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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下午，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共同承办的减贫与发展国际论坛在北京举行，该论坛是首届“10·17扶贫开发与全面小康”论坛的平行论坛之一，主要议题是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论坛由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左常升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国别主任白桦共同主持。
论坛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国别主任芮婉洁，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处长王小林，哥伦比亚消除极端贫困事务局私人投资事务顾问、多维贫困专家洛斯·加尔松·里维罗斯，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处长郭建军，重庆市扶贫办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关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李小云，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教授刘慧分别发表了以“2015年后发展议程与减贫”、“全球多维贫困进展”、“多维贫困测量在哥伦比亚的实践”、“精准扶贫战略”、“精准扶贫在重庆的实践”、“精准扶贫与乡村治理”、“区域发展与精准扶贫”为主题的演讲，并就多维贫困及精准扶贫问题，从不同层面、多个角度进行了讨论和交流，分析了在国际视角下的多维贫困问题及经验，系统阐述了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芮婉洁在主题演讲中指出，目前联合国正在讨论各个国家在2015年后应该做些什么，那就是要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让全世界每个人都要跟上发展的步伐。但是，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角度看，消除极端贫困工作仍然是重中之重，因为极端贫困和多维贫困是相关联的，如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等，这都是新的领域，必须首先要解决现在不断出现的新挑战，从而进一步去消除极端贫困。如何解决多维贫困的根源，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国际社会需要与中国合作共同携手解决。
多维贫困是近几年国际社会推动的一个概念，需要很多研究过程，而如何量化多维贫困，使之能够识别每一个贫困人口，涉及到一个基本方法。王小林表示，量化多维贫困问题需要从贫困的纬度、各纬度之间的权重及指标三个方面入手。对于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目前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正在开发或者是已经开发了国家多维贫困指数，但是，每个国家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宪法、法律授予的关注重点不一样，国家多维贫困指数的纬度、指标构成也不一样。如墨西哥的多维贫困指数，主要是因为墨西哥政府制订了公民法案，保证公民的社会权益，墨西哥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国民生活水平比较高，更多地保证了国民的社会权利，所以墨西哥的多维贫困纬度指数就更加强调了社会权利。对中国来讲，收入贫困依然比较突出，如果要构造一个多维贫困国家指数，收入贫困仍然是一个重要方面，更是产业扶贫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就业增加收入，再加上教育、卫生、生活水平等其他纬度，才可以构建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
理论上讲，利用多维贫困指数可以从多个纬度对贫困人口进行精确瞄准，对贫困状况进行全面测量。但除了指标的层面以外，多维贫困指数究竟能为减贫提供哪些具体的措施，或者说这个指标能不能进一步帮助扶贫工作形成一套多纬度的减贫行动计划？
洛斯·加尔松·里维罗斯分享了哥伦比亚关于多维贫困问题的经验，他说，现在哥伦比亚按照人口的个人情况进行多维贫困衡量，放到每个人头上可以看到，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贫富差距也在变化，贫困强度、深度也在变化。1997年，哥伦比亚全国超过50%的人都是贫困人口，到目前只有22%的贫困人口，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在加勒比海地区、南美地区这个成就是令人注目的。实践证明，多维贫困指数也是一个贫困线，利用其衡量贫困问题，促使扶贫工作者更加清晰、精准地扶贫，同样可以达到贫困发生率下降的趋势。
郭建军介绍了国务院扶贫办今年精准扶贫和建档立卡工作情况，他表示，目前建档立卡的方法主要采取了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数为规模，如去年年底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国贫困人口规模是8249万，以这个基础采取规模措施，逐级分解，分级负责，动态管理，精准识别，对全国的农村扶贫对象进行了建档立卡，并对扶贫对象建立电子档案信息。识别标准是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为标准，同时也兼顾了住房、医疗、卫生等其他情况，实际上国际社会所讲的多维识别方法，在我国建档立卡当中就进行了实际应用。
眼下，重庆是自2011年颁布实施重庆市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以来，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扶贫信息管理系统，对贫困户、贫困村进行建档立卡、动态管理的地区之一，为全国做出了典范。为此，关力介绍了精准扶贫在重庆的实践经验，他表示，为确保到人到户政策能够兑现落地，重庆逐渐走出了一条“输血”与“造血”双管齐下，减人与管人两轮驱动，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相结合的扶贫开发新路子，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做法：一是组织领导坚强有力；二是政治拉动；三是严格步骤问题；四是精准政策。
李小云认为，精准扶贫是扶贫标准问题。这个问题在八七扶贫攻坚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但发展到现在精准扶贫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重建一个扶贫资源传递平台，来监督这样的机制，让这个机制供社会各个方面参与。如曾经对贫困县的瞄准问题，使得大部分人有可能享受到国家约束性地增长方式，为他们提供道路、饮用水等行为，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必须要把瞄准的单元再加深一点，向村级瞄准，向贫困人口瞄准。
关于精准扶贫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要精准到扶贫人口，但刘慧认为精准扶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贫困区域发展。她强调，从全国看贫困人口，西部地区比重逐渐下降，呈小集中、大分散情况。同时，中国的贫困问题除了收入贫困以外，还存在知识贫困和人力贫困的弊端，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收入的水平和GDP对比，收入占全国的50%-60%左右，人均GDP更低。此外，从地理学角度来看，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位于国家重点生态区，绿色贫困问题居多。
因此，刘慧认为，精准化贫困区域的识别，首先要建多维目标，相当于贫困人口的识别，但又区别于贫困人口的识别，其中收入是关键性指标，包括地区城市贫困人口、健康服务水平、教育水平、生活质量、生活环境等。
论坛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国别主任芮婉洁，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处处长王小林，哥伦比亚消除极端贫困事务局私人投资事务顾问、多维贫困专家洛斯·加尔松·里维罗斯，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处长郭建军，重庆市扶贫办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关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李小云，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教授刘慧分别发表了以“2015年后发展议程与减贫”、“全球多维贫困进展”、“多维贫困测量在哥伦比亚的实践”、“精准扶贫战略”、“精准扶贫在重庆的实践”、“精准扶贫与乡村治理”、“区域发展与精准扶贫”为主题的演讲，并就多维贫困及精准扶贫问题，从不同层面、多个角度进行了讨论和交流，分析了在国际视角下的多维贫困问题及经验，系统阐述了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芮婉洁在主题演讲中指出，目前联合国正在讨论各个国家在2015年后应该做些什么，那就是要在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过程中，让全世界每个人都要跟上发展的步伐。但是，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角度看，消除极端贫困工作仍然是重中之重，因为极端贫困和多维贫困是相关联的，如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不平等问题等，这都是新的领域，必须首先要解决现在不断出现的新挑战，从而进一步去消除极端贫困。如何解决多维贫困的根源，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国际社会需要与中国合作共同携手解决。
多维贫困是近几年国际社会推动的一个概念，需要很多研究过程，而如何量化多维贫困，使之能够识别每一个贫困人口，涉及到一个基本方法。王小林表示，量化多维贫困问题需要从贫困的纬度、各纬度之间的权重及指标三个方面入手。对于全球多维贫困指数，目前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正在开发或者是已经开发了国家多维贫困指数，但是，每个国家发展的程度不一样，宪法、法律授予的关注重点不一样，国家多维贫困指数的纬度、指标构成也不一样。如墨西哥的多维贫困指数，主要是因为墨西哥政府制订了公民法案，保证公民的社会权益，墨西哥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国民生活水平比较高，更多地保证了国民的社会权利，所以墨西哥的多维贫困纬度指数就更加强调了社会权利。对中国来讲，收入贫困依然比较突出，如果要构造一个多维贫困国家指数，收入贫困仍然是一个重要方面，更是产业扶贫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就业增加收入，再加上教育、卫生、生活水平等其他纬度，才可以构建中国的多维贫困指数。
理论上讲，利用多维贫困指数可以从多个纬度对贫困人口进行精确瞄准，对贫困状况进行全面测量。但除了指标的层面以外，多维贫困指数究竟能为减贫提供哪些具体的措施，或者说这个指标能不能进一步帮助扶贫工作形成一套多纬度的减贫行动计划？
洛斯·加尔松·里维罗斯分享了哥伦比亚关于多维贫困问题的经验，他说，现在哥伦比亚按照人口的个人情况进行多维贫困衡量，放到每个人头上可以看到，随着人口数量的变化，贫富差距也在变化，贫困强度、深度也在变化。1997年，哥伦比亚全国超过50%的人都是贫困人口，到目前只有22%的贫困人口，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在加勒比海地区、南美地区这个成就是令人注目的。实践证明，多维贫困指数也是一个贫困线，利用其衡量贫困问题，促使扶贫工作者更加清晰、精准地扶贫，同样可以达到贫困发生率下降的趋势。
郭建军介绍了国务院扶贫办今年精准扶贫和建档立卡工作情况，他表示，目前建档立卡的方法主要采取了以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监测数为规模，如去年年底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全国贫困人口规模是8249万，以这个基础采取规模措施，逐级分解，分级负责，动态管理，精准识别，对全国的农村扶贫对象进行了建档立卡，并对扶贫对象建立电子档案信息。识别标准是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300元为标准，同时也兼顾了住房、医疗、卫生等其他情况，实际上国际社会所讲的多维识别方法，在我国建档立卡当中就进行了实际应用。
眼下，重庆是自2011年颁布实施重庆市农村扶贫开发条例以来，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扶贫信息管理系统，对贫困户、贫困村进行建档立卡、动态管理的地区之一，为全国做出了典范。为此，关力介绍了精准扶贫在重庆的实践经验，他表示，为确保到人到户政策能够兑现落地，重庆逐渐走出了一条“输血”与“造血”双管齐下，减人与管人两轮驱动，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相结合的扶贫开发新路子，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做法：一是组织领导坚强有力；二是政治拉动；三是严格步骤问题；四是精准政策。
李小云认为，精准扶贫是扶贫标准问题。这个问题在八七扶贫攻坚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但发展到现在精准扶贫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重建一个扶贫资源传递平台，来监督这样的机制，让这个机制供社会各个方面参与。如曾经对贫困县的瞄准问题，使得大部分人有可能享受到国家约束性地增长方式，为他们提供道路、饮用水等行为，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必须要把瞄准的单元再加深一点，向村级瞄准，向贫困人口瞄准。
关于精准扶贫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要精准到扶贫人口，但刘慧认为精准扶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贫困区域发展。她强调，从全国看贫困人口，西部地区比重逐渐下降，呈小集中、大分散情况。同时，中国的贫困问题除了收入贫困以外，还存在知识贫困和人力贫困的弊端，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收入的水平和GDP对比，收入占全国的50%-60%左右，人均GDP更低。此外，从地理学角度来看，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位于国家重点生态区，绿色贫困问题居多。
因此，刘慧认为，精准化贫困区域的识别，首先要建多维目标，相当于贫困人口的识别，但又区别于贫困人口的识别，其中收入是关键性指标，包括地区城市贫困人口、健康服务水平、教育水平、生活质量、生活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