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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一直不断的追问和争论“哲学与人的存在究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说明哲学理论需要提倡分析和批判的精神。人类文明的根本标志在于人的知、情、意、行得到合理而协调的发展，现代文明以追求物质高消费为出发点而牺牲和掠夺自然的发展观已到极限，各种生存灾难导致人类开始自我否定与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关于无限世界的一般规律的总汇，其实质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发展道路的抽象概括，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要研究和探索自然必然性和实践合理性的辩证关系，建树新的发展理念，以保持并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关键词】 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1074(2009)04-0078-02
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像实证科学的对象那样，可以在实验中给定，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争论、修改、生成着的，正因为这样，说明人们对它的认识正在步步深入。这个不断生成着的对象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
关于人的存在方式，除了人的自然属性外，人与其他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的另一本质，马克思有两个最为著名的论断：其一，“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类的特性。[1]其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从劳动的对象化特征契入，揭示了人的一般本性。马克思分辨人的特质是从区别人和动物开始的，但他抓住的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即产生其它一切区别的区别。他指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并不把自己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最终脱开了自然系列中的动物。马克思强调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并不是要把人的本质径直归结为人的意识，而是要特别地说明这一点，即人的感性的生命活动总有意义的选择和理性的尺度为内涵的意识寓于其中。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性不是在抽象的精神王国而是在现实的实践领域获得证实的。
人的生命活动当然是有意识的，但它并不因此而归结为以意识为独立主体的抽象精神活动；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性，表明只有人才能不仅在自己的意识中而且在活动中把自身同自然界分开，通过劳动获得了自由的自觉的性质。人的劳动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及其总和的前提，没有人的这种生命活动，种种社会关系既无从产生，也无从更新；同时，人的劳动又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及其总和的依据，离开人的这种生命活动，种种社会关系便无从理解，这些社会关系间的逻辑关联也就无从确定。当然，也可以说，人的劳动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结果，因为这些社会关系总和起来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活生生的生命活动。简言之，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关系就是：社会关系“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1]这种关系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既克服了脱离社会的自然主义的局限性，又克服了把个人只是看作社会关系的消极“产物”、消融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局限性。
人同自然的关系主要是人同自然的物质交换、理性认识和超功利超认知的审美关系，人同他人的关系则至少应该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和法诸领域中人与人的伦理、政治、生产与产品分配等交往关系及这些关系的相应的精神形式，此外，人的文学艺术创造、文学艺术鉴赏乃至可能的信仰领域的种种对象性关系“总和”起来构成人的存在方式。
人的存在方式，从创造性的角度看，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方式，即他需要不断地超越现状，追求理想。在素朴的直观思维方式统治思维领域的时代，这种追求变成了寻找某种最终的本体和实体。理想的存在不是没有，但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的存在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未来，即正在实现着的未来；所以它也不是某种给定的状态，而是一个永远开放的过程。
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思维、社会和自然三大领域中的一般规律的”这种说法能成立，那就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绝对真理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与之相反，它不是要杜撰绝对真理的体系，而是要发现通向绝对真理的道路。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不是要颁布适合于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的永恒真理的教条，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的抽象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了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并由此出发来考察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这个内在根据就是实践。人是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成为人的。人是从自然界发展出来的，但是，仅有自然的发展还不可能成为人。狼孩和狮孩的发现，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人能通过实践方式——劳动——来改造外部世界，才使他超出了自然动物和自然界，成了有高度抽象思维能力的社会动物。
因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的抽象概括。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来是黑格尔为解决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同一关系而提出来的。他之所以能提出这一关系，就是因为看到了人的现实的能动性，看到了人与外部世界所特有的能动的为我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阐述这一关系的辩证法时，“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
思维并不是单指以自身为对象的思维——自我意识。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那样是独立的，它在形式上是以自我为对象，实际上却是以外物为对象，不过不是直接的，而是以感觉为中介的。给定了的感官对象，一旦当它转化为思维的对象时，它的给定性便被扬弃了，成了被思维规定的对象，即成了某种类存在。这种类存在物的现实性即体现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划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划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在外观上，通过生产实践，人们改造的似乎仅仅是外部世界，实际上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却实现了对人自身的改造。所以，人和自然动物不同。
不同的人是在各自的实践活动中，才获得了自己的现实规定性的。总之，人和外部世界的现实性并不是先验地给定的，而是在历史实践的发展中获得和展开的。这种获得和展开的过程，曾经十分令人振奋地表现为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因此，人们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人和人的不断增长的消费（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这种发展观。存在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都当成了牺牲品。结果，物极必反，在长期发展中，竟成了对自己的否定：首先以大量物种迅速绝灭为代价，而数量上恶性膨胀着的人类，由于追求现代化的高消费，自身的繁殖能力正在退化；其次，由于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生产手段，以无止境的高消费为目的，结果造成了大量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破坏，造成了大批物种的绝灭，人的生存环境正在被恶化和破坏。追求高消费的现代化生产活动，似乎成了人类自挖坟墓的活动。如果人们仍然是以的高消费为存在目的，那么征服自然、掠夺自然必然将继续下去，“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实践上便不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发展道路和新的发展模式。
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辩证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即是消费，消费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生产。但处于第一性的是生产。生产应该引导消费这一原则易为市场效应所淹没，而没有这一原则，便不可能发现新的发展理念；没有新的发展理念，便无所谓新的发展道路。生物的多样性应该得到保护，人与环境应该得到越来越合理的协调发展，各种各样的生物乃至非生物的存在，不能仅仅看作是人类消费资料的来源，而应同时看作是人类自身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它们和我们也都有其不应剥夺的自身存在的权利。所以，人们必须提倡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保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但在实践中人与自然动物不同，他的生活资料主要靠自己来生产，而不是由自然直接供给的。所以，只要人存在，那么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便不能停止。要改造，便难免会打破自然界原有的平衡秩序。简单地保护原有的生态平衡与自然环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能不能把对环境的不断改造，同时变成对环境的不断保护和建设。这当然也涉及发展观念的重大改变。这不仅要涉及承认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的权利，而且要改变以人的无止境的消费为生产的目的的片面性。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的消费水平应该越来越高，事实上也一定越来越高。但文明的根本标志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人的知、情、意得到更合理的和更协调的发展。富有固然是文明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但是如果富有了便欲壑也增大了，那也可能走上反文明的道路。因此，研究和探索新的发展理念，应该是哲学研究当务之急的任务。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确切地来称呼这个理念，但是，新发展观的一些基本特征，人们已经能感受到了。如，人不再是发展的唯一出发点；人和自然必须得到协调的发展；在这种多元的发展过程中，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同时也是对自然的重建等等。所以，如果以往的发展，主要是在把握了自然的必然性的条件下取得的，那么，今后还得研究这种必然性与实践的合理性的关系。这将是新的发展理念的诞生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与自然界的实践性关系的调控，只能通过人类的文化创造的生命活动来完成。这种文化创造的生命活动，改变和创新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世界，也改变和创新着人的主观世界，伴随着人类世界向更合理的和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想状态行进，指明了人的存在方式及发展道路，实践正是人的存在方式及发展道路最根本的途径。
首先，生产力是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其次，实践创造着全面丰富的合理的社会关系。因为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实践创造活动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它必然会要求建立更为全面的、合理的、符合自己发展需要的社会关系，促使社会关系向着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人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人们必然会自觉地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变革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要求的社会关系。再次，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觉悟水平的极大提高，也是通过实践而实现的。实践过程，本身就是认识和不断地修正、完善认识的过程。实践改造着外部世界，也改造着人自身，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形成的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关系的合理建构，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觉悟水平必然会得到不断提高。
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是人类文化创造和社会实践的历史结果。然而伟大的实践需要具有伟大的实践力量的人来承担。人是历史的结果，更是历史的前提，人创造了人的世界和历史，也创造了人本身。人类（个体和集体）全面地占有了人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协同一致，表现为生产力新格局；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协同一致——表现为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法权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新态势；人与人自身的关系协同一致的全面实现。显然，这都是人与自然界实践性关系的充分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不断研究和探索自然必然性和实践合理性的辩证关系，建树新的发展理念，才能保持并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
【关键词】 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 B0-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1074(2009)04-0078-02
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像实证科学的对象那样，可以在实验中给定，而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争论、修改、生成着的，正因为这样，说明人们对它的认识正在步步深入。这个不断生成着的对象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
关于人的存在方式，除了人的自然属性外，人与其他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的另一本质，马克思有两个最为著名的论断：其一，“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类的特性。[1]其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从劳动的对象化特征契入，揭示了人的一般本性。马克思分辨人的特质是从区别人和动物开始的，但他抓住的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即产生其它一切区别的区别。他指出，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并不把自己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最终脱开了自然系列中的动物。马克思强调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并不是要把人的本质径直归结为人的意识，而是要特别地说明这一点，即人的感性的生命活动总有意义的选择和理性的尺度为内涵的意识寓于其中。在马克思那里，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性不是在抽象的精神王国而是在现实的实践领域获得证实的。
人的生命活动当然是有意识的，但它并不因此而归结为以意识为独立主体的抽象精神活动；人的生命活动的有意识性，表明只有人才能不仅在自己的意识中而且在活动中把自身同自然界分开，通过劳动获得了自由的自觉的性质。人的劳动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及其总和的前提，没有人的这种生命活动，种种社会关系既无从产生，也无从更新；同时，人的劳动又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及其总和的依据，离开人的这种生命活动，种种社会关系便无从理解，这些社会关系间的逻辑关联也就无从确定。当然，也可以说，人的劳动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结果，因为这些社会关系总和起来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活生生的生命活动。简言之，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关系就是：社会关系“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1]这种关系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既克服了脱离社会的自然主义的局限性，又克服了把个人只是看作社会关系的消极“产物”、消融于社会结构之中的局限性。
人同自然的关系主要是人同自然的物质交换、理性认识和超功利超认知的审美关系，人同他人的关系则至少应该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和法诸领域中人与人的伦理、政治、生产与产品分配等交往关系及这些关系的相应的精神形式，此外，人的文学艺术创造、文学艺术鉴赏乃至可能的信仰领域的种种对象性关系“总和”起来构成人的存在方式。
人的存在方式，从创造性的角度看，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方式，即他需要不断地超越现状，追求理想。在素朴的直观思维方式统治思维领域的时代，这种追求变成了寻找某种最终的本体和实体。理想的存在不是没有，但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的存在不是在过去，而是在未来，即正在实现着的未来；所以它也不是某种给定的状态，而是一个永远开放的过程。
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思维、社会和自然三大领域中的一般规律的”这种说法能成立，那就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绝对真理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与之相反，它不是要杜撰绝对真理的体系，而是要发现通向绝对真理的道路。或者像马克思所说的，不是要颁布适合于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的永恒真理的教条，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的抽象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现了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并由此出发来考察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这个内在根据就是实践。人是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成为人的。人是从自然界发展出来的，但是，仅有自然的发展还不可能成为人。狼孩和狮孩的发现，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人能通过实践方式——劳动——来改造外部世界，才使他超出了自然动物和自然界，成了有高度抽象思维能力的社会动物。
因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对人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道路的抽象概括。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本来是黑格尔为解决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同一关系而提出来的。他之所以能提出这一关系，就是因为看到了人的现实的能动性，看到了人与外部世界所特有的能动的为我关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阐述这一关系的辩证法时，“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
思维并不是单指以自身为对象的思维——自我意识。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那样是独立的，它在形式上是以自我为对象，实际上却是以外物为对象，不过不是直接的，而是以感觉为中介的。给定了的感官对象，一旦当它转化为思维的对象时，它的给定性便被扬弃了，成了被思维规定的对象，即成了某种类存在。这种类存在物的现实性即体现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划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划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在外观上，通过生产实践，人们改造的似乎仅仅是外部世界，实际上通过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却实现了对人自身的改造。所以，人和自然动物不同。
不同的人是在各自的实践活动中，才获得了自己的现实规定性的。总之，人和外部世界的现实性并不是先验地给定的，而是在历史实践的发展中获得和展开的。这种获得和展开的过程，曾经十分令人振奋地表现为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因此，人们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人和人的不断增长的消费（合理的和不合理的）这种发展观。存在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都当成了牺牲品。结果，物极必反，在长期发展中，竟成了对自己的否定：首先以大量物种迅速绝灭为代价，而数量上恶性膨胀着的人类，由于追求现代化的高消费，自身的繁殖能力正在退化；其次，由于日益强大的现代化生产手段，以无止境的高消费为目的，结果造成了大量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破坏，造成了大批物种的绝灭，人的生存环境正在被恶化和破坏。追求高消费的现代化生产活动，似乎成了人类自挖坟墓的活动。如果人们仍然是以的高消费为存在目的，那么征服自然、掠夺自然必然将继续下去，“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实践上便不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发展道路和新的发展模式。
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辩证的。生产在某种意义上即是消费，消费在某种意义上即是生产。但处于第一性的是生产。生产应该引导消费这一原则易为市场效应所淹没，而没有这一原则，便不可能发现新的发展理念；没有新的发展理念，便无所谓新的发展道路。生物的多样性应该得到保护，人与环境应该得到越来越合理的协调发展，各种各样的生物乃至非生物的存在，不能仅仅看作是人类消费资料的来源，而应同时看作是人类自身存在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它们和我们也都有其不应剥夺的自身存在的权利。所以，人们必须提倡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保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但在实践中人与自然动物不同，他的生活资料主要靠自己来生产，而不是由自然直接供给的。所以，只要人存在，那么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便不能停止。要改造，便难免会打破自然界原有的平衡秩序。简单地保护原有的生态平衡与自然环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能不能把对环境的不断改造，同时变成对环境的不断保护和建设。这当然也涉及发展观念的重大改变。这不仅要涉及承认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的权利，而且要改变以人的无止境的消费为生产的目的的片面性。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的消费水平应该越来越高，事实上也一定越来越高。但文明的根本标志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人的知、情、意得到更合理的和更协调的发展。富有固然是文明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但是如果富有了便欲壑也增大了，那也可能走上反文明的道路。因此，研究和探索新的发展理念，应该是哲学研究当务之急的任务。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如何确切地来称呼这个理念，但是，新发展观的一些基本特征，人们已经能感受到了。如，人不再是发展的唯一出发点；人和自然必须得到协调的发展；在这种多元的发展过程中，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同时也是对自然的重建等等。所以，如果以往的发展，主要是在把握了自然的必然性的条件下取得的，那么，今后还得研究这种必然性与实践的合理性的关系。这将是新的发展理念的诞生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与自然界的实践性关系的调控，只能通过人类的文化创造的生命活动来完成。这种文化创造的生命活动，改变和创新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世界，也改变和创新着人的主观世界，伴随着人类世界向更合理的和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想状态行进，指明了人的存在方式及发展道路，实践正是人的存在方式及发展道路最根本的途径。
首先，生产力是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其次，实践创造着全面丰富的合理的社会关系。因为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实践创造活动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力，它必然会要求建立更为全面的、合理的、符合自己发展需要的社会关系，促使社会关系向着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人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人们必然会自觉地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变革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建立新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要求的社会关系。再次，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觉悟水平的极大提高，也是通过实践而实现的。实践过程，本身就是认识和不断地修正、完善认识的过程。实践改造着外部世界，也改造着人自身，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形成的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关系的合理建构，人的思想意识、道德觉悟水平必然会得到不断提高。
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是人类文化创造和社会实践的历史结果。然而伟大的实践需要具有伟大的实践力量的人来承担。人是历史的结果，更是历史的前提，人创造了人的世界和历史，也创造了人本身。人类（个体和集体）全面地占有了人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协同一致，表现为生产力新格局；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协同一致——表现为生产关系、经济关系、法权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新态势；人与人自身的关系协同一致的全面实现。显然，这都是人与自然界实践性关系的充分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不断研究和探索自然必然性和实践合理性的辩证关系，建树新的发展理念，才能保持并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