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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归有光对科举制度弊端的批判，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以及归有光对江南水利和倭患的精辟解析几个方面论述归有光的经世思想，从而全面了解归有光其人。
【关键词】：归有光；经世思想
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昆山人，学者称其震川先生。他一生著述颇丰，文章体式齐备，内容涉及面广，文章风格也比较多样，被黄宗羲誉为“明文第一”（《明文案序上》）。虽然归有光的作品中那些怀念亲人、描摹家庭日常琐事的抒情散文如《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以其真切感人、语浅情深的风格赢得了论者的普遍赞誉，但这并不意味着归有光是一个脱离现实、不问世事的闲散士大夫。他的作品中还有着大量的关心国运世情的“经世致用”之文。在这些文章中，他关注现实，为民请命，关心军国大事，显示出一个封建社会的正直知识分子耿介高标的性格和关心民瘼的情怀。通过对归有光经世思想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全面更详细地了解归有光其文及其人。
所谓的经世，简单说就是立足现实，关注现实，并且有所作为。归有光的经世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批判空虚无用的科举制度。
归有光的科举之路走得极不平坦，科举几乎消耗了他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归有光幼年时就聪明颖悟，七岁入学读书，十四岁始应童子试，二十岁时才以童子试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嘉靖四年，归有光开始参加乡试，但五上南京都榜上无名，直到嘉靖十九年三十五岁时，总算以第二名中举，此后名声大起。以他的学识和名望，考中进士易如反掌，而他偏偏“八上公车不遇”，一直到嘉靖四十四年，第九次参加会试，他才以六十岁的高龄中了三甲进士，个中艰辛自不待言。这个在科场苦斗了大半生的学子，最后总算捞了个进士，然而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却赔上了。正因为如此，他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学问贫乏，世风败坏和吏治腐败，有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明朝统治者规定用朱熹注的《四书》、《五经》作为考试内容，不允许考生有自己的发挥和创建，这导致他们的脑海中除了时文以外，别无他物。归有光指出“自科举之习日弊，以记诵时文为速化之术，士岁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张远为何人者”（《跋小学古事》）。在《山舍示学者》中，归有光也有感慨“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浅中之徒，转相仿效，更以通经学古为拙”，不知书，不作学问，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风气，“今进士之业滋盛，士不复知有书矣”（《送童子鸣序》），士子们仅仅把科举当做“攫取荣利之资”（《山舍示学者》）的工具。在科举至上的时代，学问的贫乏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清吴乔在《答万季埜诗问》中说“明代功名在时文，事关功名富贵，所以人肯用心”颇有道理。八股科举“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才世道，其敝已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无复知人生有当为之事，荣誉得丧，缠绵萦绕，不可解脱，直至老而不悟”（《与潘之实书》）。人们“习为应试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贵”（《送计博序》），“习其辞而不复知其原，士以哗世取宠，苟一时之得以自负，而其为文，圣人之经益以远”（《送国子助教徐先生序》），继而“士风渐以不振，夫卓然不为流俗所移，要不可谓无人也”，但“奔走富贵，行尽如驰，莫能为朝廷出分毫之力”（《送吴纯甫先生会试序》）者，不在少数，八股取士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功名富贵的狂热追求。
在《送王汝康會试序》中，归有光更是指出科举造成了学仕分离的状况：“自科举之学兴，而学与仕为二事，故以得第为士之终，而以服官为学之始”。科举所学的并非经世济人之学，根本不能以之完成封建官员应尽的义务，所以，“士之仕也，犹始入学也”。科举中试后，官员又得完全重新学习，以前所学一无所用，而大多数士子只得“仓卒从其质之所近”，治官临民完全靠其质性修养：柔者怯懦不立，刚者好愎自用，佞者自谋自利，直者肆直忘物，宽者废驰自纵，严者好察不恕。旨在网罗人才的科举制度却造成了吏治的腐败：“内以侵渔其乡里，外以芟夷其人民。一为官守，日夜孜孜，唯恐囊槖之不厚，迁转之不亟，交结承奉之不至。书问繁于史吏牒、餽送急于官赋，拜谒勤于职守。其党又相为引重，曰！彼名进士也。”（《送吴纯甫先生会试序》）。科举造就了只知应试的庸才，“无怪乎其内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临人之术”，“而天下常有乏才之患也”（《送童子鸣序》）。所以，归有光认为“科举取士，不能为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吏部司务朱君寿序》），“当论其人之才不才，与其事之治不治，不当问其进士非进士也”（《杨渐斋寿序》），在用人时，不看学问之高低，只看能否治实事，体现出归有光进步的人才观。
二、抨击时弊，勤政爱民，为百姓办实事。
归有光大半生是在嘉靖朝度过的，这是一个政治上及其腐败，社会尤其黑暗的时代。世宗皇帝崇信道教，重用方士，大兴土木，营建斋蘸，滥用民力；朝廷内部宦官专权擅权，大臣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矛盾不断；地方官僚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加上连年荒灾，民不聊生，百姓处境异常艰难。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人，归有光饱含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对这个黑暗的现实作了深刻披露。
在《送摄令蒲君还府序》中，归有光指出，贪官污吏“徒疾视其民，而取之惟恐其不尽，戕之惟恐其不胜，民俯首不敢出气，而闾巷诽谤之言，或不能无。如是而曰俗之不善，岂不诬哉？”对百姓百般残酷压榨，还不许其稍有不满，否则便罗织罪名，诬为不善，其政何等昏暗！在《送县大夫杨侯序》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江南百姓困苦不堪的根源：“东南之风，何其惫也？以蕞爾之地，天下仰给焉……盖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残之惟恐其不极，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亩荒芜，处处有之……天子兴致太平，制作礼乐，一宫之费，动以万计，有司奉意承命，未尝告乏；而独不肯分毫少捐以予民，为千万年根本之计，何也？”天子的铺张浪费与百姓的艰难困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即使面对最高统治者，归有光也毫不怯懦，将矛头直指皇帝和贵权。在《西王母图序》中，归有光借古人古事来讥讽嘉靖皇帝迷信方士，求仙访道，而《送许子玄之任分宜》则对严嵩专权表示了不满。 归有光本就是一个刚正不阿，廉洁不苟的贤吏。长兴县地处山区，长期无知县，盗贼横行，豪门大户勾结官府为非作歹，鱼肉人民，冤狱不断。他在长兴为官短短的两年中，实实在在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几件好事，如兴办学校，惩治恶吏，平反冤狱等，表现了一个廉吏的可贵品质和社会责任感。《明史·列传》说他断案注重调查，审案时特别把妇女儿童叫来，用苏州话剌剌询问，务得实情，在任期间深受百姓爱戴。嘉定张氏女子遇人不淑，又遭恶姑，因不满家中丑行，而为群凶虐杀。因官吏受贿，司法腐败，致使该冤狱久而不决。归有光激于义愤，希望能为被侮辱与被迫害者伸张正义，讨还公道，为此，他写了《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等一系列文章，揭露真相，为死者鸣不平，终于令肆虐诸凶被严正法办。
三、亲罹危难，实地调查，提出解决水患和抗击倭寇的方案和对策。
归有光的经世思想又表现为他能走出书斋，把现实生活中困扰人民的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中，在研读资料的同时，进行实地调查，寻求切实可行的途径。归有光的家乡在江南昆山，这里由于腐吏忙于肥私，疏于政事，水利失修，水患天灾使人民灾难更加深重。他在《水利论》中指出：”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并分析指出：“余以为治吴中之水，宜专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余水不劳余力矣……故治松江，则吴中必无白水之患；而从其旁钩引以溉田，无不治之田矣“。他还在《水利后论》、《三江图叙说》、《水灾事宜书》、《淞江下三江图叙说论》、《论三区赋役水利书》等论著中，进一步提出很多治理水患，变害为利的具体设想和方案，这些文章叙述层层推进，分析深入浅出，有很强的实用价值。隆庆三年，应天巡抚海瑞采用了他的许多建议，付诸实施，立见成效，“全活江省生灵数十万”（丁元正《修复震川先生墓记》）归有光的水利方面的治理方案为江南地区的水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嘉靖时期，东南沿海长期遭受倭寇侵扰，百姓横遭荼毒，流离迁徙，而朝堂上的衮衮诸公却束手无策，无计可施。身在倭患重灾区的归有光“目击危变，身罹难虞”，甚而“冒风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十余昼夜”（《上总制书》），亲临战区，如实记录战争详情，写下了《御倭议》、《备倭事略》、《备倭记》、《论御倭书》、《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上总制书》等专论抗倭事宜的文章。
归有光认为，倭寇之所以敢肆无忌惮，犯境登陆，深入内地，关键在于沿海各镇均无有效防卫。倭寇登陆后，各州、府、县只会婴城自保，倭寇攻城府不救，攻县州不救，劫掠村落县不救，“如斗而束其足，绝其党而孤立”，“贼未至而己先自困矣”（《备倭事略》）。针对这种情况，归有光提出了“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备倭事略》）的防御策略。吴越之地江河贯通，濒于大海，归有光循行江上，现场勘察，提出了在三江五湖的要害之地太湖之口、三泖之口、吴松江之中道屯军设卫的建议。除了因势设御外，还要加强自身的防备力量。“今之急务，莫若广壕蜇，造月城，筑弩台，立营寨，集乡兵，时训练，铸火器，备弓弩，积薪米，蓄油烛”（《昆山县倭寇始末书》），防备工作做好了才能应对倭寇的进犯。另外，在诛杀的倭贼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海盗劫掠而被迫成为寇贼的沿海居民，他们如若逃归，又常被州县作为奸细禁锢诛杀，只好继续在海上为虎作伥，因此，归有光建议官府“设法招徕，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备倭记》），這样既可保全小民，又可使贼为我所用，孤弱其党。虽然东南赋税半天下，但由于倭寇烧杀抢掠，加之天灾人祸，故“富者贫而贫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横被苛敛”（《上总制书》），所以不少内陆人才有了从寇幸生之念。归有光恳请总制宽蠲安抚百姓，以彻底断绝倭盗之源。这些精辟切实的的论述，没有亲罹危难，没有经过实地调查，是很难写出来的。
四、结语
归有光的经世之文，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从自身的科举经历出发，归有光敏锐地揭露了科举内容的空虚无用，从而导致的士风以及吏治的腐败。在黑暗社会里，受害最深的其实是无权无钱的广大百姓。作为一个下级官吏，归有光同情百姓，并且力所能及地为百姓办好事，做实事；在敌寇入侵和民族危机的时候，用自己手中的笔剖析和总结了御倭斗争的失利原因和漏洞，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他的这种忧国忧民情怀和经世务实的精神值得人们永远记住他。
参考文献：
归有光.《归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孫之梅.《归有光与明清之际的学风转变》（J）.《文史哲》，2001，5期.
鲍红.《归有光与桐城派的渊源关系》（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2期.
【关键词】：归有光；经世思想
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昆山人，学者称其震川先生。他一生著述颇丰，文章体式齐备，内容涉及面广，文章风格也比较多样，被黄宗羲誉为“明文第一”（《明文案序上》）。虽然归有光的作品中那些怀念亲人、描摹家庭日常琐事的抒情散文如《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以其真切感人、语浅情深的风格赢得了论者的普遍赞誉，但这并不意味着归有光是一个脱离现实、不问世事的闲散士大夫。他的作品中还有着大量的关心国运世情的“经世致用”之文。在这些文章中，他关注现实，为民请命，关心军国大事，显示出一个封建社会的正直知识分子耿介高标的性格和关心民瘼的情怀。通过对归有光经世思想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全面更详细地了解归有光其文及其人。
所谓的经世，简单说就是立足现实，关注现实，并且有所作为。归有光的经世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批判空虚无用的科举制度。
归有光的科举之路走得极不平坦，科举几乎消耗了他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归有光幼年时就聪明颖悟，七岁入学读书，十四岁始应童子试，二十岁时才以童子试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嘉靖四年，归有光开始参加乡试，但五上南京都榜上无名，直到嘉靖十九年三十五岁时，总算以第二名中举，此后名声大起。以他的学识和名望，考中进士易如反掌，而他偏偏“八上公车不遇”，一直到嘉靖四十四年，第九次参加会试，他才以六十岁的高龄中了三甲进士，个中艰辛自不待言。这个在科场苦斗了大半生的学子，最后总算捞了个进士，然而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却赔上了。正因为如此，他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学问贫乏，世风败坏和吏治腐败，有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明朝统治者规定用朱熹注的《四书》、《五经》作为考试内容，不允许考生有自己的发挥和创建，这导致他们的脑海中除了时文以外，别无他物。归有光指出“自科举之习日弊，以记诵时文为速化之术，士岁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张远为何人者”（《跋小学古事》）。在《山舍示学者》中，归有光也有感慨“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浅中之徒，转相仿效，更以通经学古为拙”，不知书，不作学问，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风气，“今进士之业滋盛，士不复知有书矣”（《送童子鸣序》），士子们仅仅把科举当做“攫取荣利之资”（《山舍示学者》）的工具。在科举至上的时代，学问的贫乏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
清吴乔在《答万季埜诗问》中说“明代功名在时文，事关功名富贵，所以人肯用心”颇有道理。八股科举“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才世道，其敝已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无复知人生有当为之事，荣誉得丧，缠绵萦绕，不可解脱，直至老而不悟”（《与潘之实书》）。人们“习为应试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贵”（《送计博序》），“习其辞而不复知其原，士以哗世取宠，苟一时之得以自负，而其为文，圣人之经益以远”（《送国子助教徐先生序》），继而“士风渐以不振，夫卓然不为流俗所移，要不可谓无人也”，但“奔走富贵，行尽如驰，莫能为朝廷出分毫之力”（《送吴纯甫先生会试序》）者，不在少数，八股取士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功名富贵的狂热追求。
在《送王汝康會试序》中，归有光更是指出科举造成了学仕分离的状况：“自科举之学兴，而学与仕为二事，故以得第为士之终，而以服官为学之始”。科举所学的并非经世济人之学，根本不能以之完成封建官员应尽的义务，所以，“士之仕也，犹始入学也”。科举中试后，官员又得完全重新学习，以前所学一无所用，而大多数士子只得“仓卒从其质之所近”，治官临民完全靠其质性修养：柔者怯懦不立，刚者好愎自用，佞者自谋自利，直者肆直忘物，宽者废驰自纵，严者好察不恕。旨在网罗人才的科举制度却造成了吏治的腐败：“内以侵渔其乡里，外以芟夷其人民。一为官守，日夜孜孜，唯恐囊槖之不厚，迁转之不亟，交结承奉之不至。书问繁于史吏牒、餽送急于官赋，拜谒勤于职守。其党又相为引重，曰！彼名进士也。”（《送吴纯甫先生会试序》）。科举造就了只知应试的庸才，“无怪乎其内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临人之术”，“而天下常有乏才之患也”（《送童子鸣序》）。所以，归有光认为“科举取士，不能为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吏部司务朱君寿序》），“当论其人之才不才，与其事之治不治，不当问其进士非进士也”（《杨渐斋寿序》），在用人时，不看学问之高低，只看能否治实事，体现出归有光进步的人才观。
二、抨击时弊，勤政爱民，为百姓办实事。
归有光大半生是在嘉靖朝度过的，这是一个政治上及其腐败，社会尤其黑暗的时代。世宗皇帝崇信道教，重用方士，大兴土木，营建斋蘸，滥用民力；朝廷内部宦官专权擅权，大臣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矛盾不断；地方官僚疯狂搜刮民脂民膏，加上连年荒灾，民不聊生，百姓处境异常艰难。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人，归有光饱含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对这个黑暗的现实作了深刻披露。
在《送摄令蒲君还府序》中，归有光指出，贪官污吏“徒疾视其民，而取之惟恐其不尽，戕之惟恐其不胜，民俯首不敢出气，而闾巷诽谤之言，或不能无。如是而曰俗之不善，岂不诬哉？”对百姓百般残酷压榨，还不许其稍有不满，否则便罗织罪名，诬为不善，其政何等昏暗！在《送县大夫杨侯序》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江南百姓困苦不堪的根源：“东南之风，何其惫也？以蕞爾之地，天下仰给焉……盖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残之惟恐其不极，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亩荒芜，处处有之……天子兴致太平，制作礼乐，一宫之费，动以万计，有司奉意承命，未尝告乏；而独不肯分毫少捐以予民，为千万年根本之计，何也？”天子的铺张浪费与百姓的艰难困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即使面对最高统治者，归有光也毫不怯懦，将矛头直指皇帝和贵权。在《西王母图序》中，归有光借古人古事来讥讽嘉靖皇帝迷信方士，求仙访道，而《送许子玄之任分宜》则对严嵩专权表示了不满。 归有光本就是一个刚正不阿，廉洁不苟的贤吏。长兴县地处山区，长期无知县，盗贼横行，豪门大户勾结官府为非作歹，鱼肉人民，冤狱不断。他在长兴为官短短的两年中，实实在在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几件好事，如兴办学校，惩治恶吏，平反冤狱等，表现了一个廉吏的可贵品质和社会责任感。《明史·列传》说他断案注重调查，审案时特别把妇女儿童叫来，用苏州话剌剌询问，务得实情，在任期间深受百姓爱戴。嘉定张氏女子遇人不淑，又遭恶姑，因不满家中丑行，而为群凶虐杀。因官吏受贿，司法腐败，致使该冤狱久而不决。归有光激于义愤，希望能为被侮辱与被迫害者伸张正义，讨还公道，为此，他写了《书张贞女死事》、《张贞女狱事》等一系列文章，揭露真相，为死者鸣不平，终于令肆虐诸凶被严正法办。
三、亲罹危难，实地调查，提出解决水患和抗击倭寇的方案和对策。
归有光的经世思想又表现为他能走出书斋，把现实生活中困扰人民的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中，在研读资料的同时，进行实地调查，寻求切实可行的途径。归有光的家乡在江南昆山，这里由于腐吏忙于肥私，疏于政事，水利失修，水患天灾使人民灾难更加深重。他在《水利论》中指出：”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并分析指出：“余以为治吴中之水，宜专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余水不劳余力矣……故治松江，则吴中必无白水之患；而从其旁钩引以溉田，无不治之田矣“。他还在《水利后论》、《三江图叙说》、《水灾事宜书》、《淞江下三江图叙说论》、《论三区赋役水利书》等论著中，进一步提出很多治理水患，变害为利的具体设想和方案，这些文章叙述层层推进，分析深入浅出，有很强的实用价值。隆庆三年，应天巡抚海瑞采用了他的许多建议，付诸实施，立见成效，“全活江省生灵数十万”（丁元正《修复震川先生墓记》）归有光的水利方面的治理方案为江南地区的水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嘉靖时期，东南沿海长期遭受倭寇侵扰，百姓横遭荼毒，流离迁徙，而朝堂上的衮衮诸公却束手无策，无计可施。身在倭患重灾区的归有光“目击危变，身罹难虞”，甚而“冒风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十余昼夜”（《上总制书》），亲临战区，如实记录战争详情，写下了《御倭议》、《备倭事略》、《备倭记》、《论御倭书》、《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上总制书》等专论抗倭事宜的文章。
归有光认为，倭寇之所以敢肆无忌惮，犯境登陆，深入内地，关键在于沿海各镇均无有效防卫。倭寇登陆后，各州、府、县只会婴城自保，倭寇攻城府不救，攻县州不救，劫掠村落县不救，“如斗而束其足，绝其党而孤立”，“贼未至而己先自困矣”（《备倭事略》）。针对这种情况，归有光提出了“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备倭事略》）的防御策略。吴越之地江河贯通，濒于大海，归有光循行江上，现场勘察，提出了在三江五湖的要害之地太湖之口、三泖之口、吴松江之中道屯军设卫的建议。除了因势设御外，还要加强自身的防备力量。“今之急务，莫若广壕蜇，造月城，筑弩台，立营寨，集乡兵，时训练，铸火器，备弓弩，积薪米，蓄油烛”（《昆山县倭寇始末书》），防备工作做好了才能应对倭寇的进犯。另外，在诛杀的倭贼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海盗劫掠而被迫成为寇贼的沿海居民，他们如若逃归，又常被州县作为奸细禁锢诛杀，只好继续在海上为虎作伥，因此，归有光建议官府“设法招徕，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备倭记》），這样既可保全小民，又可使贼为我所用，孤弱其党。虽然东南赋税半天下，但由于倭寇烧杀抢掠，加之天灾人祸，故“富者贫而贫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横被苛敛”（《上总制书》），所以不少内陆人才有了从寇幸生之念。归有光恳请总制宽蠲安抚百姓，以彻底断绝倭盗之源。这些精辟切实的的论述，没有亲罹危难，没有经过实地调查，是很难写出来的。
四、结语
归有光的经世之文，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从自身的科举经历出发，归有光敏锐地揭露了科举内容的空虚无用，从而导致的士风以及吏治的腐败。在黑暗社会里，受害最深的其实是无权无钱的广大百姓。作为一个下级官吏，归有光同情百姓，并且力所能及地为百姓办好事，做实事；在敌寇入侵和民族危机的时候，用自己手中的笔剖析和总结了御倭斗争的失利原因和漏洞，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他的这种忧国忧民情怀和经世务实的精神值得人们永远记住他。
参考文献：
归有光.《归震川先生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孫之梅.《归有光与明清之际的学风转变》（J）.《文史哲》，2001，5期.
鲍红.《归有光与桐城派的渊源关系》（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