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是进步还是保守,从其建都何方就可以看出来。
　　
　　一个神经病的建议
　　公元前202年,刚刚登上皇帝大位的汉高祖刘邦正在洛阳城里处理政事,忽然听人来报,说是有个名叫娄敬的戍卒,途经洛阳时,突然发神经,大喊大叫要见皇帝。刘邦向来作风民主,说见就见吧。只见这个娄敬穿着破破烂烂的羊皮短袄上得殿来,一开口就向刘邦发问:“听说陛下要建都洛阳,难道是为了跟伟大的周朝比试吗?”
　　刘邦心中暗暗称奇,因为这个人一开口就抓住了他的心,当时刘邦正为建都之事征求文臣武将的意见,因为他的大臣大都来自东部,他们强烈建议刘邦定都洛阳。他们引经据典地说,周朝建都洛阳称王天下几百年,秦朝建都在关内只传了二世就迅速灭亡,因此,洛阳应该是首选。他为此正犹疑不决,所以很想听听这个神经病会有怎样的高见。
　　这个娄敬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滔滔不绝,力陈定都洛阳不便,建议刘邦在关中定都。刘邦听得一愣一愣的。娄敬的这些观点不仅和留侯张良的观点接近,也和刘邦的观点不谋而合。刘邦不再犹豫,当日就决定乘车西行,建都长安。这个穿羊皮袄的神经病因提议定都长安有功,被赐姓为刘,以后又被封为关内侯。
　　汉高祖的抉择
　　刘邦建都长安对后来2000年的中国历史来说影响非同小可。
　　其实从经济上看来,当时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没有什么吸引力。战国时代占据关中的秦国,常有粮食短缺的苦恼,向西南攻取巴蜀,花费大量人力开凿郑国渠,都是为了设法补救这一短处。相比之下,东部六国则平原千里、富庶得多。因此秦统一六国之后远征匈奴,粮草是从山东调运来的。
　　既然如此,刘邦为什么还要选择长安作为都城呢?这是因为他正在考虑如何对付他的子孙最害怕的敌人——匈奴。
　　西汉时期最大的外患,当然是北方的匈奴。当时匈奴南下到了战国末年秦国所筑的长城附近。匈奴白羊王、楼烦王的部落离长安最近的只有七百里,轻骑兵一昼夜就可以杀过来。可见那时的匈奴离关中是多么近。
　　长安处于匈奴的严重威胁之下,可是汉高祖刘邦偏偏就要把首都定在这里。建都长安仅仅两年之后,御驾亲征的刘邦就被匈奴冒顿单于包围在白登山七天七夜,几乎全军覆没。即便如此,刘邦也没有想过迁都,只是筹划着如何消除这个威胁。
　　原因很简单,国都距边境近,安危方面可以观察得很清楚明白,一切威胁都可以立刻感到,这样就能时时地警戒,而不敢有稍微的含糊,就是最醉生梦死的人也必然能领略到居安思危的意义。
　　正因为如此,西汉王朝对于西北外患,从没有一刻放松。到汉武帝的时候,汉军多次长驱朔漠,迫使匈奴一部投降,一部远迁,西域各国纷纷宾服。西汉之所以能积极对外,正是因为国都距离最大的外患近,安危存亡看得格外清楚。
　　
　　贪图安逸与置之死地
　　经过了王莽篡汉和绿林赤眉起义之后,刘秀重定天下,建立东汉,再次面临建都的选择。他选择的是洛阳。虽然建都洛阳减轻了东汉王朝经济方面的负担,但是安逸的结果,就是削弱了为政者的意志。
　　光武帝刘秀的英明有为,在两汉的帝王之中也是相当难得的,可是他所施行的政策,却处处表现出保守的性质。当时西域各国都遣使前来,愿受汉朝的保护,光武帝反不愿意继续前朝的功勋,而下令封闭玉门关,因为光武帝时都城洛阳离西域太远了,就把经营西域的意志,慢慢地消磨净尽了。
　　东汉选择都城西弃长安而东就洛阳,距离西域更远,表明东汉与西汉迥异,西汉主张开拓,东汉则显得保守甚至退缩。这样的例子历史上还有很多。
　　最著名的迁都是明成祖朱棣。明朝虽然是推翻元朝统治之后建立,但是在明朝前期和中期,最大的威胁仍然是北方的蒙古骑兵。因此明成祖朱棣在夺得皇位之后,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为的就是天子戍边,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和调动军队抵御侵略。迁都之后,明成祖就连续三次亲征朔漠。天子戍边的气势以及皇宫和先帝陵寝俱在前线的事实,使朝廷上下在面对危机时更有抵抗的决心。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南京,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大片国土沦陷的局势,除了口头上抗议和找国联诉苦,没有什么切实的抗日之举。直到6年之后的“七七事变”才有了实质性的抵抗行动。这似乎也可以用离得太远、无关痛痒来解释。
　　都城选择在什么地方,对国家的政局影响极大。首都接近最大的敌人,则一切的政策和设施都是积极的、进取的;若迁于经济中心,则一切的政策和设施就自然趋向于消极和退缩。国运的盛衰和国都的选择是不可分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