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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公党领袖、美洲爱国侨领司徒美堂的一生是爱国、革命的一生，他所走过的道路，是千千万万的致公党党员和爱国侨胞所走的历史道路的高度浓缩和生动体现。中国致公党及其领袖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爱国主义的行动和精神，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得到了突出而充分的体现。
九一八事变后募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司徒美堂一方面公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捐款救国，反对日寇的行动之中。他在旧金山、波士顿、纽约等地发动和组织华侨捐款，以支援祖国的抗日斗争。
在司徒美堂的领导和带动下，不少华侨毁家纾难，他们除了捐出自己的积蓄外，还从自己的商店中抽出一半铺底（即如果商店价值美金1000元，就捐出500元）。当捐款数目已经点收，准备寄回祖国时，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抗日的政府，司徒美堂只好又把钱退回给华侨。
为了更有效地接济抗日军饷，1932年3月，司徒美堂与致公党同仁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华侨抗日救国会后援总会”。同年11月，召开全体职员大会，决定将巨额捐款大洋10万元移汇上海广肇公所（广东肇庆地区在沪经商的同乡会），然后转交朱庆澜将军，作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军费。
支持十九路军抗日
日寇侵略我国东北不久，1932年1月28日，又在上海点起战火。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奋起抵抗。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一洗4个月来政府退让的耻辱。对此，致公党以及与之有着紧密关系的广大侨胞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
司徒美堂立即同进步侨胞一起组织募捐工作，支持十九路军抗日。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将侨胞的慷慨捐资汇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转十九路军作抗日之用，但是蒋介石政府却把捐款扣压下来。司徒美堂先生十分气愤，随后改在银行汇款，并注明蔡廷锴将军“亲收”。据他后来了解，蔡廷锴将军仅仅收到美洲华侨全部汇款的二十分之一，约美金50万元左右。淞沪之战停火以后，司徒美堂又亲自率领侨胞携带捐赠物资到上海慰问十九路军。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奉调入闽“剿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蒋抗日。以司徒美堂为首的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获悉后，于12月23日致电表示拥护，指出：“得道多助，独夫必诛，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义旗所指，万方景从。”并声明：致公党与广大华侨，愿为新政权效力。
不久，福建事变不幸失败。
保护抗日志士
1934年，蔡廷锴离港赴欧美各国进行考察访问。作为抗日救国的一代名将，蔡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8月23日，当蔡将军一行自伦敦坐船抵达纽约码头时，华侨商店关门打烊，3000多人手持鲜花在码头迎侯。
蔡廷锴访美，最使华侨担心的是他的安全。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收买了凶手，扬言要干掉这位“不听命令”的将军。对此，司徒作了周密的准备，发动爱国侨胞加以保护。司徒还亲作保镖，每逢出入，必与同行，不离左右，陪同将军访问美国各大城市。为防不测，司徒还在《纽约五洲公报》上登载严正声明：“谁敢动蔡将军一根毫毛，就把谁捣成肉酱。”由于有了周密安排，蔡廷锴在美安全地访问了半年，造访美国十几个城市。
继蔡廷锴之后，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在蒋介石迫害下，避祸美国，也都得到司徒美堂等致公党人和其他爱国侨胞的热情接待和保护，使他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美国纽约，司徒美堂在几个小时里就把整个华侨社会动员了起来。当晚，司徒美堂先生联合其他进步华侨团体召开了各侨团特别会议，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司徒美堂以其古稀之年，犹不辞辛劳奔走呼号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等国之间，宣传抗日救国。
司徒美堂被选为“华侨救国筹饷总会”常委，为了更好地发动美洲华侨捐款救国，他辞去了其它职务，全力以赴投入募捐救国工作，负责筹饷总会的工作达5年之久。他坚持每日上午10时上班，到深夜12时才回家休息，夙夜不懈，极尽劳苦。
当时美洲华侨约20万人，经济实力也并不雄厚，但他们仍以额捐（每人每月捐15美元）、航空建设捐、献机捐、义卖捐、游艺捐、劳军捐、公债票、餐馆自由捐、一碗饭运动等多种方式募集了数以亿计的巨款，通过并与在香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源源不断地汇回祖国，支援全国抗战。
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在司徒美堂等人的领导下，美国致公党人和华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救助东北难民的捐款总数就接近14万美元之巨。除了在军费上给予大力支持外，致公党人和许多海外华侨团体还成立了许多“华侨航空救国会”，主要负责筹款购买飞机，并组织人员进行训练，最后配备熟练的飞行技术人员，连同飞机一起返国抗日。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海外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仅美国华侨献机就有50架。1940年1月19日，《新华日报》报道了司徒美堂等号召10万洪门人士完成500万元飞机捐的事迹。
反对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前夕的1940年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向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电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分裂国共合作，对日妥协投降的阴谋。海外华侨既知国民党军事当局曾下令新四军移防，又以20多万军队以5道封锁线封锁陕甘宁边区，均感万分惊骇。纷纷向国共两党发通电，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分裂阴谋，呼吁国共两党及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共同抗战。司徒美堂先生对国共两党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之虞，深感忧虑。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悍然发动了反共的皖南事变。这对数年来不遗余力，输财助饷支援祖国抗战的广大华侨来说，实是异常震惊，忧心如焚。 1941年1月8日，司徒美堂代表10万洪门人士向国共两党领袖发来快邮代电，敦促蒋介石悬崖勒马，劝其停止磨擦，一致对外。他热忱呼吁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战，以挽救垂危祖国的命运。主张召集各党各派各界领袖组成特别委员会，或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大会，解决两党纠纷，使国共两党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并警告国民党不要自坏长城。表明了海外爱国华侨关心祖国的命运，坚决支持团结抗战，实现救国图存的鲜明的革命立场。
皖南事变发生后，纽约《华侨日报》迅速报道了事变的真相，海外华侨义愤填膺。在司徒美堂先生的带动下，纽约的《五洲公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等美洲10多家华侨报纸，联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滔天罪行，呼请全国以抗战为重，加强团结，反对分裂。美洲的全美洪门及10多个大型华侨社团纷驰急电，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强烈抗议，指出国共团结“不独为抗战之灵魂，抑亦是最后胜利之生命。”并要求肃清政府内部潜伏的汪记亲日分子，澄清吏治，力行民主。
中共中央对旅美华侨的这种爱国热情极为关注。1941年2月20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华侨同胞的正义呼声”的社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于1941年3月14日亲自复电司徒美堂、阮本万、马超然等爱国侨领，对于旅美侨胞的“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并且要海外侨胞放心，“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迄未稍变。”
不在香港做汉奸
1941年冬，司徒美堂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从美国返华出席国民参政会。1941年10月11日，司徒美堂抵达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司徒美堂也遭软禁。他被围困在香港，身陷虎穴，进退维谷，处境异常危险。
日本特高科头子、香港民政长矢崎了解司徒美堂的底细，鉴于他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和威信，立即派人召他到特务机关去威胁利诱，强迫他出任香港维持会长，企图利用他出面组织香港帮会，协助日军搞所谓的“强化治安”。
当时司徒美堂已届75岁高龄，表现出来的却是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他对矢崎说：“我已年逾古稀，不想在入土之前背黑锅，那样有如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所以我决意不当什么维持会长。”日本特务很想杀掉这个倔老头，但碍于香港帮会势力大，不敢贸然下手，只好忍气吞声将他放掉了事，但仍然给予秘密监控。
在东江游击队司令曾生等人和洪门兄弟的安排下，在1941年冬季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年迈的司徒美堂化妆成难民，足跛的他走路时持根拐杖，从香港铜锣湾下乘小船绕道而行，又改搭宽敞精致的大船过夜，翌晨再乘小船躲进船舱，藏匿舱板下，待敌哨兵换岗时，趁机飞快偷渡，驶入深阔的海峡，至九龙红磡登岸，步行到窝打老道，再换新的向导继续赶路，入晚下榻在预备好的楼房，次晨向青山道出发，此时才与九龙界告别。过了青山道，就到了荃湾，在白云深处农家休息进午餐，旋往杂草秽木丛生、荒无人烟、绿林好汉出没的山谷，这时又有联络好的管辖领地武装“大哥”保护开路和接待。比至元塑镇，再调新向导，经深圳时敌人要作最后检查盘问，每人都捏了一把汗。过关后，便直奔梅岭山岗，趋白石龙。司徒美堂就这样昼伏夜行3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根据地。游击队在白石龙的山坡上盖了茅屋，隐蔽处还建有两所较大的草房，同时可住40人。司徒美堂后来又转道曲江、桂林，最后在1942年3月9日到达重庆。
心向延安
司徒美堂抵渝之初，蒋介石夫妇欲争取美援，对他毕恭毕敬，到访必降阶相迎，出则亲自搀扶，并送到大门外，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种殊荣。蒋介石还授意吴铁城拉拢司徒美堂加入国民党，并许以国府委员实职，但司徒美堂均谢绝，使蒋介石大为扫兴，态度也转为冷淡。
原来司徒美堂到重庆后，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实地考察了大后方民众的困苦生活，深感中国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好，故不愿轻易与国民党合作。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司徒美堂就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它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司徒美堂到达重庆后，通过陶行知、黄宗汉的介绍拜会了周恩来。第一次相见在重庆中央饭店，第二次在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代表中共召集了100多人，开茶话会欢迎他，给他讲述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的实际情况，并邀请他去延安参观。周恩来与司徒美堂先生合影留念，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疏财助战的崇高敬意。司徒美堂也发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言论。
1942年，司徒美堂准备回美做华侨工作，周恩来为他送行。司徒离开重庆经印度飞返美国。返美后，他不顾年迈体弱，奔走于南北美洲10余个国家，向华侨宣传国内抗日斗争情况，每到一处，他都要介绍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艰苦作战，消灭日寇的情况，宣传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使侨胞对中国抗战有了真实的了解。他热情赞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光辉战绩，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搞投降分裂的阴谋及国民党政府内部贪污腐化的丑恶行径，进一步发动了美洲华侨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他说：“忠于抗战事业，而且创造了抗战方法，展开抗战局面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那么凡是爱国之人，就决不该反共，反共的人实际上也是一定反对抗战。”
司徒美堂还通过各种途径给延安提供了援助，并给毛泽东寄去了香烟，以表达海外华侨对中国人民抗战领袖的敬意。
华侨兴业银行
司徒美堂解决侨汇问题也促进了海外华侨汇款支援国内的抗战。
抗战以来，华侨将大量个人所得捐给国民政府用作抗战经费，仅留部分交由中国银行汇给国内眷属用作生活费。但这部分生活费却受到层层克扣和剥削，导致沿海一些侨胞乡族的生活困难。当时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的司徒美堂回老家广东开平县探亲，就亲眼目睹了这一现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邮路不通，侨汇更加困难。对此，司徒美堂强烈呼吁国民政府迅速拨款救济侨眷，并体谅国家在财政上确有困难的现状，建议政府先予借贷，允他返美后募捐偿还。此外，司徒美堂还建议政府保护华侨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前提下，他可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支援抗战建国。
随着国民参政会的结束，司徒美堂立即投入到进行救侨护侨的工作当中，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重庆枣子岚垭办起一家“华侨兴业银行”，并亲自担任银行的董事长。银行开业后及时接通信汇，保证了侨资归国，解除了侨眷的疾苦，同时还为华侨输财抗战、投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司徒美堂为主要发起者的致公党的救侨护侨工作，对抗战时期动员华侨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以及战争的胜利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是18亿元，而根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提供的数字，该年华侨捐款和汇款达13.3亿元。有人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底，国民政府总收入约为226亿，华侨汇款达53亿，相当于国民政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将近国民政府军费开支的一半。华侨汇款在战时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怪乎有人把华侨称为“抗日长城”，而日本政府及学者则把抗战时期的侨汇统统直接称为“抗日战费”。八年抗战期间，司徒美堂领导的致公党所募集的捐款与公债，总数达到几亿美元。
九一八事变后募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司徒美堂一方面公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另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捐款救国，反对日寇的行动之中。他在旧金山、波士顿、纽约等地发动和组织华侨捐款，以支援祖国的抗日斗争。
在司徒美堂的领导和带动下，不少华侨毁家纾难，他们除了捐出自己的积蓄外，还从自己的商店中抽出一半铺底（即如果商店价值美金1000元，就捐出500元）。当捐款数目已经点收，准备寄回祖国时，由于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个抗日的政府，司徒美堂只好又把钱退回给华侨。
为了更有效地接济抗日军饷，1932年3月，司徒美堂与致公党同仁在旧金山成立了“美洲华侨抗日救国会后援总会”。同年11月，召开全体职员大会，决定将巨额捐款大洋10万元移汇上海广肇公所（广东肇庆地区在沪经商的同乡会），然后转交朱庆澜将军，作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军费。
支持十九路军抗日
日寇侵略我国东北不久，1932年1月28日，又在上海点起战火。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奋起抵抗。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一洗4个月来政府退让的耻辱。对此，致公党以及与之有着紧密关系的广大侨胞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
司徒美堂立即同进步侨胞一起组织募捐工作，支持十九路军抗日。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将侨胞的慷慨捐资汇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转十九路军作抗日之用，但是蒋介石政府却把捐款扣压下来。司徒美堂先生十分气愤，随后改在银行汇款，并注明蔡廷锴将军“亲收”。据他后来了解，蔡廷锴将军仅仅收到美洲华侨全部汇款的二十分之一，约美金50万元左右。淞沪之战停火以后，司徒美堂又亲自率领侨胞携带捐赠物资到上海慰问十九路军。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奉调入闽“剿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蒋抗日。以司徒美堂为首的致公党美洲总支部获悉后，于12月23日致电表示拥护，指出：“得道多助，独夫必诛，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义旗所指，万方景从。”并声明：致公党与广大华侨，愿为新政权效力。
不久，福建事变不幸失败。
保护抗日志士
1934年，蔡廷锴离港赴欧美各国进行考察访问。作为抗日救国的一代名将，蔡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8月23日，当蔡将军一行自伦敦坐船抵达纽约码头时，华侨商店关门打烊，3000多人手持鲜花在码头迎侯。
蔡廷锴访美，最使华侨担心的是他的安全。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收买了凶手，扬言要干掉这位“不听命令”的将军。对此，司徒作了周密的准备，发动爱国侨胞加以保护。司徒还亲作保镖，每逢出入，必与同行，不离左右，陪同将军访问美国各大城市。为防不测，司徒还在《纽约五洲公报》上登载严正声明：“谁敢动蔡将军一根毫毛，就把谁捣成肉酱。”由于有了周密安排，蔡廷锴在美安全地访问了半年，造访美国十几个城市。
继蔡廷锴之后，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在蒋介石迫害下，避祸美国，也都得到司徒美堂等致公党人和其他爱国侨胞的热情接待和保护，使他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美国纽约，司徒美堂在几个小时里就把整个华侨社会动员了起来。当晚，司徒美堂先生联合其他进步华侨团体召开了各侨团特别会议，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司徒美堂以其古稀之年，犹不辞辛劳奔走呼号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等国之间，宣传抗日救国。
司徒美堂被选为“华侨救国筹饷总会”常委，为了更好地发动美洲华侨捐款救国，他辞去了其它职务，全力以赴投入募捐救国工作，负责筹饷总会的工作达5年之久。他坚持每日上午10时上班，到深夜12时才回家休息，夙夜不懈，极尽劳苦。
当时美洲华侨约20万人，经济实力也并不雄厚，但他们仍以额捐（每人每月捐15美元）、航空建设捐、献机捐、义卖捐、游艺捐、劳军捐、公债票、餐馆自由捐、一碗饭运动等多种方式募集了数以亿计的巨款，通过并与在香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源源不断地汇回祖国，支援全国抗战。
据不完全统计，仅1937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在司徒美堂等人的领导下，美国致公党人和华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救助东北难民的捐款总数就接近14万美元之巨。除了在军费上给予大力支持外，致公党人和许多海外华侨团体还成立了许多“华侨航空救国会”，主要负责筹款购买飞机，并组织人员进行训练，最后配备熟练的飞行技术人员，连同飞机一起返国抗日。据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海外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仅美国华侨献机就有50架。1940年1月19日，《新华日报》报道了司徒美堂等号召10万洪门人士完成500万元飞机捐的事迹。
反对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前夕的1940年11月9日，中国共产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向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电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分裂国共合作，对日妥协投降的阴谋。海外华侨既知国民党军事当局曾下令新四军移防，又以20多万军队以5道封锁线封锁陕甘宁边区，均感万分惊骇。纷纷向国共两党发通电，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分裂阴谋，呼吁国共两党及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共同抗战。司徒美堂先生对国共两党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之虞，深感忧虑。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悍然发动了反共的皖南事变。这对数年来不遗余力，输财助饷支援祖国抗战的广大华侨来说，实是异常震惊，忧心如焚。 1941年1月8日，司徒美堂代表10万洪门人士向国共两党领袖发来快邮代电，敦促蒋介石悬崖勒马，劝其停止磨擦，一致对外。他热忱呼吁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战，以挽救垂危祖国的命运。主张召集各党各派各界领袖组成特别委员会，或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大会，解决两党纠纷，使国共两党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并警告国民党不要自坏长城。表明了海外爱国华侨关心祖国的命运，坚决支持团结抗战，实现救国图存的鲜明的革命立场。
皖南事变发生后，纽约《华侨日报》迅速报道了事变的真相，海外华侨义愤填膺。在司徒美堂先生的带动下，纽约的《五洲公报》、旧金山的《世界日报》等美洲10多家华侨报纸，联合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滔天罪行，呼请全国以抗战为重，加强团结，反对分裂。美洲的全美洪门及10多个大型华侨社团纷驰急电，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强烈抗议，指出国共团结“不独为抗战之灵魂，抑亦是最后胜利之生命。”并要求肃清政府内部潜伏的汪记亲日分子，澄清吏治，力行民主。
中共中央对旅美华侨的这种爱国热情极为关注。1941年2月20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华侨同胞的正义呼声”的社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于1941年3月14日亲自复电司徒美堂、阮本万、马超然等爱国侨领，对于旅美侨胞的“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并且要海外侨胞放心，“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迄未稍变。”
不在香港做汉奸
1941年冬，司徒美堂被遴选为国民参政员，从美国返华出席国民参政会。1941年10月11日，司徒美堂抵达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司徒美堂也遭软禁。他被围困在香港，身陷虎穴，进退维谷，处境异常危险。
日本特高科头子、香港民政长矢崎了解司徒美堂的底细，鉴于他在海外华人中的影响和威信，立即派人召他到特务机关去威胁利诱，强迫他出任香港维持会长，企图利用他出面组织香港帮会，协助日军搞所谓的“强化治安”。
当时司徒美堂已届75岁高龄，表现出来的却是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他对矢崎说：“我已年逾古稀，不想在入土之前背黑锅，那样有如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所以我决意不当什么维持会长。”日本特务很想杀掉这个倔老头，但碍于香港帮会势力大，不敢贸然下手，只好忍气吞声将他放掉了事，但仍然给予秘密监控。
在东江游击队司令曾生等人和洪门兄弟的安排下，在1941年冬季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年迈的司徒美堂化妆成难民，足跛的他走路时持根拐杖，从香港铜锣湾下乘小船绕道而行，又改搭宽敞精致的大船过夜，翌晨再乘小船躲进船舱，藏匿舱板下，待敌哨兵换岗时，趁机飞快偷渡，驶入深阔的海峡，至九龙红磡登岸，步行到窝打老道，再换新的向导继续赶路，入晚下榻在预备好的楼房，次晨向青山道出发，此时才与九龙界告别。过了青山道，就到了荃湾，在白云深处农家休息进午餐，旋往杂草秽木丛生、荒无人烟、绿林好汉出没的山谷，这时又有联络好的管辖领地武装“大哥”保护开路和接待。比至元塑镇，再调新向导，经深圳时敌人要作最后检查盘问，每人都捏了一把汗。过关后，便直奔梅岭山岗，趋白石龙。司徒美堂就这样昼伏夜行3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根据地。游击队在白石龙的山坡上盖了茅屋，隐蔽处还建有两所较大的草房，同时可住40人。司徒美堂后来又转道曲江、桂林，最后在1942年3月9日到达重庆。
心向延安
司徒美堂抵渝之初，蒋介石夫妇欲争取美援，对他毕恭毕敬，到访必降阶相迎，出则亲自搀扶，并送到大门外，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种殊荣。蒋介石还授意吴铁城拉拢司徒美堂加入国民党，并许以国府委员实职，但司徒美堂均谢绝，使蒋介石大为扫兴，态度也转为冷淡。
原来司徒美堂到重庆后，耳闻目睹国民党的腐败，实地考察了大后方民众的困苦生活，深感中国的政治问题没有解决好，故不愿轻易与国民党合作。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司徒美堂就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它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对敌斗争。
司徒美堂到达重庆后，通过陶行知、黄宗汉的介绍拜会了周恩来。第一次相见在重庆中央饭店，第二次在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代表中共召集了100多人，开茶话会欢迎他，给他讲述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的实际情况，并邀请他去延安参观。周恩来与司徒美堂先生合影留念，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华侨疏财助战的崇高敬意。司徒美堂也发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言论。
1942年，司徒美堂准备回美做华侨工作，周恩来为他送行。司徒离开重庆经印度飞返美国。返美后，他不顾年迈体弱，奔走于南北美洲10余个国家，向华侨宣传国内抗日斗争情况，每到一处，他都要介绍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艰苦作战，消灭日寇的情况，宣传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使侨胞对中国抗战有了真实的了解。他热情赞扬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光辉战绩，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搞投降分裂的阴谋及国民党政府内部贪污腐化的丑恶行径，进一步发动了美洲华侨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他说：“忠于抗战事业，而且创造了抗战方法，展开抗战局面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那么凡是爱国之人，就决不该反共，反共的人实际上也是一定反对抗战。”
司徒美堂还通过各种途径给延安提供了援助，并给毛泽东寄去了香烟，以表达海外华侨对中国人民抗战领袖的敬意。
华侨兴业银行
司徒美堂解决侨汇问题也促进了海外华侨汇款支援国内的抗战。
抗战以来，华侨将大量个人所得捐给国民政府用作抗战经费，仅留部分交由中国银行汇给国内眷属用作生活费。但这部分生活费却受到层层克扣和剥削，导致沿海一些侨胞乡族的生活困难。当时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的司徒美堂回老家广东开平县探亲，就亲眼目睹了这一现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邮路不通，侨汇更加困难。对此，司徒美堂强烈呼吁国民政府迅速拨款救济侨眷，并体谅国家在财政上确有困难的现状，建议政府先予借贷，允他返美后募捐偿还。此外，司徒美堂还建议政府保护华侨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前提下，他可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支援抗战建国。
随着国民参政会的结束，司徒美堂立即投入到进行救侨护侨的工作当中，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重庆枣子岚垭办起一家“华侨兴业银行”，并亲自担任银行的董事长。银行开业后及时接通信汇，保证了侨资归国，解除了侨眷的疾苦，同时还为华侨输财抗战、投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司徒美堂为主要发起者的致公党的救侨护侨工作，对抗战时期动员华侨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以及战争的胜利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上报告，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是18亿元，而根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提供的数字，该年华侨捐款和汇款达13.3亿元。有人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底，国民政府总收入约为226亿，华侨汇款达53亿，相当于国民政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将近国民政府军费开支的一半。华侨汇款在战时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怪乎有人把华侨称为“抗日长城”，而日本政府及学者则把抗战时期的侨汇统统直接称为“抗日战费”。八年抗战期间，司徒美堂领导的致公党所募集的捐款与公债，总数达到几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