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受成长阅历和生活习惯影响，电影艺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鲁迅的文学创作，这也是有迹可寻的。而《故事新编》以其独特的文本样式更具故事性和空间性，这就为文学和电影两种艺术的融通提供了可能。因此，以解构电影的方式来解析《故事新编》，会发现其中的“剧本”“画面”与“声音”均以别样的面貌展现了出来，从而反映出鲁迅深藏不露的“电影导演”艺术。
　　关键词：鲁迅 “电影导演” 《故事新编》
　　一、作为“电影导演”出现的鲁迅
　　当读者看到电影导演与鲁迅两个词眼组合出现时，也许会感到一定的诧异：明明以文字见功夫的鲁迅，怎会与导演相适呢？疑问的出现是合乎常理的，文学和电影毕竟是两种异质的艺术方式和审美体系，一个是用文字进行的讲述，是用抽象对读者想象力与经验值的召唤；一个是用视听进行的表现，是用具象对观众感官的撞击与局限。{1}但笔者在这里强调的“电影导演”又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职位，它更多地偏指一种思维，像导演之于电影那样，鲁迅之于文学作品，也有着自己的组织调度，像制作电影一样，鲁迅也在创作着自己的文学作品。
　　这种说法的依据可以运用洪子诚老师在《当代文学与苏俄文学》一文中提出的“相关性”理论加以支撑，即两种事物之间的因果发生虽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但通过相似的发生背景和表现特征等相关性因素可以将它们联系起来。{2}据此，证据有二：
　　一是在鲁迅早期的成长和以后的生命岁月中，电影确实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藤野先生》中所回忆的日本学医时发生的“幻灯片事件”。这一次无意之中的观影，给少年鲁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让他最终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而后来真正踏上文学道路以后，鲁迅的“电影情结”依然不减，这在鲁迅日记和书信中可见端倪，比如1927年10月20日，鲁迅致信廖立峨：“我到上海已十多天，因为熟人太多，一直静不下，几乎日日喝酒，看电影。”{3}甚至在病重期间，鲁迅依然观看了由普希金小说改编的电影《复仇艳遇》，并且将这次观影视为“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4}。古远清、高进贤所著《鲁迅与电影》一文，更是将鲁迅与中国电影史联系在一起，从宏观层面予以了观照。{5}凡此种种，只是为了说明在鲁迅那里，电影与“烟”“黄包车”一样都是其生活中的熟悉事物，“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艺术是相通的，这就为电影艺术起码在思维层面影响鲁迅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个证据与今日选取的研究对象《故事新编》有关。按照鲁迅自己的说法，《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6}，“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7}。它是文学作品，却又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作品不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现实生活的景象往往会投射其中，这就使得《故事新编》有两个叙事系统：一个是神话、传说、历史的，一个是当代人的语言、行为。文体的自由彰显的是作者个人对文本决定能力的提高，这就和导演制作电影一般，他们同由创作者统筹全局，直接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水准。
　　二、悬念遍布：三种话语力量相博弈的“剧本”
　　话语，在语言学意义上，本意指言语。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由西方学者福柯等人权力话语体系的建构，“话语”一词便不单单归于语言学的范畴，它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更有社会学、政治学的延伸，“不只是涉及内容或表征的符号，而且被视为系统形成种种话语谈论对象的复杂实践”{8}。
　　前文所述，《故事新编》可以看作是鲁迅精心安排的一场电影戏码，具体到每一篇目，又有相应的场景、人物、对话、动作，等等。那些字里行间所流露的话语力量，悄无声息地在其中博弈，此消彼长中代表了各自势力的发展。通览《故事新编》中的这八篇文章，蕴藏其中的话语力量基本归纳起来有三种类型。首先，以历史故事为己身的“历史话语”必然是其中的一方力量。其次，现实环境中不和谐元素的植入则是第二种话语力量的存在，在这里姑且将其称之为“现实话语”。第三种基本存在的话语力量则是与“现实话语”所对应的“理想话语”，这种话语应从作者鲁迅那里去寻，它代表了作者希冀超越现实芜杂过后的那种理性追寻。
　　这三种基本话语力量的建立，可以说盘活了整个文本，正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博弈才使得每一则故事曲折、紧张。如果要在《故事新编》中寻找最为明显的话语碰撞，首当其冲的便是当代话语与历史话语的交锋。作为故事的底本，原初的话语系统势必要对文学再创作施加影响，本来的思想、内蕴潜移默化地对“改编”活动进行着干预，特别是《补天》《奔月》《理水》，它本来就有中华民族古老的原型神话隐藏其中，所以历史话语力量更加强大。而当代话语力量的根本任务则是要进入并占领，并不断地削弱历史话语，将自身的当代诉求注入其中。这样的碰撞结果便是当代话语不断进入并占据整个小说系统，历史话语到最后提供的可能仅仅是一个古典文化空壳，而内蕴则是现代意识、现代思想。
　　同属于当代话语范畴，以现实矛盾对象为根基的“现实话语”和以作家美好希冀为寄寓的“理想话语”之间则是另外一组碰撞。拿《故事新编》中艺术成就最高的《铸剑》来说，里面两种话语的交锋便十分典型。这是一篇极具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品，通篇充满着紧张的气氛，交锋处既凌厉迅猛又不动声色。比如，宴之敖者刚刚和眉间尺交接完毕，此时树林深处突然来了一群饿狼，“第一口撕尽了眉间尺的青衣，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形势陡变，趋于紧张，此时宴之敖者“用青剑一挥，狼头便坠在地面的青苔上。别的狼们第一口撕尽了它的皮，第二口便身体全都不见了，血痕也顷刻舔尽，只微微听得咀嚼骨头的声音”，激战的冷酷，同类相食的残忍，立马显现。待宴之敖者离开之际，“狼们站定了，耸着肩，伸出舌头，咻咻地喘着，放着绿的眼光看他扬长而去”，这些莫名出现的狼群隐喻性极强，它们象征的是潜伏在黑暗深处的一股势力，不必追问来处，它们要做的就是阻挠复仇计划。待到后来的鼎镬头颅大战，更是极尽恐怖与惊骇。除此之外，《补天》《理水》《非攻》《出关》诸篇中现实与理想的话语交锋更为猛烈，女娲、禹、墨子、老子最终孤寂落寞的收场，恐怕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鲁迅的某种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