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赵普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利用自己在央视平台上的地位和优势，参与和推动多个公益慈善机构的发展。他很清楚自己能力的底线，有自己做慈善的原则：不碰钱、不摆高姿态
9月末的一个傍晚，持续了一天的秋雨仍未结束，赵普急匆匆地赶到央视梅地亚中心，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之后，他还要赶赴另一个地方，商谈他即将担任“全国消防形象大使”的工作安排。
自1999年首次接触公益以来，赵普代言并参与了近20个公益项目，包括贫困助学、法律援助、老兵回家、顺风车、安全用药等等。
几乎每天，赵普都会接到公益圈朋友的电话和微信。“老兵回家”的节目要在央视播出，找哪位记者发稿、表述分寸怎么拿捏会征求他意见；“9958宝贝别怕”项目的微信公众号，即使换张照片，也要找他；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要开理事会，要找他确认开会时间。
最近，他为“2014美丽童行-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慈善夜”写了一幅字送去拍卖。去年，身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的他，其4尺横幅作品《一默如雷》拍卖了40万元。这一次，他先写了“光明磊落”四个字，“喜滋滋地盖上章送过去”，结果被“劝退”，说这几个字太正了，主办方觉得竞拍者恐怕hold不住，最后改成《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如果组织者还不满意，我会继续写，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毕竟这是募款的重要载体。”
荧幕上，他是正直敢言的新闻主播。荧幕下，他是公益人“普哥”。
1999年，在北京电视台担任主持人的赵普，通过一档名为《公益歌曲大擂台》的节目，对公益有了最初的认识。从那时起，他便以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游走在官办和民间公益组织之间。这种“双重身份”是冷热交织的，他在抱有巨大热情的同时，对看到的每个细节都投以职业的冷静。
“参与公益丰富了我观察这个国家、社会的维度。公益成了我观察社会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你能看到细微的局部，同时也能看得很远。”赵普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2012年春节前夕，“春节回家顺风车”主发起人王永给赵普发短信，邀请他参与该项目的发起，赵普回复“好”。王永又发，“明天我们搞启动仪式，你能不能来参加”，赵普回复“行”。在王永看来，赵普作为著名主持人，他的加入本身就是很大的支持，有品牌影响力。“他当时和我讲，这个事情，我愿意参与有两点原因：第一，我支持你，这是朋友的事，也是好事；第二，对央视也是好事，可以体现国家媒体的社会责任。”王永回忆说。
当时，央视也在发起帮助大家春节回家的行动，顺风车正好合拍，“这不是你一己之力能做到的事情，不可能由我来调动中央台为公益的事出力。做公益要因时而动、顺势而为，要学会四两拨千斤。”赵普说。
今年“九一八事变”83周年纪念日，国家领导人大规模参与到抗日战争纪念的大型活动中，其中，国共两军代表都有参加。他马上和“老兵回家”发起人孙春龙讲，“你要借机发起更大规模的活动，一定要有国共两边的老兵参加活动，这不是时机吗？你在民间奔走这么久，为国军抗战老兵筹资，国家领导人现身纪念日不就是明确的支持信号吗？民政部门的推动可能会因此加快，特别是地方民政部门。”
赵普说，他在公益慈善领域的作为，从来没有在职业平台上遭遇任何压力。没有任何人告诉他，某件事情不能参加，某件事情要多参加。“事实上，央视新闻中心是鼓励我们参加公益的，只不过要经过一定程序，需要备案，这对单位管理也很正常。”赵普说。 互通有无 赵普称自己是一名“融汇者”。“我觉得中国的现代慈善才刚刚起步，不论是官办慈善的升级还是民间草根慈善的萌芽和发展，都需要观察和总结。我在和不同慈善组织交往当中，可以融汇，我希望他们互相借鉴。有人曾把官办慈善讲得一无是处，但是官办慈善有很多传统的优势。民间慈善旺盛的生命力、动员力，也值得官方慈善学习，特别是他们自我管理、约束、纠错的能力。”
2004年，赵普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主持人爱心社团—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爱心团。当时，他已担任北京希望工程爱心大使。他想发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扩大影响力。他请来同事—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常委余声出面做团长，自己则包揽了具体事务，开启了北京电视台与北京希望工程的公益合作。
赵普认为，这一组织得以运行到现在，正是由于建立在共青团组织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纯民间组织。
后来在做顺风车的过程中，为了让既住在一个小区又在一个地方上班的人一起拼车，他们发动了居委会和不同单位的团组织。“团组织有青年志愿者，是现成的，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嵌入进去，既丰富了他的项目，同时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是原来组织架构里就有，所以建立信任关系就简单。不需要我们走进社区，打个牌子组织拼车，别人会怀疑是不是骗子在这骗钱。”
赵普曾把他的奥运火炬捐出来，拍卖了150万。后来，这笔钱被用来建设贫困地区的学校操场。“希望小校只能满足读书、教学的最低需求，他们的体育设施还是相对缺乏的。奥运火炬只是个标志物，对我只有个纪念意义。换成善款来用更有意义。”
作为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理事，赵普多次在内部提出要重视新媒体传播手段。在官办组织信誉备受质疑的环境下，理事会经过讨论决定，坚持不从善款中提取工作经费，“我们一直在坚持，从两方面筹款，一个是项目费用，二是工作经费。虽然能不能长期持续下去也值得思考，但官办慈善在现阶段要想赢得别人的信任，就得把事情做得格外干净。”
有很多人都建议赵普做冠名基金会，但他从来都拒绝。“我不沾钱，不是因为我有多么洁身自好，而是我没能力管好钱，管理慈善费用是非常难的技术性问题。” 置身其中 赵普从来都有自己的坚持。在他的职业历程中，经历过3次下岗。1998年，他因为与制片人在工作上意见不合，差点中断了在北京台的大好前途。
他回忆说：“你下岗、转岗，你当然要有所坚持，但也要有所妥协。在北京台下岗就是我不懂妥协，又不是什么重要原则问题。电视是需要团队合作的，但你盲目坚持可能是因为沟通不力，你没学会妥协。妥协会让事情解决得更好。这需要你放下一点架子，学会沟通，这就是经验。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会不会充分考虑别人的感受，那是在无数次的失败中获得的。你要把事做成，就要让他坚决拥护你，彼此成为伙伴。”
现在的赵普对公益的事基本上有求必应，很少拒绝别人，“他们很不容易，又不是为了自己。你要参与这个事，不妥协不可能，慈善团队最要学会妥协与合作。”
2008年汶川地震，赵普因在主持中情绪激动，一度哽咽而广受好评。然而，回忆当初，他却说：“我不是随便流眼泪的人，只是觉得你应该认真去面对。我觉得只要你投入进去，动情就是个副产品。你能帮到他们才是最好，你光哭能有什么用？”
为了给失去双腿的周焕瑜换假肢，他一个电话打给康复之家老板，讨论这个孩子从3岁到12岁要换多少假肢，在哪些康复中心康复，是美国的最好还是瑞典最好，国内哪个医生最专业。“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我说你有时间就去看他，我都没去，我不需要迎接‘具体帮助’的那一刻。”
在赵普看来，你是公众人物，并不意味着你天然比别人高明，你本身也是需要被教育、引导的，只是你可能比别人走得稍微靠前些。你不但要和别人平等，有的时候还要比别人低。像发帐篷、账目登记这些事，人家做得会比你好。“我们公众人物做慈善，如果有可能，尽量多参与，项目之间可以互补。”
“这样做更适合我，我能力有限，我不比别人更好，我是一直在想着让自己进步的那个人。我希望自己做得更好。”赵普说。
9月末的一个傍晚，持续了一天的秋雨仍未结束，赵普急匆匆地赶到央视梅地亚中心，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之后，他还要赶赴另一个地方，商谈他即将担任“全国消防形象大使”的工作安排。
自1999年首次接触公益以来，赵普代言并参与了近20个公益项目，包括贫困助学、法律援助、老兵回家、顺风车、安全用药等等。
几乎每天，赵普都会接到公益圈朋友的电话和微信。“老兵回家”的节目要在央视播出，找哪位记者发稿、表述分寸怎么拿捏会征求他意见；“9958宝贝别怕”项目的微信公众号，即使换张照片，也要找他；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要开理事会，要找他确认开会时间。
最近，他为“2014美丽童行-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慈善夜”写了一幅字送去拍卖。去年，身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的他，其4尺横幅作品《一默如雷》拍卖了40万元。这一次，他先写了“光明磊落”四个字，“喜滋滋地盖上章送过去”，结果被“劝退”，说这几个字太正了，主办方觉得竞拍者恐怕hold不住，最后改成《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如果组织者还不满意，我会继续写，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毕竟这是募款的重要载体。”
荧幕上，他是正直敢言的新闻主播。荧幕下，他是公益人“普哥”。
1999年，在北京电视台担任主持人的赵普，通过一档名为《公益歌曲大擂台》的节目，对公益有了最初的认识。从那时起，他便以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游走在官办和民间公益组织之间。这种“双重身份”是冷热交织的，他在抱有巨大热情的同时，对看到的每个细节都投以职业的冷静。
“参与公益丰富了我观察这个国家、社会的维度。公益成了我观察社会的显微镜和望远镜。你能看到细微的局部，同时也能看得很远。”赵普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2012年春节前夕，“春节回家顺风车”主发起人王永给赵普发短信，邀请他参与该项目的发起，赵普回复“好”。王永又发，“明天我们搞启动仪式，你能不能来参加”，赵普回复“行”。在王永看来，赵普作为著名主持人，他的加入本身就是很大的支持，有品牌影响力。“他当时和我讲，这个事情，我愿意参与有两点原因：第一，我支持你，这是朋友的事，也是好事；第二，对央视也是好事，可以体现国家媒体的社会责任。”王永回忆说。
当时，央视也在发起帮助大家春节回家的行动，顺风车正好合拍，“这不是你一己之力能做到的事情，不可能由我来调动中央台为公益的事出力。做公益要因时而动、顺势而为，要学会四两拨千斤。”赵普说。
今年“九一八事变”83周年纪念日，国家领导人大规模参与到抗日战争纪念的大型活动中，其中，国共两军代表都有参加。他马上和“老兵回家”发起人孙春龙讲，“你要借机发起更大规模的活动，一定要有国共两边的老兵参加活动，这不是时机吗？你在民间奔走这么久，为国军抗战老兵筹资，国家领导人现身纪念日不就是明确的支持信号吗？民政部门的推动可能会因此加快，特别是地方民政部门。”
赵普说，他在公益慈善领域的作为，从来没有在职业平台上遭遇任何压力。没有任何人告诉他，某件事情不能参加，某件事情要多参加。“事实上，央视新闻中心是鼓励我们参加公益的，只不过要经过一定程序，需要备案，这对单位管理也很正常。”赵普说。 互通有无 赵普称自己是一名“融汇者”。“我觉得中国的现代慈善才刚刚起步，不论是官办慈善的升级还是民间草根慈善的萌芽和发展，都需要观察和总结。我在和不同慈善组织交往当中，可以融汇，我希望他们互相借鉴。有人曾把官办慈善讲得一无是处，但是官办慈善有很多传统的优势。民间慈善旺盛的生命力、动员力，也值得官方慈善学习，特别是他们自我管理、约束、纠错的能力。”
2004年，赵普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主持人爱心社团—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爱心团。当时，他已担任北京希望工程爱心大使。他想发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扩大影响力。他请来同事—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常委余声出面做团长，自己则包揽了具体事务，开启了北京电视台与北京希望工程的公益合作。
赵普认为，这一组织得以运行到现在，正是由于建立在共青团组织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纯民间组织。
后来在做顺风车的过程中，为了让既住在一个小区又在一个地方上班的人一起拼车，他们发动了居委会和不同单位的团组织。“团组织有青年志愿者，是现成的，我们就把这个项目嵌入进去，既丰富了他的项目，同时减轻我们的人力负担。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是原来组织架构里就有，所以建立信任关系就简单。不需要我们走进社区，打个牌子组织拼车，别人会怀疑是不是骗子在这骗钱。”
赵普曾把他的奥运火炬捐出来，拍卖了150万。后来，这笔钱被用来建设贫困地区的学校操场。“希望小校只能满足读书、教学的最低需求，他们的体育设施还是相对缺乏的。奥运火炬只是个标志物，对我只有个纪念意义。换成善款来用更有意义。”
作为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理事，赵普多次在内部提出要重视新媒体传播手段。在官办组织信誉备受质疑的环境下，理事会经过讨论决定，坚持不从善款中提取工作经费，“我们一直在坚持，从两方面筹款，一个是项目费用，二是工作经费。虽然能不能长期持续下去也值得思考，但官办慈善在现阶段要想赢得别人的信任，就得把事情做得格外干净。”
有很多人都建议赵普做冠名基金会，但他从来都拒绝。“我不沾钱，不是因为我有多么洁身自好，而是我没能力管好钱，管理慈善费用是非常难的技术性问题。” 置身其中 赵普从来都有自己的坚持。在他的职业历程中，经历过3次下岗。1998年，他因为与制片人在工作上意见不合，差点中断了在北京台的大好前途。
他回忆说：“你下岗、转岗，你当然要有所坚持，但也要有所妥协。在北京台下岗就是我不懂妥协，又不是什么重要原则问题。电视是需要团队合作的，但你盲目坚持可能是因为沟通不力，你没学会妥协。妥协会让事情解决得更好。这需要你放下一点架子，学会沟通，这就是经验。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会不会充分考虑别人的感受，那是在无数次的失败中获得的。你要把事做成，就要让他坚决拥护你，彼此成为伙伴。”
现在的赵普对公益的事基本上有求必应，很少拒绝别人，“他们很不容易，又不是为了自己。你要参与这个事，不妥协不可能，慈善团队最要学会妥协与合作。”
2008年汶川地震，赵普因在主持中情绪激动，一度哽咽而广受好评。然而，回忆当初，他却说：“我不是随便流眼泪的人，只是觉得你应该认真去面对。我觉得只要你投入进去，动情就是个副产品。你能帮到他们才是最好，你光哭能有什么用？”
为了给失去双腿的周焕瑜换假肢，他一个电话打给康复之家老板，讨论这个孩子从3岁到12岁要换多少假肢，在哪些康复中心康复，是美国的最好还是瑞典最好，国内哪个医生最专业。“他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我说你有时间就去看他，我都没去，我不需要迎接‘具体帮助’的那一刻。”
在赵普看来，你是公众人物，并不意味着你天然比别人高明，你本身也是需要被教育、引导的，只是你可能比别人走得稍微靠前些。你不但要和别人平等，有的时候还要比别人低。像发帐篷、账目登记这些事，人家做得会比你好。“我们公众人物做慈善，如果有可能，尽量多参与，项目之间可以互补。”
“这样做更适合我，我能力有限，我不比别人更好，我是一直在想着让自己进步的那个人。我希望自己做得更好。”赵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