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作为一门市民艺术，它的复兴更多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又重新出现了市民社会。
　　
　　采访郭德纲的地点在前门大栅栏的一家戏园子。三九寒天的，戏园子里没有暖气，我问郭德纲，那么冷的戏园子，你却满头淌汗，是不是舞台上温度高？他说哪能啊，你上后台看看，都裹着大衣呢！他说演出的时候浑身上下都绷着劲，连十个脚趾头都抠着地，能不冒汗吗？他这话我信，舞台上与舞台下的郭德纲，精气神就是不一样。舞台下的郭德纲，整个儿一个时尚青年，还不断用手机发短信，时不时抬头冲你一笑，笑时脸颊上露一对大酒窝，在我看来还挂着点大孩子气，但绝对没有那种大腕笑星老于世故或刻意幽默的表情。台上的郭德纲可就不一样了。穿着没了脚的长袍，踱着方步，言语得体，声音浑厚磁实，小眼睛眨巴眨巴，却精光四射，肢体语言绝不滥用，一招一式有模有样，个小神伟，精气逼人，隐隐然有大宗师气象。
　　谈到相声的处境，郭德纲认为拯救相声的办法就是让相声回归剧场，和观众直接交流，让相声演员回到观众中来。相声创作也不要分什么歌颂相声和批评相声。相声演员要多学传统段子，郭德纲自己就会四五百个段子。“最重要的”，郭德纲强调说，“相声演员要热爱相声。不能指望着靠相声发财，靠相声沽名钓誉。我在多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想过要丢弃相声，在别的地方挣了钱，想到的还是要补贴相声。”
　　我那天问他一个问题：“相声的黄金岁月是哪一段？”他想了想，说：“民国。”我问为什么？他笑了笑，没回答，反问我：“您说为什么？”我说，首先那年月的相声演员都在天桥撂摊子，在茶园和戏园子里说相声。相声本来就产生于市民社会，是最最平民化的艺术。相声演员必须成天混在市民当中，知晓市民的心理、生活习性和性格。相声不管从哪里取材，它最后都要回到为市民取乐这个根本点上来。相声歌颂不了英雄，相声也不能揭批坏蛋，相声就是适合说些个小市民、小人物的故事，把他们身上那些无伤大雅的人性的弱点抖落抖落，却又不至于伤了台下观众的自尊心。好的相声段子都脱不了这个“俗”。可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们人为地通过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从城市中消灭了市民阶层，人都被圈到单位，成了公家人。公家人神圣得很，不再是相声里的人物，也不再有什么人性的弱点。要不就是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要不就是落后的反动的封资修思想，对前者要歌颂，对后者要批判，于是就有了歌颂相声和批判相声。相声极力想摆脱市民气，极力想脱“俗”，极力想挤进先进、高雅的艺术行列，极力想成为一个一个中心任务的便捷工具，相声当然就越来越不好玩了。还有，相声演员也都成了公家人，说相声也就成了说公家话，公家话有专门的人写，专门的人审查，相声演员背就是了，哪有什么见机行事、临场转圜、急中生智的事啊。幽默艺术所需要的自由无羁的心境荡然无存。说实话，相声能延续到今天，已经是幸运了。
　　郭德纲听我把这一大段说完，表情已经很凝重了。我又说，其实你郭德纲今天的红火，固然有你郭德纲的才华和努力，但更多的是我们这个国家又重新出现了市民社会，相声作为一门市民艺术所必需的那些社会条件正在恢复。
　　上午九点半结束演出，结果在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返场谢幕二十多次，加演至晚十一点半。中国相声的复兴，就是这样从一位传奇人物的故事和传奇性的演出场面开始的。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还有这些观众，都已载入中国相声的史册。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段是由一群真正热爱相声的人书写的。