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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 ,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抗战爆发后 ,投笔从戎,1950年退伍。其后,他赴美国留学,以57岁高龄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成为史学界少见的半路出家的史学家。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不但在学术领域内自成一体 ,更以深厚的历史功底、宏大的视野以及充满魅力的笔调,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倾倒无数读者,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世界》等。尤其《万历十五年》,从上个世纪末风靡至今,形成 “黄仁宇旋风”。
投笔从戎
1918年,黄仁宇出生于湖南长沙。父亲黄震白曾加入同盟会,父亲对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黄仁宇曾经说:“我的历史观来自父亲的影响。” 1936年,成绩优异的黄仁宇获得了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入读机电工程系。但是次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黄仁宇决心从军报国。黄仁宇先担任排长,奉命驻守云南,后随中国远征军开赴印度、缅甸作战。满腔热血,终于得到了报国的机会。
如愿上战场的黄仁宇不但在军事方面有积极的表现,也在此时展现了他的写作才能。黄仁宇一边服役一边撰写了八篇战地报道。随后,黄仁宇被任命为专职的战地观察员。日后,这促成了他的人生轨迹,即从一名职业军人过渡到一名历史学家。而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军人的国家意识,尤其是军人对国家现状的忧虑,对国家制度的思考,也就成为了黄仁宇未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主要课题。
黄仁宇虽然一心报国,但在人际复杂,腐化混乱的军界始终难有发展。1949年初,黄仁宇被任命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副官助手,前往日本。1950年,黄仁宇因受到派系斗争的牵连,而被迫在日本退伍。此时,他已经38岁。 身处日本的黄仁宇,既无法返回大陆,也不愿南渡台湾。最终,他毅然决定赴美留学,抛却前半生,重新开始。
半路出家的历史学家
1952年9月,黄仁宇进入美国密西根大学,主修新闻学专业。在班里,他年纪最长,学习也最刻苦,在两年内顺利取得硕士学位。
但是,毕业对于黄仁宇而言就是失业,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掌握地道的美国英语,也很难在报社规定的时间内迅速写出符合要求的稿件,所以很难在新闻界觅得一份工作。他也曾尝试向出版业发展,一次次的努力却只换来一次次被拒绝的尴尬。
黄仁宇在新闻系就读期间,受系主任影响,对历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新闻界工作难觅,于是干脆改行,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黄仁宇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攻读历程,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明代历史。
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大学的文科没有足够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用在文科方面。所以,大部分文科研究生都要靠业余打工来维持。黄仁宇一边打工,一边专心读书,到1964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46岁,对于很多人而言已经是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但对黄仁宇却还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1967年,黄仁宇受聘于纽普兹大学,成为这所学校里教授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老师。在此期间,黄仁宇先后与被称为“美国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开山鼻祖”的费正清,以及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博士合作,发表一系列具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同时,他还获得了参加《剑桥中国史》明代部分撰写工作的邀请。对学者而言,这是莫大的荣誉。
但是,黄仁宇的事业并非就此一帆风顺。1979年,黄仁宇收到了纽普兹大学的解聘书:“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 8月31日中止。你的教职之所以中止 ,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解聘一事给黄仁宇的身心和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 ”。
黄仁宇内心的苦痛还来自另一个层面。他一直认为自己工作的最有魅力之处,在于找出西方文明是如何打破中国文明 ,让中国分崩离析,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之后,又是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让西方进行与东方相适应的调适。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以一己之力研究西方如何与东方交会,而东方又是如何与西方结合,直到两者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然而这次纽普兹大学却解聘了除美国史、加拿大史、西欧史以外的所有历史教授。校方这种唯西方历史独尊的做法,令黄仁宇痛心不已。
痛失工作的同时,日后成为黄仁宇代表作的《万历十五年》,在出版方面也遇到了困难。商业性的出版社认为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应该交由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本书十分通俗 ,趣味性强,应该交由商业性的出版社出版。两者相互推诿,出版也就一再搁浅。
由于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出版困难重重,黄仁宇迅速将其翻译成中文 ,委托朋友帮忙在中国寻找出版机会。1980年,历经苦难的《万历十五年》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首印2.75万册,很快便销售一空,成为学术界最畅销的图书。专家们也纷纷从内容、理论、写作方法等方面对该书进行探讨,一场“《万历十五年》热”席卷中国。时至今日《,万历十五年》已经重印20次,销售量超过百万册。
自成一体的 “大历史观”
黄仁宇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提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大历史观 ”。
它主要指的是从宏观角度、以大视野的眼光、非人性论的立场和将史料高度压缩的归纳方法,将中国历史放入整个世界史,通过与西方历史的比较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从历史“何以如是”内在因果联系的技术角度来看待历史,而并不是从道德角度来看待历史。
然而,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推广之路却十分坎坷。一名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界,希望得到西方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的认同,无疑是一件会事倍功半的难事。而在华人学术圈内,黄仁宇的学术研究则是受到了他昔日国民党军官身份的株连,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处境十分尴尬。幸而《万历十五年》这本通俗化的明史著作大行于市,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观”才被公众认识和肯定。
黄仁宇的著作能够迅速风靡,主要因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写史风格,用清新俊朗的笔调把严谨的学识和博古通今的历史观熔于一炉,才能够使学术著作变成普通大众的精神美食。
黄仁宇能够有这样的成就,除了和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之外,他早年的个人经历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黄仁宇是中国知名历史学家中,惟一一个在进入大学专修历史学之前有过漫长非学院的、底层的生活经验的人。而在进入大学之后,他并没有把之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时做过步兵参谋,曾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看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荒僻,如何的落后都有关系。
2000年1月8日,黄仁宇和夫人驾车到电影院看电影。在去往电影院的路上,他和妻子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以死而无憾。”
刚到电影院,黄仁宇便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82岁,也为他的传奇一生画上了句号。
投笔从戎
1918年,黄仁宇出生于湖南长沙。父亲黄震白曾加入同盟会,父亲对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黄仁宇曾经说:“我的历史观来自父亲的影响。” 1936年,成绩优异的黄仁宇获得了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入读机电工程系。但是次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难当头,黄仁宇决心从军报国。黄仁宇先担任排长,奉命驻守云南,后随中国远征军开赴印度、缅甸作战。满腔热血,终于得到了报国的机会。
如愿上战场的黄仁宇不但在军事方面有积极的表现,也在此时展现了他的写作才能。黄仁宇一边服役一边撰写了八篇战地报道。随后,黄仁宇被任命为专职的战地观察员。日后,这促成了他的人生轨迹,即从一名职业军人过渡到一名历史学家。而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军人的国家意识,尤其是军人对国家现状的忧虑,对国家制度的思考,也就成为了黄仁宇未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主要课题。
黄仁宇虽然一心报国,但在人际复杂,腐化混乱的军界始终难有发展。1949年初,黄仁宇被任命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副官助手,前往日本。1950年,黄仁宇因受到派系斗争的牵连,而被迫在日本退伍。此时,他已经38岁。 身处日本的黄仁宇,既无法返回大陆,也不愿南渡台湾。最终,他毅然决定赴美留学,抛却前半生,重新开始。
半路出家的历史学家
1952年9月,黄仁宇进入美国密西根大学,主修新闻学专业。在班里,他年纪最长,学习也最刻苦,在两年内顺利取得硕士学位。
但是,毕业对于黄仁宇而言就是失业,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掌握地道的美国英语,也很难在报社规定的时间内迅速写出符合要求的稿件,所以很难在新闻界觅得一份工作。他也曾尝试向出版业发展,一次次的努力却只换来一次次被拒绝的尴尬。
黄仁宇在新闻系就读期间,受系主任影响,对历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新闻界工作难觅,于是干脆改行,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黄仁宇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攻读历程,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明代历史。
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大学的文科没有足够重视,政府研究津贴很少用在文科方面。所以,大部分文科研究生都要靠业余打工来维持。黄仁宇一边打工,一边专心读书,到1964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46岁,对于很多人而言已经是学术生涯的黄金时期,但对黄仁宇却还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1967年,黄仁宇受聘于纽普兹大学,成为这所学校里教授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老师。在此期间,黄仁宇先后与被称为“美国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开山鼻祖”的费正清,以及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博士合作,发表一系列具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在学术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同时,他还获得了参加《剑桥中国史》明代部分撰写工作的邀请。对学者而言,这是莫大的荣誉。
但是,黄仁宇的事业并非就此一帆风顺。1979年,黄仁宇收到了纽普兹大学的解聘书:“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 8月31日中止。你的教职之所以中止 ,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解聘一事给黄仁宇的身心和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 ”。
黄仁宇内心的苦痛还来自另一个层面。他一直认为自己工作的最有魅力之处,在于找出西方文明是如何打破中国文明 ,让中国分崩离析,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之后,又是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让西方进行与东方相适应的调适。他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以一己之力研究西方如何与东方交会,而东方又是如何与西方结合,直到两者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然而这次纽普兹大学却解聘了除美国史、加拿大史、西欧史以外的所有历史教授。校方这种唯西方历史独尊的做法,令黄仁宇痛心不已。
痛失工作的同时,日后成为黄仁宇代表作的《万历十五年》,在出版方面也遇到了困难。商业性的出版社认为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应该交由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本书十分通俗 ,趣味性强,应该交由商业性的出版社出版。两者相互推诿,出版也就一再搁浅。
由于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出版困难重重,黄仁宇迅速将其翻译成中文 ,委托朋友帮忙在中国寻找出版机会。1980年,历经苦难的《万历十五年》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首印2.75万册,很快便销售一空,成为学术界最畅销的图书。专家们也纷纷从内容、理论、写作方法等方面对该书进行探讨,一场“《万历十五年》热”席卷中国。时至今日《,万历十五年》已经重印20次,销售量超过百万册。
自成一体的 “大历史观”
黄仁宇在多年的学术研究中,提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大历史观 ”。
它主要指的是从宏观角度、以大视野的眼光、非人性论的立场和将史料高度压缩的归纳方法,将中国历史放入整个世界史,通过与西方历史的比较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从历史“何以如是”内在因果联系的技术角度来看待历史,而并不是从道德角度来看待历史。
然而,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推广之路却十分坎坷。一名华裔学者在西方学术界,希望得到西方学者对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的认同,无疑是一件会事倍功半的难事。而在华人学术圈内,黄仁宇的学术研究则是受到了他昔日国民党军官身份的株连,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处境十分尴尬。幸而《万历十五年》这本通俗化的明史著作大行于市,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观”才被公众认识和肯定。
黄仁宇的著作能够迅速风靡,主要因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写史风格,用清新俊朗的笔调把严谨的学识和博古通今的历史观熔于一炉,才能够使学术著作变成普通大众的精神美食。
黄仁宇能够有这样的成就,除了和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之外,他早年的个人经历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黄仁宇是中国知名历史学家中,惟一一个在进入大学专修历史学之前有过漫长非学院的、底层的生活经验的人。而在进入大学之后,他并没有把之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时做过步兵参谋,曾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看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荒僻,如何的落后都有关系。
2000年1月8日,黄仁宇和夫人驾车到电影院看电影。在去往电影院的路上,他和妻子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以死而无憾。”
刚到电影院,黄仁宇便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82岁,也为他的传奇一生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