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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写作，他不惮于过穷困潦倒的生活，哪怕去当货车司机
世事纷繁，红尘滚滚。转眼间，王小波离开我们已经20年。一天，翻看旧信件时，翻出了一张王小波寄给我的明信片。邮戳时间是1997年1月21日，离他辞世只有80天。上面写着：
钟洁玲：《他们的世界》三联尚未退还，家里还该有，只是还没找到。我母又病，现焦头烂额，有即寄上。书的事还请上紧。王小波敬上。
睹物思人，往事又重现在我眼前。这张20年前的明信片传递出三重信息：其一，他写同性恋的那本书稿《他们的世界》，三联出版社已经明确不能出版了，但稿子仍未退还，于是就想寄给我，看我这边有没有可能出版；其二，已经交给我的《时代三部曲》，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让我上点心，并抓紧出版，只怕夜长梦多，一拖延又出不成了；其三，他的母亲正在生病及杂事困扰，令他焦头烂额。寥寥数语，反映出他彼时的生存状况：生活窘迫，出书困难。
记得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去世后，有位读者在写给我的信上说：“看过一篇悼念文章，作者说他有天去王小波家，王正好拿到一个驾驶执照，很高兴地说以后活不下去就去当货车司机。我看了很心酸，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在现实中却如此不得志，上天真是不公。我老是想起他，想起他写过的句子：我只能强忍绝望活在这世上。”
王小波从中国人民大学辞去教职以后就没了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他是体制外以写小说为业的写作者，却写得比一些体制内的作家好。也就是说，他以非主流的身份，为沉默的大多数争了一口气。由于他的作品闯进了那个时代的两大禁区：性爱与死亡，因此出版屡屡碰壁，而他的作品到离世时也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他曾说：“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焦头烂额”这个词跳出来，狠狠地敲击了我的心。在我的记忆中，王小波不是“现焦头烂额”，而是一直焦头烂额。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风度翩翩，而是落拓疲惫、不修边幅。
初见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单的一个公共汽车站，为了出版事宜。那是1996年8月。
他有狂草一样的头发，接近1米90的高个子；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褶纵横交错，夹带着一路轻尘，仿佛是从附近某个工地里走出来的。他迟疑地走近我，愣了两秒钟，我们互相确认后，他带着我拐进一条灰砖胡同。走着走着，突然不见了他，回头才发现他落在远处正蹲着系鞋带，系好了，再拖着一双小船似的球鞋疾步赶来。天色灰暗，整个感觉就像走在一部电影残片里。
进入他寓所的大院，破破旧旧的，据说是从前的郑王府。他熟门熟路地拐入门房小卖部买了些汽水，说：“我屋里沒水。”我很诧异：“你不烧水的？”岂止没水！在他的写作室，仅有一台电脑、一把靠背椅和一张床；电脑桌上搁一瓶饮料，看不见打印机。他说他素来是交软盘给编辑的。这哪像一个“海归”的家呀！他告诉我，第一部书出版得极其艰难，为找销路走破了几双鞋，独自去闯“二渠道”，向书商兜售自己的小说，白的黑的都见过了，练得巧舌如簧。“书出完了，我也快成书商了。幸好书的销路还不错。”
搞纯文学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这点王小波早有思想准备，他说：“作家就意味着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但对此他并无抱怨，觉得写作本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并认定这是他的宿命。他曾经感叹：“出版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所以他说，他若为自己写墓志铭，会在“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
那年从王小波那里，我带走了两个软盘，那是《时代三部曲》的原稿。
1997年1月，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到处莺歌燕舞，王小波依然焦头烂额。他与他的朋友，携着自己的书稿，天南地北，在多家出版社奔走劳碌。部分书稿曾一度以打印件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打印件是用最老式的24针打字机，打在浅蓝色像一匹布那么长的打印纸上，很多文字有眼睛没鼻子，但奇怪的是，这副“残疾相”并未影响它的传播。在出版社，在研究机构，在大学校园，各种人群传阅着。嗅觉灵敏的书商还追上门，讲得洋洋洒洒，开口就是几万的印数，然后又音信全无；出版社往往是今天接纳，明天变卦。为什么如此反复？皆因王小波在艺术与思想上的无视禁忌所造成，用女权学者艾晓明的话来解释，就是：“王小波无视禁忌的顽童心，让他的幽默反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解力。”
最后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号大厅——追悼会现场。他躺在那里，与我阴阳两隔。那天，他还是焦头烂额的。
他躺在棺木里，遗容安详，被化妆师修饰过的脸红红白白，但额头的一块褐色伤痕仍无法掩饰。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时，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
开追悼会这天，《时代三部曲》还没有印出来。但我们把3本书的彩色封面打印了出来，铺在王小波身上，随他火化。这是艾晓明的建议，她说：“他惦着这事，让他知道，封面已经做好了。”
我想起王小波那句广为流传的话：“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诚哉斯言。在他去世后，他的作品包括残稿全部出版，评论、纪念文章也大量涌现，出现了“王小波热”的文化现象。而在他幽默深刻的文字之外，作为中国第一批研究同性恋人群的学者，又为中国日后的同性恋研究做了很多的铺垫。
这样的王小波，可谓“生前寂寞，身后哀荣”的典范。正如有评论认为，“这位严肃作家在死后的时间里，被人们反复阅读、关注和讨论，在纯文学作品销量萎靡不振的当下，正体现了他思想的宝贵。”
世事纷繁，红尘滚滚。转眼间，王小波离开我们已经20年。一天，翻看旧信件时，翻出了一张王小波寄给我的明信片。邮戳时间是1997年1月21日，离他辞世只有80天。上面写着：
钟洁玲：《他们的世界》三联尚未退还，家里还该有，只是还没找到。我母又病，现焦头烂额，有即寄上。书的事还请上紧。王小波敬上。
睹物思人，往事又重现在我眼前。这张20年前的明信片传递出三重信息：其一，他写同性恋的那本书稿《他们的世界》，三联出版社已经明确不能出版了，但稿子仍未退还，于是就想寄给我，看我这边有没有可能出版；其二，已经交给我的《时代三部曲》，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让我上点心，并抓紧出版，只怕夜长梦多，一拖延又出不成了；其三，他的母亲正在生病及杂事困扰，令他焦头烂额。寥寥数语，反映出他彼时的生存状况：生活窘迫，出书困难。
记得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去世后，有位读者在写给我的信上说：“看过一篇悼念文章，作者说他有天去王小波家，王正好拿到一个驾驶执照，很高兴地说以后活不下去就去当货车司机。我看了很心酸，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在现实中却如此不得志，上天真是不公。我老是想起他，想起他写过的句子：我只能强忍绝望活在这世上。”
王小波从中国人民大学辞去教职以后就没了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他是体制外以写小说为业的写作者，却写得比一些体制内的作家好。也就是说，他以非主流的身份，为沉默的大多数争了一口气。由于他的作品闯进了那个时代的两大禁区：性爱与死亡，因此出版屡屡碰壁，而他的作品到离世时也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他曾说：“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焦头烂额”这个词跳出来，狠狠地敲击了我的心。在我的记忆中，王小波不是“现焦头烂额”，而是一直焦头烂额。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风度翩翩，而是落拓疲惫、不修边幅。
初见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单的一个公共汽车站，为了出版事宜。那是1996年8月。
他有狂草一样的头发，接近1米90的高个子；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褶纵横交错，夹带着一路轻尘，仿佛是从附近某个工地里走出来的。他迟疑地走近我，愣了两秒钟，我们互相确认后，他带着我拐进一条灰砖胡同。走着走着，突然不见了他，回头才发现他落在远处正蹲着系鞋带，系好了，再拖着一双小船似的球鞋疾步赶来。天色灰暗，整个感觉就像走在一部电影残片里。
进入他寓所的大院，破破旧旧的，据说是从前的郑王府。他熟门熟路地拐入门房小卖部买了些汽水，说：“我屋里沒水。”我很诧异：“你不烧水的？”岂止没水！在他的写作室，仅有一台电脑、一把靠背椅和一张床；电脑桌上搁一瓶饮料，看不见打印机。他说他素来是交软盘给编辑的。这哪像一个“海归”的家呀！他告诉我，第一部书出版得极其艰难，为找销路走破了几双鞋，独自去闯“二渠道”，向书商兜售自己的小说，白的黑的都见过了，练得巧舌如簧。“书出完了，我也快成书商了。幸好书的销路还不错。”
搞纯文学在世界各国都是最穷的。这点王小波早有思想准备，他说：“作家就意味着随时有饿死的可能。”但对此他并无抱怨，觉得写作本就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并认定这是他的宿命。他曾经感叹：“出版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要难得多。”所以他说，他若为自己写墓志铭，会在“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
那年从王小波那里，我带走了两个软盘，那是《时代三部曲》的原稿。
1997年1月，香港即将回归，祖国到处莺歌燕舞，王小波依然焦头烂额。他与他的朋友，携着自己的书稿，天南地北，在多家出版社奔走劳碌。部分书稿曾一度以打印件的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打印件是用最老式的24针打字机，打在浅蓝色像一匹布那么长的打印纸上，很多文字有眼睛没鼻子，但奇怪的是，这副“残疾相”并未影响它的传播。在出版社，在研究机构，在大学校园，各种人群传阅着。嗅觉灵敏的书商还追上门，讲得洋洋洒洒，开口就是几万的印数，然后又音信全无；出版社往往是今天接纳，明天变卦。为什么如此反复？皆因王小波在艺术与思想上的无视禁忌所造成，用女权学者艾晓明的话来解释，就是：“王小波无视禁忌的顽童心，让他的幽默反讽和想象奇趣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某种文学理解力。”
最后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号大厅——追悼会现场。他躺在那里，与我阴阳两隔。那天，他还是焦头烂额的。
他躺在棺木里，遗容安详，被化妆师修饰过的脸红红白白，但额头的一块褐色伤痕仍无法掩饰。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时，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再孤独地离去的。
开追悼会这天，《时代三部曲》还没有印出来。但我们把3本书的彩色封面打印了出来，铺在王小波身上，随他火化。这是艾晓明的建议，她说：“他惦着这事，让他知道，封面已经做好了。”
我想起王小波那句广为流传的话：“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诚哉斯言。在他去世后，他的作品包括残稿全部出版，评论、纪念文章也大量涌现，出现了“王小波热”的文化现象。而在他幽默深刻的文字之外，作为中国第一批研究同性恋人群的学者，又为中国日后的同性恋研究做了很多的铺垫。
这样的王小波，可谓“生前寂寞，身后哀荣”的典范。正如有评论认为，“这位严肃作家在死后的时间里，被人们反复阅读、关注和讨论，在纯文学作品销量萎靡不振的当下，正体现了他思想的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