之亲属受牵连，太谷学派南宗也受牵连四处避难。以上是黄崖教案发生后太谷学派受官场的迫害。
黄崖教案迫使领导人转变思想，为学派发展计迎合官场。在避祸期间，李光炘鼓励门人考取功名，力图为传道创造官方的认同环境。这一时期李光炘收徒中官僚也有很多，例如：“1880年，盱眙李长乐（官湖北提督）过扬州，也愿向李光炘执弟子礼。同时，六合同知达桂葆、丹徒徐显照拜李光炘为师。1881年，甘泉张国英（提督）、仪征赵永年也来拜李光炘为师。这时，李光炘已向上层官僚发展门徒”。［5］154太谷学派南宗不断发展壮大，刘鹗、毛庆蕃先后拜从李光炘。
1883年，黄葆年得中进士，并出任山东淄阳县令，后历任莱阳、福山、泗水等。在为官期间，联络南北弟子，太谷学派弟子纷至沓来，县署成为了太谷学派的聚会地，组织多次聚会并促成南北合宗。1902年黄葆年为实现南北合宗大业，辞官南归，九月九日苏州归群草堂开舍讲学，从而实现了学派的南北合宗。期间毛庆蕃得中进士。毛庆蕃历任户部员外郎、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河北永定河道、河北布政使、江苏提学使、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与刘鹗同为苏州归群草堂讲学经费的主要提供人。1906年，乔树柟上奏慈禧太后请求重审黄崖案，但由于官僚利益最终不了了之。以上可以看出，黄崖教案后，太谷学派积极入仕，为学派发展谋求了诸多便利。
太谷学人为官期间做出了一些政绩。黄葆年在任职朝城知县期间，以工代赈修筑了城郭。他初到朝城时，就发现城郭倾圮，但他“不敢轻议修筑，惧厉民也”，恐怕加重百姓的负担。后来，“雨水为灾，民食无所，恐遂致流离”，他才决定以工代赈，先“浚河”，后“筑城”，终于“河工成”、“城工成”，农民获得了较好收成，“民鲜流亡”。即便如此，他在《新修朝城碑记》中仍告诫人们“力役之不可以轻举”。［6］117-120可见黄葆年为官期间，以民众利益为考量，不好大喜功，同时做出了有益于人民的事。
刘鹗出身于官僚家庭，其父亲刘成忠历任编修、御史河南归德府知府、河南汝南光道等。刘鹗自小浸润于官场人家，与官场中人李鸿章、张曜等多有交往，也曾为官几载，并做出河工等实效实工，后辞官办洋务及参与庚子之乱支持赈灾等活动都一直与官场中人交往。在《风潮论》中可见刘鹗的忧国忧民的自述：“仆自甲午以后，痛中国之衰弱，虑列强之瓜分，未可听其自然。思亟求防御之方，非种种改良不可。”［7］140刘鹗在《致黄葆年》中写道：“今日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朘削为事，民不堪矣。民困则思乱，迩者，又有康、梁之徒出而鼓荡之，天下殆哉岌岌乎”，故自许“以养天下为己任”。以上可见刘鹗对国对民的拳拳之心，其外王思想彰彰可见。
黄崖教之后，太谷学派中人李光炘鼓励门人考取功名，黄葆年历任县官，毛庆蕃、乔树柟等为太谷学派争取了良好的官方环境，刘鹗在官场的奔走，都反映了太谷学派中人在黄崖教案后，转变对官场的态度，积极入仕，与官场中人交往，促使太谷学派在黄崖教案后走出“谋逆”阴影，得以恢复壮大。
三、黄崖教案前后太谷学派与官场的关系对比和讨论
从太谷学人与官场的交往可见民间学派、教派团体与政权当局的冲突与融合。太谷学派领袖大多是地主官僚家庭出身，门徒中也不乏官僚，太谷学派与官场的交往较多。太谷学派与官场的联系分为黄崖教案前与后两个鲜明不同的阶段。黄崖教案前，创派人周太谷，第一代传人张积中、李光炘都不积极为官，甚至与官场有激烈的冲突——被捕入狱，黄崖教案，被流放，避难。黄崖教案后李光炘鼓励门人为官，收徒也向高级官僚扩展。黄葆年、毛庆蕃等可谓积极入仕的代表。在黄崖教案后，太谷学派不仅摆脱了黄崖教案“谋逆”的阴影，而且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与官场的积极交往是分不开的。
通过考察太谷学派的学说，可见其总体上侧重于内圣之学，通过修身至内圣的境界的诉求。而黄崖教案后，太谷学派对官场当局的态度演变使其外王之学得以彰显。可以说，太谷学派与官场的纠葛演变，出发点是为了学派小团体的发展，内圣之学的熏习使太谷学人有的在为官期间造福于民，有的抱有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无疑落脚点在外王。
太谷学派与官场的冲突与融合可作为民间团体与政权当局的矛盾与交流的一个典型案例。民间团体在发展的初期处于秘密阶段，随着发展规模的日益增大，政权当局对其察觉并视为敌寇，如果未能及时地化解矛盾，就势必酿成激烈冲突，黄崖教案即是一例。經过此类事件，民间团体或湮灭，或隐匿于民间，或积极与当局对抗，或积极与当局取得联系，得到当局的支持。太谷学派经过黄崖教案洗礼后，学派领袖意识到获得当局认可对学派团体发展的重要性，而转变对官场的态度，从而获得后来的发展壮大。这一转变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学派发展的全面性，由“心息相依”的内圣之修养身心之“实”的精神扩展到事功、为国为民的外王之“实”的落实。取得当局的认同与支持无疑是民间团体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的一条路径。
参考文献：
［1］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M］.方宝川.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3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1-124.
［2］朱季康，刘弘逵．张积中年谱［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张积中.白石山房诗钞［G］.方宝川.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1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
［4］张积中.张氏遗书［G］.方宝川．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2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5］陈辽．周太谷评传［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
［6］黄葆年.归群草堂文集［G］.方宝川.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2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1-158.
［7］刘鹗.风潮论［G］.刘德隆.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关键词： 太谷学派 黄崖教案 民间团体 官场 关系
黄崖教案是太谷学派第二代传人张积中在山东黄崖山聚众讲学居住，受到当局围剿，死伤数千人，致太谷学派北宗一支几乎荡然无存的惨案。黄崖教案是太谷学派与官场冲突的典型，在其发生前后太谷学派对官场的态度与交往截然不同，之前学派与官场多冲突、未积极与官府沟通，最终酿成惨剧，之后学派中人积极入仕，与官场中人多交往，学派走出“叛逆”阴影，并取得南北合宗的发展，学派思想及行动也由侧重内圣转而内圣外王兼通。可见，取得当局的认同与支持是民间团体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的一条路径。
一、黄崖教案前太谷学派与官场的关系
黄崖教案前，周太谷、张积中、李光炘基本未入仕途，且与清廷多有冲突。
周太谷“相传为池州府属庠生，或以其膂力过人，疑为武庠生”。［1］111798年周太谷得道后，到处传道，相传徒众中有大官僚。在1814或1815年，两江总督百龄了解到周太谷徒众竟达数千人，认为对清廷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决定予以拘捕，周太谷在狱中得到狱长、狱卒等下层人士的保护，后来被狱长或狱卒们偷偷释放，却以《瘐毙》上报。可见周太谷一生未入仕途，与当局有矛盾。
张积中为官僚乡绅家庭出身，“宗族中多举人、进士，官至封疆大吏者亦不乏其人”。［2］5他约于十七岁（1821年）时与江都知县陈文述相识，成忘年之交。《肥城县乡土志》卷四《兵事录》记载，张积中“以贡就教职”。［2］11张积中早年多次科考失利后，无心仕途，及从师周太谷后，一心向学，并承担其传道于北的重任。劝张积中求官的人很多，他在1835年做诗《述怀二首，答人劝求官纳妾》：“听鼓应官梦已销。”［3］71以表明志向。之后张积中被举荐或不见用，或政见不合，终未入仕途。1851年，“督兵大臣周天爵以积中有奇才，荐朝廷，未得用”。［2］861853年，“三月，刑部侍郎、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諴拟请张积中、李光炘入军幕。敦请再三，积中二人乃往晤焉，后因政见不一而辞出”。［2］93综上可见，张积中一生未入仕。但是张积中并不排斥官场，首先表现在为其子张绍陵疏通谋求功名上。1854年三月十四日，太平军克山东临清州，张积功全家殉难。清廷为表彰张积功之忠义，以积中子张绍陵嗣，袭云骑尉。积功忠烈，立传《清史稿》。［2］99-1011857年，为其子张绍陵谋县贰一职，至1859年，张绍陵保升知县。但张绍陵即使积极入仕也未见用。至1862年，“绍陵听鼓省门，数年未得一摄篆，殊困”，［4］372“明年刘德培事发，张绍陵因而获议”。［2］153张积中与官场的关系还表现在他的家人亲族中人多人做官。其兄张积功在临清知州任上于太平军攻城后全家殉难。族兄张集馨、表弟吴载勋等也做官。
统观张积中的一生，其家庭出身及其才学使其于官场之人多相识相交。由于个人志趣与才学不见用，一生未做官。他积极为儿子谋求官职，其亲朋为官亦多，可见他对政府当局没有持反对的态度。定居黄崖后虽徒众众多，但未见其谋反之举，甚至在围剿时未见其反抗之举，也未见其与清政府之官员协调谈判，而是在官员几次催请下山相商而未能露面，最后被清廷以谋逆之心武装镇压。诚然，这与当局对谋逆的敏感及操办官员求功不求实有相当关系，但在太谷学派一方，也可见在被当做叛逆受官兵围剿时，张积中等并未与官府达成积极有效的沟通，最终酿成惨剧。
李光炘与张积中家庭出身类似，同时拜周太谷为师，志向无差，担当太谷学派传道于南的重任。黄崖教案之前，李光炘与张积中对待官场的态度大致相同。与张积中同被雷以諴相请并共同前往一起辞出。在悟道传道中接收门人也不乏官宦之人家子弟，例如1848年春，李光炘游金陵，寓王绍府太守家，收其子王启英、王启俊为徒［1］40。1862年十月起李光炘经营龙川草堂并维持五年，至1866年受黄崖之难牵连四处避祸。可见李光炘在黄崖教案前交往之人也有官員等，但自己未做官。
黄崖教案前，太谷学派中人周太谷、张积中、李光炘等与官场多冲突，或未积极入仕，学派在民间发展繁荣，但一度受官府敌视，在受官府怀疑时，交流不畅未能化解危机，最后酿成黄崖教案的惨剧，北宗由此式微，学派活动转入地下，太谷学派受重创。
二、黄崖教案后太谷学派与官场的关系
黄崖教案后，太谷学派北宗几乎覆灭，其余太谷学派中人多有牵连，或牵连获罪，或逃亡避难。但是黄崖教案让幸存的南宗领导人认识到获得官方认可甚至支持的重要性，一改之前被动、清高不入仕的态度而积极敦促学派中人考取功名，学派众人为官者多，且为太谷学派的南北合宗及生存发展甚至是力图平反黄崖教案提供了众多便利条件。
黄崖教案后，“吴载勋因积中戚属故，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并发黑龙江当苦差，至1869年获清廷批准其还籍”。［2］168李光炘因黄崖案四处避祸，直至黄崖教案后第四年，即1870年，迁居泰州徐家桥，方才安定。黄崖教案后，为官之亲属受牵连，太谷学派南宗也受牵连四处避难。以上是黄崖教案发生后太谷学派受官场的迫害。
黄崖教案迫使领导人转变思想，为学派发展计迎合官场。在避祸期间，李光炘鼓励门人考取功名，力图为传道创造官方的认同环境。这一时期李光炘收徒中官僚也有很多，例如：“1880年，盱眙李长乐（官湖北提督）过扬州，也愿向李光炘执弟子礼。同时，六合同知达桂葆、丹徒徐显照拜李光炘为师。1881年，甘泉张国英（提督）、仪征赵永年也来拜李光炘为师。这时，李光炘已向上层官僚发展门徒”。［5］154太谷学派南宗不断发展壮大，刘鹗、毛庆蕃先后拜从李光炘。
1883年，黄葆年得中进士，并出任山东淄阳县令，后历任莱阳、福山、泗水等。在为官期间，联络南北弟子，太谷学派弟子纷至沓来，县署成为了太谷学派的聚会地，组织多次聚会并促成南北合宗。1902年黄葆年为实现南北合宗大业，辞官南归，九月九日苏州归群草堂开舍讲学，从而实现了学派的南北合宗。期间毛庆蕃得中进士。毛庆蕃历任户部员外郎、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河北永定河道、河北布政使、江苏提学使、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与刘鹗同为苏州归群草堂讲学经费的主要提供人。1906年，乔树柟上奏慈禧太后请求重审黄崖案，但由于官僚利益最终不了了之。以上可以看出，黄崖教案后，太谷学派积极入仕，为学派发展谋求了诸多便利。
太谷学人为官期间做出了一些政绩。黄葆年在任职朝城知县期间，以工代赈修筑了城郭。他初到朝城时，就发现城郭倾圮，但他“不敢轻议修筑，惧厉民也”，恐怕加重百姓的负担。后来，“雨水为灾，民食无所，恐遂致流离”，他才决定以工代赈，先“浚河”，后“筑城”，终于“河工成”、“城工成”，农民获得了较好收成，“民鲜流亡”。即便如此，他在《新修朝城碑记》中仍告诫人们“力役之不可以轻举”。［6］117-120可见黄葆年为官期间，以民众利益为考量，不好大喜功，同时做出了有益于人民的事。
刘鹗出身于官僚家庭，其父亲刘成忠历任编修、御史河南归德府知府、河南汝南光道等。刘鹗自小浸润于官场人家，与官场中人李鸿章、张曜等多有交往，也曾为官几载，并做出河工等实效实工，后辞官办洋务及参与庚子之乱支持赈灾等活动都一直与官场中人交往。在《风潮论》中可见刘鹗的忧国忧民的自述：“仆自甲午以后，痛中国之衰弱，虑列强之瓜分，未可听其自然。思亟求防御之方，非种种改良不可。”［7］140刘鹗在《致黄葆年》中写道：“今日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朘削为事，民不堪矣。民困则思乱，迩者，又有康、梁之徒出而鼓荡之，天下殆哉岌岌乎”，故自许“以养天下为己任”。以上可见刘鹗对国对民的拳拳之心，其外王思想彰彰可见。
黄崖教之后，太谷学派中人李光炘鼓励门人考取功名，黄葆年历任县官，毛庆蕃、乔树柟等为太谷学派争取了良好的官方环境，刘鹗在官场的奔走，都反映了太谷学派中人在黄崖教案后，转变对官场的态度，积极入仕，与官场中人交往，促使太谷学派在黄崖教案后走出“谋逆”阴影，得以恢复壮大。
三、黄崖教案前后太谷学派与官场的关系对比和讨论
从太谷学人与官场的交往可见民间学派、教派团体与政权当局的冲突与融合。太谷学派领袖大多是地主官僚家庭出身，门徒中也不乏官僚，太谷学派与官场的交往较多。太谷学派与官场的联系分为黄崖教案前与后两个鲜明不同的阶段。黄崖教案前，创派人周太谷，第一代传人张积中、李光炘都不积极为官，甚至与官场有激烈的冲突——被捕入狱，黄崖教案，被流放，避难。黄崖教案后李光炘鼓励门人为官，收徒也向高级官僚扩展。黄葆年、毛庆蕃等可谓积极入仕的代表。在黄崖教案后，太谷学派不仅摆脱了黄崖教案“谋逆”的阴影，而且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与官场的积极交往是分不开的。
通过考察太谷学派的学说，可见其总体上侧重于内圣之学，通过修身至内圣的境界的诉求。而黄崖教案后，太谷学派对官场当局的态度演变使其外王之学得以彰显。可以说，太谷学派与官场的纠葛演变，出发点是为了学派小团体的发展，内圣之学的熏习使太谷学人有的在为官期间造福于民，有的抱有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无疑落脚点在外王。
太谷学派与官场的冲突与融合可作为民间团体与政权当局的矛盾与交流的一个典型案例。民间团体在发展的初期处于秘密阶段，随着发展规模的日益增大，政权当局对其察觉并视为敌寇，如果未能及时地化解矛盾，就势必酿成激烈冲突，黄崖教案即是一例。經过此类事件，民间团体或湮灭，或隐匿于民间，或积极与当局对抗，或积极与当局取得联系，得到当局的支持。太谷学派经过黄崖教案洗礼后，学派领袖意识到获得当局认可对学派团体发展的重要性，而转变对官场的态度，从而获得后来的发展壮大。这一转变还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学派发展的全面性，由“心息相依”的内圣之修养身心之“实”的精神扩展到事功、为国为民的外王之“实”的落实。取得当局的认同与支持无疑是民间团体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的一条路径。
参考文献：
［1］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M］.方宝川.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3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1-124.
［2］朱季康，刘弘逵．张积中年谱［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张积中.白石山房诗钞［G］.方宝川.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1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
［4］张积中.张氏遗书［G］.方宝川．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2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5］陈辽．周太谷评传［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
［6］黄葆年.归群草堂文集［G］.方宝川.太谷学派遗书（第二辑）（第2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1-158.
［7］刘鹗.风潮论［G］.刘德隆.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