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秋，我随中国文联、中国美协组织的“送欢乐，下基层”慰问采风团来到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这是我第四次来到延安。在陕北大地连绵不断的山脉里，在宝塔山下、延河水边，我们参观革命根据地旧址；在农家院里、田间地头，我们为老红军、老区群众画像。我们循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用全部身心去品味着红色延安的激情和黄土地质朴的馨香。这一周的采风、写生、慰问，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心灵的震撼，革命先烈的英灵和他们为之奋战同时也是他们坚实后盾的人民群众的形象交织着涌动在我的眼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样的字眼每天都在我眼前闪过。如果没来过延安，没有和老区人民有过如此亲密的接触，我真的无法想象自己会有这样的感动。当我来到延安鲁艺展览馆，更深刻、更清楚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实质。作为一名军旅画家，面对当下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处在拥挤、狭窄的城市空间，在美术创作上如何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作品，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优秀的作品都是生活的馈赠，以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为主旨的美术作品《五月的风》的初步立意、构想就是在延安这片神奇的大地上得以激活的。
　　“为什么画？画什么？”这是画家在创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和沉淀，我似乎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逐渐形成了今天所表现的梅兰芳、齐白石、老舍、侯宝林以及多少年来早已深入人心的经典剧目《白毛女》中的“白毛女”和“杨白劳”这样一组人物群像。梅兰芳、齐白石、老舍、侯宝林等老艺术家从历史走来，是实实在在的根植于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的人民艺术家，经久不衰地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他们的艺术是时代的风向标，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永远穿行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始终坚持艺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信念。在他们的精神家园里，记录着人类生存、艺术生活的发展史。这些人也一直是我的精神偶像，他们的思想和艺术造诣是我追求和向往的高地。长期以来，他们的艺术一直为我所崇尚，为我的创作带来激情，使我能够全身心地真诚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了解和认识艺术史上的经典，才会理解什么是艺术品质，什么是艺术创作的难度。也正是长期感知经典积累起来的体会，促使我在动笔之际产生一定的想法与追求———当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在春回大地的五月，一如春风般吹拂着中国的文化艺术阵地，《五月的风》的构思就这样确定了下来。
　　在主题和内容确定以后，怎么画的问题着实让我思忖良久。处理西画的素描写实造型和民族传统的线造型之间的矛盾是我历次创作中无法回避并要继续处理的难题。在《五月的风》创作中，为了加强画面体积感和艺术感染力，我大胆地把西画的造型、光影和色彩运用到创作之中；在描绘人物形象时，我更注意体现自己的感情，注意画面的格调和趣味；同时，也着眼于画面语言的现代感，重视形体的饱满充实和结构的严谨，重视画面的构成意味和整体效果。可以说，《五月的风》的创作完成，是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探索融合中西画法并将西画素描结构与平面性融为一体、运用西画光影和色彩来丰富作品表现力的又一次尝试；同时，也是在延续以往不断吸收前辈艺术家的创作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摸索出有自己独特体会的创作方法的过程。
　　在《五月的风》的构思创作过程中，我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到，中国画面临的首要问题还是如何找到这个时代大家共同的文化取向。今天，中国画不仅仅是作为画种的语言形态，它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视觉表现形式。虽然，一方面讲中国画要有底线，要有自己的本质个性、水墨特征、写意特点，这看上去是信守中国画的范畴和本性；但如果摆在整个当代视觉文化里面来看，似乎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艺术作品的功能就是要感动人，让人产生思想情感上的共鸣。而这种共鸣的力量就在于作品中记述的本时代的文化关怀，以及在文化关怀的基础上，体现个人的艺术语言的探索和风貌。文化层面上的关怀和艺术语言层面上的探索，是驱动中国画在这个时期发展的双动力。我认为，目前创作上的另一个问题，是图式上的过分彰显和内美的过分疏忽。一个画家不仅应该让人记住他的图式，还应该让人记住他所塑造的形象。当下我的创作就是向经典的致意和与经典的对话，而生活则更是直接的启发———在自然面前，在生活空间里，有着让人能够感觉到的蓬勃生机与气息。生活使艺术不会枯竭，并且赋予艺术以时代的印记。作为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画家，应该在传统中建立文化的自信，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从生活中汲取创造的源泉，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印证这个时代，无愧于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